巴金的家范文最新8篇
巴金的家 篇1
关键词：巴金；《家》；爱情观；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7-0019-01
一、“叛徒”的呐喊与宣言：巴金“现代爱情观”告白
“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幼年时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他的替代物”，任何艺术作品都是作家对最近诱发事件和旧事的追忆，更是作家一定时空范围理想的书写。社会生活是文学创造的客体和唯一源泉，基于此，《家》中高氏三兄弟的爱情故事诠释了巴金对现代爱情的价值诉求。巴金是历史转型期的“产儿”，他谈到他那一代人当时的理想即是：“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巴金一生高举反封建的大旗，作为“21世纪的良心”，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必然会在其作品得以呈现。巴金一方面否认自己的小说是自传的，人物也不是生活中的原型，而是对生活的艺术加工。但他又认为“伟大的作品实质上是自传性的，想象的工作只在修剪，弥补，调和和转换已有的材料以解释人生的某一方面”。《家》中的场面是他生活过的，人是他熟悉的。他的所爱所恨在这部作品中宣泄出来，他的自由平等爱情观也必然在作品中得以诠释，成为历史转型期巴金甚至是一代人的爱情宣言书和记忆册。
二、“我要做一个人”：“爱情主体性”的诉求
“我是一个人”“我要做一个人！”这是作者对“家”的控诉和对自我“作为一个人”独立价值的诉求，处在时代转型的特定历史现场，新旧思想的正面交锋必然引发作者对“新”的诉求及实践，但基于历史的局限及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根深蒂固，作者对“理想”的探求被染上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探求”本身的意义俨然超越时代本身具备“引领者”的价值。巴金身处在一个民族的苏醒期，一部历史的转型期，高家兄弟开始上新学堂，每日如饥似渴的读着进步书刊。“我是人不是愚人”的口号激励着他们前进。以觉慧为首的青年一代知道路在何方，他们同封建势力对抗着，属于时代的新思想和属于旧传统的潜意识在交战，新的体系和旧的伦理观念在冲突，勇气和胆怯在较量，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呐喊，自由与平等在被向往。
三、独立爱情价值诉求：“现代爱情观”的造构
封建等级观念虽不容动的，但勇敢的青年男女却敢于去撼动。鸣凤是高家的婢女，从主人那学会读书识字，学会平等观念。觉慧是高家的少爷，他学新观念，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参加创办报刊，对家的礼教有极大的敌势。这样的两个人相爱了，他们的爱情为那个时代所不容，而巴金的笔下他们相爱了，他们的爱触动了作者爱的情弦，作者为他们的爱高歌。
觉慧倡导个性解放，追求人生独立之品格。他对鸣凤的爱是真诚的，而鸣凤更加珍惜觉慧对她的爱。鸣凤在她自由的时间里“也取下面具，打开自己的内心，看自己的灵魂一隅” 。她深深爱上她的少爷，她的少爷也爱他。觉慧常把家比作沙漠，在家他只会寂寞，只有想到鸣凤他才会安慰。当高老太爷要把她嫁给冯乐山当姨太太时，她向太太求情，无果。她想到向她的爱人觉慧求救，此时觉慧每天忙着创办刊物写文章而无暇顾及鸣凤，看到鸣凤迟迟不走时，他吻了鸣凤。鸣凤更坚定了自己对爱情的忠贞，以致离开了他的房间走向冰冷的湖水，她珍惜纯真的爱情，宁愿牺牲也不拖累觉慧所做的事业。鸣凤以投湖拒绝了世界对她人格的侮辱，她相信觉慧给她的是纯洁、崇高而伟大的爱。她不愿她的爱情受到污染，为了爱她可以献身，对爱情的忠贞和牺牲精神让男子为她赞扬。巴金笔下的琴是一位觉醒最早思想最成熟的女性形象，但这并不表示她的爱情会一帆风顺，他的外公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要棒打鸳鸯，然而他不知道他的孙子和外孙女的反抗精神有多强。琴受新思想的影响，从梅身上看到自己不抗争的恶果，她时常问封建礼教这条路上浸泡了多少女子的血与泪，她要求男女同校，顺应时代潮流剪头发，她时常呐喊“至少我要努力做个人”，巴金借许倩如之口热情的赞许道：“跟着时代走的人最终会得到报酬”。巴金因而把琴与觉民的爱情生活描写得那样天真开朗：那湖畔和歌的畅快，那月夜的纯洁，那患难相助的坚贞，那被爱所美化了的“理想的大目标”。
琴和觉民的爱情使巴金独立自主爱情观得到建构和完善，在他们的身上看到时代转型语境下年轻一代的希望，封建礼教不可能战胜时代的呼声，动荡时局下自由平等爱情的彰显正是巴金作为反封建的青年所向往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残余婚姻受到挑战，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爱情诉求正在被构建和重塑。
参考文献：
巴金的家 篇2
关键词：《寒夜》；婆媳矛盾；特殊性；后期创作；意义
婆媳关系作为一个敏感话题，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它惟妙惟肖的展示。例如远至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近至现代文学中的《疯妇》、《这也是一个人》等。我认为，巴金四十年代创作的《寒夜》中表现的婆媳关系，以其复杂的人性以及丰富的内涵体现出巴金笔下婆媳关系的特殊性，使之与《疯妇》、乃至其早期作品《家》等文本区分开来。《寒夜》文本内涵的丰富性背后，是巴金后期创作特色的展现，展现了巴金后期创作的重要意义。本文将对此予以分析和阐释。
（一）巴金对传统文化的再思考
三十年代，巴金满怀青年人的激情，创作出其前期代表作《家》。《家》也成为反封建传统思想的一面利器，直逼封建传统文化。在《家》这部作品中，巴金以新旧文化为标准，把高家分化成两大阵营。其中一阵营以高老太爷为代表，另一阵营以青年人觉慧、觉民为代表。两大阵营分别持不同文化观念，从而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巴金用青年人的婚姻、爱情悲剧痛斥传统文化的落后与愚昧，热情地赞颂了觉慧等青年人的活力与先进，批判了高老太爷家长制的黑暗与落后。
然而到了四十年代，巴金创作出其后期代表作《寒夜》。《寒夜》文本通过汪母与曾树生也表现出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但巴金的笔墨中少了一些批判，多了一些思考。汪母与曾树生的形象不能再因新旧文化为标准而划分孰是孰非。汪母作为传统文化观念的践行者，她勤劳、简朴、爱子孙、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这是其感人之处；曾树生作为追求个人幸福的新女性，她追求个人幸福，少了对孩子、婆婆、丈夫的关爱与责任，这是其不足之处。通过《寒夜》中的婆媳形象及其关系，巴金更深地探究了新旧文化的内涵。较之早期作品中对家长制批判的偏激，巴金多了一些对传统文化的深思。
（二）巴金对文学创作的再思考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思潮影响下，许多作家用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做反封建战士。例如《疯妇》、《这也是一个人》等作品。在《这也是一个人》中，作者冷峻而真实地写出“伊”在旧家庭中的真实处境——娘家为了少口人浪费粮食，便把她嫁出去了。到了婆家，伊不被当人看，婆婆、丈夫把她“抵得半条耕牛”使唤，并随意打骂她。后来伊偷跑到城里做佣妇，又被夫家强行追回。丈夫死后，伊被卖了钱做丈夫的殓资，作者对伊的评价是：“伊是一条牛，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作者写出愚昧落后的封建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与不公平，写尽女性悲惨命运，以此达到批判封建思想的目的。
对于巴金，他的《家》固然带给读者许多感动，但其概念化、理论化的创作特征依然带给它无法抹去的痕迹。《家》等这类作品是巴金为发泄其内心情感，表达自身信仰所作，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偏激性。
巴金早期创作与于其信仰有很大关系。巴金早期信奉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对于作为社会革命家的莆甘是奋斗的理想，对于作为小说家的巴金则是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核心”①。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反映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封建制度剥削压迫的反抗。正是因为信仰的力量，巴金充满着使命感，而这种使命感使他时刻保持一种亢奋状态。他的作品多有情感宣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创造人物来发泄我的感情，解决我的问题，暴露我的灵魂”②。然而这种宣泄缺乏理性的思辨。“巴金经常在献身生活与献身文学创作之间挣扎、苦斗，而斗争的结果又往往以牺牲文学创作作结束。”③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五四思潮与巴金信奉的无政府主义不同，但巴金早期作品与《疯妇》、《这也是一个人》等文本有着相似性，因为二者都是在某一思潮、信仰下进行的创作，带有强烈的个人性、偏激性。
总之，巴金四十年代更加深入生活，再现社会普通人物的生活、思想，写出他们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而非概念性地划分人物好坏、理念化地描写现实生活，《寒夜》写出汪母与曾树生婆媳二人形象的丰富，从而深入探讨人性的复杂，而且文笔中露出深邃与厚重，展现了巴金文学创作的成熟。并且，由于《寒夜》的出版，巴金在抗战一结束便遭到文艺界一些左派先锋的批判。但这也标志着巴金退去浮躁的灵魂，沉入文学的深处。反映出他对生活、对文学创作的再思考。
参考文献：
[1] 万树平。《巴金新世纪的阐释》.《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无政府主义与巴金的研究》[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324
[2] 巴金。《 作者的自白》.巴金研究资料[C].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89.
[3] 李方平。《试论巴金艺术的得与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1990-01.129
巴金的家 篇3
关键词 巴金 《家》 叙事特征 艺术特色
巴金是我国二十世纪当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创作生涯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他发表第一篇文章《灭亡》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家》是巴金众多作品中的代表作，是一部控诉封建制度的作品，这不仅是巴金在文学道路上的所树立的第一块丰碑，更是一部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小说的叙事模式比巴金其他前期作品更具有鲜明的特征，突出再现，写实。无论是叙事时间、叙事结构还是叙事技巧，都是值得深入研究。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无论主题内容有多深刻，小说艺术有多高妙，都是需要用叙事来实现这主题艺术。《家》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以一个家族的兴衰历史来帆影社会时代的发展，以小见大。庭院深深的家，藏着历史的真相，家是历史的特写镜头，历史是家的广角镜头。
一、叙事时间
中国现代小说在叙事上一般都是采用连贯叙述，交错叙述或者是倒装叙述，巴金前后期的小说在叙事时间上都有着不同的变化，而前期小说《家》是采用的连贯叙述。巴金都是按照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展开故事情节，整个小说的叙事时间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两年时间，也就是1920年和1921年，并且在小说里有明显地时间提示。例如，“过了两年，五四运动发生了”，“暑假来了”，“旧历新年快来了”等等。《家》中情节的展开以及故事的线索都是以高家这个濒临溃败的家族的兴衰以及人物的生死为顺序的，作者在叙述这些人物的时候，将他们的身世个性以及历史现实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展现在读者面前，将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串联在一块，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始有终，高老太爷和觉慧就是代表。
二、叙事结构
小说叙事结构中人物、情节、背景十分重要，这三者在小说文本中互相影响渗透。背景也就是人物所处的环境，这背景可以是用来表现对人物的隐喻和转喻，环境会影响人物的性格，所以每一本小说里都会有一个特定的环境，进而开展故事描述。巴金作品中的背景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而改编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家》是写的五四运动之后的两年时间，也就是1920年和1921年，这都是一作者亲身经历作为创作原型的。《家》完成于1933年，要比故事发生的年代玩得多，这足以说明巴金小说的创作离不开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
至于小说情节，《家》的小说情节是复杂多变，它描述的是在五四浪潮席卷全国，波及到封闭内地四川成都的时候，描述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地主家族高公馆的没落与衰败，写出的是一部封建制度溃败的历史，作者是要将这过去十多年间所发生的真实画面展现给读者，让广大读者了解封建制度的危害。整个故事情节并不是以某一个事件开始慢慢展开的，而是在叙述高公馆里发生的一切生活场景。高氏外表是一个书香世家，是豪门，可是这只不过是用来遮住家族内部相互倾轧、明争暗斗以及腐朽龌龊的帷幕。为了维护这个一封建制度为支柱可是又面临溃败的家族，以高老太爷和高克明为代表的卫道者，一直都在竭力奉持礼教和家训，以牺牲青年来压制新事物，小说中梅雨觉新重逢可是却被高老太爷破坏，最终梅悒郁致死，鸣凤投湖悲剧，瑞珏惨痛命运，婉儿被逼出嫁，这些故事情节是错综复杂，往往还加上了一些小波澜和一些较小的情节主线，例如觉新、觉民和觉慧都经历爱情的挫折。这些情节都是彼此关联，在不断重复加深家族内的矛盾，最后将故事推向高潮。
在人物方面是性格鲜明。《家》是巴金用来批判封建社会宗法制的武器，小说中觉慧富有朝气，巴金把他作为批判封建的人，用第三代觉慧的视角来对书中其他人物进行描述以及评价，借助他的思想来表达出自己对社会的看法。所以，觉慧是整个小说中描述最多的人物，是小说的中心，作者希望觉慧的思考能够带给读者启发。小说中另外一个第三代代表觉新，笔墨也挺多，他不是作者想要表扬的人，可是觉新悲剧的一生却是对封建社会对有利的批判证据。可以说觉新是《家》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一个人物，觉新是巴金一自己辞世的大哥作为原型，在自己行间都有着对这个人物的感情，是对亲人的深切痛惜，觉新有其懦弱，对他是怒其不争，可是却受很多读者的关注，是家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家》中第三个重要人物形象就是高老太爷，他是具体形象的封建宗法制代表，这个人物是在小说开篇就被定为否定角色，高老太爷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可憎专制独裁的家庭暴君，是封建阶级的典型代表。为了能够进一步突出高老太爷的恶，达到对封建制度批判的效果，作者并没有具体揭示人物的复杂个性，而是把他归为一类。经过这样的人物塑造，《家》达到了批判封建制度的目的。
三、叙事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巴金的文学作品，都是巴金思想感情物化的表现，他把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等写作方法都结合到一起，运用多种方法来丰富叙事，让叙事不在生硬，在作者联合运用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的时候还将梦境、幻觉、回忆交叉在小说叙事中，将作品的感染力提升，人物形象也更加丰富。尤其是在叙述鸣凤之死的情节中，将梦境穿插在继续议论中，用梦境和幻觉将人物的心理与叙事进行自然的结合，从而表达出任务内心的情感。
巴金的小说都是充满着生活激情，是他表达对社会见解的一个重要渠道，作品充满浓厚的感情色彩，字里行间都有着主观表述。巴金的作品，语言都是简洁、生动、流畅、奔放，虽然会有点缺少锤炼，可是整体上却有着一股强大的冲击力，能够用这平白的语言打动读者的心，每一部作品不仅能够展示最基本的故事情节，还能够释放者强烈情绪，这在《家》中觉慧的身上就有具体表现。在每一部作品中，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都能够带着浓烈的情感，这让读者在感慨人物命运的同时又能够与作者一起体味人生的喜怒哀乐，作品爆发出清冽的情感力量。不过作者并没有经过正规的写作训练，再加上《家》是巴金早期的作品，所以叙事语言有着明显的不足，同时还受到西方一些文学作品的影响，小说叙事语言带有一定的欧化色彩。
《家》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庭从繁荣走向没落的全过程，用每个人的生活描绘出一幅社会图画。《家》并不是现代版的《红楼梦》，虽然两部作品都有揭示出封建支付的腐朽，可是巴金的《家》更加先进，他葬送了年轻人的反抗斗争精神，他将自己的理想和社会的黑暗与小说相结合，让《家》能够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巨作，不朽之作。虽然巴金的作品在五四作家中不是最好的，作品直白，煽情成分太高，可是他却敏锐的把握住了社会的焦点，巴金在文坛的地位也就因此造就。对于巴金的作品，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去感受这字里行间所营造的浓郁的历史氛围，以及人心世事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么一个急需思想指导和精神慰藉的年代。
四、结束语
巴金作品叙事的精妙所造就是它能够将人物的很细微的表情动态描绘出来，并且在这些描述中揭露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品叙事的语言平稳自然，过程中没有突兀的转换，并且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巴金这部《家》，为之后的家族小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巴金的家族小说是揭示封建制度的腐朽，在他那个是到起到了反封建的功能，在如今这个新时代仍然有着巨大的意义，为现代读者提供了审美价值观念的参考，《家》、《春》、《秋》所组成《激流三部曲》，是现代文学史上绚丽的花束。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王金柱。语言艺术大师巴金[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3]刘复生。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巴金卷）[M].蓝天出版社，2003.
[4]杨红霞。巴金前后期小说叙事模式的变化――以《家》和《寒夜》为例[J].青年文学家，2012（10）.
[5]肖明翰著。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1.
巴金的家 篇4
关键词： 觉慧 思想性格 矛盾性
巴金的《家》是一部思想相当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品通过以觉慧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与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腐朽势力的激烈斗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家庭制度的腐败与黑暗，控诉和揭露了大家族与旧礼教、旧道德的罪恶与吃人本质，并且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时《家》中还以极大的激情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以及他们与罪恶的封建家庭的决裂。其中高家三少爷“觉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开朗进步的新青年，有着大哥觉新的聪明和软弱，也有着二哥觉民的激情和冷静。在死气沉沉、乌云密布的高家，他如一道耀眼的光芒。他是一个幼稚单纯的叛逆者，更是一个情窦初开、向往美好爱情的理想主义者。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社会的局限性，他的思想性格有着极其强烈的矛盾性。
一、爱的矛盾性
一提起觉慧，相信所有读过《家》的人都会刻骨铭心地记得他和美丽善良的鸣凤之间的纯真浪漫的爱情，这段爱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觉慧的反叛。美好的爱情既是觉慧在这个毫无希望的家庭中唯一的留恋，又是造就他终生痛苦和遗憾的根本原因。他，一个风度翩翩的少爷，生活在一个腐朽糜烂，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勾心斗角，没有温暖、没有爱、没有人情味的封建大家庭中，只有像鸣凤这样美丽、纯洁、善良的丫环才能让他的精神感到有所寄托，他认为鸣凤和他的地位是平等的、一样的，所以这个年轻的三少爷在高家梅园里第一次慷慨激昂地对鸣凤作出了爱的表白，那些表白是那样的振奋人心，仿佛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令受惯了别人歧视的鸣凤燃起了生命的希望，对生活有了新的向往。因而，鸣凤爱得是那么的无怨无悔、不求回报。觉慧呢，爱是真的，反抗也是真的，却还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所爱。
“然而，他一旦走到外面进入到新的环境，跟新朋友接触，他的眼界就放宽了。他觉得在他的面前还有一个广大的世界，在那里他的青春的热血可以找到发泄的地方，在那里才有值得他献身的工作”。他对新生活、新社会的追求是真诚和热烈的，甚至超越了对一个美丽善良少女的爱，然而这只是暂时的。他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的确是忘记了鸣凤，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又不能不想她，不能不因思念她而感到苦恼，“而这种思想在他的脑子里战斗，或者可以说是社会和鸣凤的战斗。鸣凤是孤立的、无助的，而且还有整个礼教和高家全体家族做他的敌人。所以在他脑子里的战斗中，鸣凤完全失败了”。从思想深处看，他摆脱不了阶级的意识，向封建礼教、封建家族表现了自己的软弱。虽然他以一个少爷的身份去爱一个丫头，并发誓要把她从悲惨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但是他对于这样的爱情仍有所顾忌，即使在他爱得最热烈的时候，他仍时时感到这只是一种空想、白日梦，感到横在他们之间的鸿沟太深，阻力太大，凭他的力量根本无法跨越，更何况他从未彻底消除等级观念，对来自势力的阻力，从一开始就感到犹豫和胆怯，所以他注定要把鸣凤放弃。并且有两样东西在背后支持他的这个，那就是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听说鸣凤要送给冯乐山做小老婆时，经过一番激动之后，便很快就平静下来，第二天照常上自己的课，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也就是说他要把鸣凤给放弃了。似乎为了这两样东西，就可以把爱情牺牲，就可以把把诺言抛弃，把心里只有他的可爱少女推到绝路上去。他明明知道封建老朽冯乐山夺走了他的心爱的人，却处之泰然，还谈什么献身热诚和自尊心？这是自欺欺人，这是思想上的矛盾。实际上他畏惧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追求实在是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眼前的对手太强大了，所以不得不退却让步，而且上面的借口只是为自己掩饰，这种内在的软弱也是他的不成熟和幼稚的表现。觉慧自己当然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他得知鸣凤投湖自尽的消息后，简直是痛不欲生，在极度的悲痛中终于良心发现，丢掉了一切掩饰，痛悔自己把她抛弃了。
二、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觉慧的这种性格也是他憎恨科举制度的思想基础。在童年时代觉慧就常常躺在马房里或轿夫的床上听轿夫讲故事，他常常梦想将来长大以后做一个劫富济贫的剑客，没有一个家庭，一个人，一把剑，到处漂泊。这种与下人的接触，无形中打破了主仆之间森然的阶级界限，沟通了他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他给予鸣凤纯洁的爱情，他无视戒备森严的封建家规，大胆地向鸣凤提出要她做他的三少奶奶的想法。他对鸣凤说：“我想起你，总觉得很惭愧，我一天过得舒舒服服，你却在我家里受苦！”他认为自己跟鸣凤是一样的人，如果永远让鸣凤做自己的丫头那就是欺负她。事实上，他不仅仅对鸣凤一个人有深厚的感情，他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他从不呵斥打骂他的仆人，他追求的是丰实、充实的人道主义生命。
虽然他身为富贵少爷，他本来可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出门坐轿，但是他骨子里所具备的平等博爱自由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从来不坐轿子，认为“底下人”和主人一样应该受到平等的待遇。这充分体现了觉慧对人性的呼唤，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先进的英雄人物，具有强烈的同情心，是高公馆这个封建黑暗王国中的一颗明星。
觉慧的进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他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参加学生运动被祖父留家之后，在祖父的震慑下，在哥哥无抵抗主义的劝说下，他似乎也认为“没什么好处的事不必费力去做”。在万家欢庆的大年之夜，小孩的哭声引起了他感情的冲动，他施舍两个半银币给冻饿中的小孩。当然这些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施舍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觉慧施舍后“好像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一样”，连忙逃进家里，自己对自己说：“你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把世界的面貌改变吗？你以为你这样做就可以使哪个小孩一生忘掉冻饿吗？你，你这个伪善的人道主义者，你是多么愚蠢啊！”觉慧为什么要在施舍别人后而仓皇逃掉，因为他怕看见别人嘲笑的面孔，说他是个伪人道主义者，说他的行为不仅是一种可笑的逃避，更有思想上的迂腐和局限，他并没有深思何以导致这令人生怜的一幕，他看见觉新这般人面前横着深渊，却无法挽救。我们可以看到，觉慧正在摸索使穷人翻身解放的道路，然而，他当时还没有明确这条道路在哪里。所以，在痛苦的思索下，只以“世界这般大，只好自己就行了”的思想来安慰自己，这是他人道主义思想深处的狭隘性和社会局限性。
三、反封建的不彻底性
觉慧是受“五四”思想冲击的新生的、民主力量的代表，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是投进高家这个死气沉沉大家庭的一颗火种。大胆、幼稚是觉慧性格的主要特征。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封建家长压制青年，主张年轻人应该主宰自己的命运；反对大哥的作揖哲学，鄙视克安、无定荒淫无耻的生活，追求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反对封建迷信，反对把瑞珏搬到城外分娩；同情下层人，主张人格平等，爱仆人鸣凤。他最后离家出走揭示了他反抗的坚定性，他是一个反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
觉慧虽然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中，但是他憎恨封建的等级制度，厌恶封建家庭，他要求作为一个人就应该有自己的命运。在那没有自由没有活力的封建家庭中，他想到那时沙漠，是一个“狭的笼”，因此，他宣誓“要做一个旧礼教的叛徒”。因此，他参加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参加罢课、散发传单、创办刊物等，反对军阀的斗争。祖父知道后，对他严厉斥责，并下令他禁闭在家，不许他出去活动，他便诅咒“家，什么家！不过是个狭的笼！这种生活就跟关在监牢里当囚犯一样。简直就是浪费青春，浪费生命！”
高老太爷把他关在家里，让他读一本线装书《刘芷唐先生教奉戒淫线训》，他在日记上写道：“我把它拿在手里翻了几页，全篇的话不过教人怎样作一个奴隶罢了。说来说去总是‘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以及‘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类的话。我愈看愈气，后来忍不住就把这本薄薄的线装书撕破了，我想撕掉一本也可以少害几个人。”他敢于把封建家庭的“圣书”撕毁，这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他对封建婚姻制度深恶痛绝，认为这种制度是在强迫青年人“为了现实可以改变的环境，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这样的牺牲“不过把旧家庭的寿命多延长几时罢了”，他认为梅可以重新再嫁，这连梅自己都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到。他坚决支持觉民逃婚，并且喊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如果现在还有牺牲的必要，那么就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他痛恨旧制度，他幻想有一天他的双手变大，能够把旧制度像捏碎花瓣一样毁掉，那是多么的痛快。他向旧制度的统治者宣告：“等着看吧，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而在高家这个高深莫测的封建大家庭，觉慧的祖父高老太爷却扮演着这个封建大家庭的专制君主，他是高公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命令，全家上下没一个人敢顶撞他，祖父与觉慧在政治思想上是根本对立的。因此，觉慧感到祖父对自己不是慈爱，而是沉重的压迫，使他时刻都想进行反抗。但觉慧本身就不是一个反封建战士，他的性格中有很多复杂矛盾的因素，尽管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祖父尖锐对立，毫不让步，坚持斗争，但是在高老太爷垂危之际，觉慧一反常态对高老太爷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同情和怜悯，只见他“不顾一切的跪到祖父面前，摇着祖父的手，大声叫着‘爷爷！爷爷’!”他深深地惋惜他和爷爷“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开了”。这表明觉慧对这个封建顽固派，这个平时被他视为“敌人”的人物在感情上还难以割舍，甚至还抱有某种幻想，这也是他反封建不彻底的表现。
四、性格的矛盾性
“五四”新思潮给了觉慧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这使他逐渐认清了封建家庭的黑暗、腐朽与罪恶。他是高家大院所有人当中最清醒的一个，他第一个看出了封建家庭必然崩溃的趋势，并且渴望它尽早瓦解，于是在家庭反封建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最前列。尤其可贵的是他蔑视以高老太爷为首的专制家长的权威，并针锋相对地与他们进行斗争。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热心办刊物，宣传进步思想，支持觉民抗婚，反对长辈的迷信行为，他劝说觉新为嫂嫂的生命安全而斗争……他是一个“大胆”的反封建的猛士，他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新鲜的空气。
但是，觉慧性格中除了有大胆叛逆的一面，还存在着单纯幼稚的一面。他的身上还存在着他出生的那个家庭和阶级的思想印记，他与鸣凤相爱是真诚的，但又常常处于矛盾中，下不了决心。他抱怨鸣凤只是一个丫头，不是出生在一个名门世家，当得知鸣凤要被送给冯乐山做小老婆后，决定放弃鸣凤，最后在不知道未来的路的情况下，就冲动地离家出走。这表现了觉慧单纯幼稚的一面。
在阶级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既有阶级性的一面，又有非阶级性的一面，即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既有阶级性，又有人类真性，这两方面对立统一地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完全脱离共同人性的阶级性是不可能有的。当时高老太爷已经看清，自己最宠信的儿子克安、克定们竟是一个个腐化堕落的浪子，眼看他的“长宜子孙”的美好理想已成为泡影。此时此刻，这个高公馆的绝对权威也不免有一种谁也不理解他，谁也不亲他，谁也不真正听命于他的幻灭之感。于是，他对觉民的婚事妥协了，对觉慧开始有了一点温存和慈爱。这时，他们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出现了缓和，在这种不损害双方利益的情况下，他们祖孙之间那种潜在的人类共同的情感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觉慧在叛逆的性格下，对祖父也是心怀关心，可见觉慧有着双重的矛盾性格。
总之，觉慧表现在行动上的犹豫和不果断，表现在亲情上同封建家庭的藕断丝连和理不清的情思，都表现了他简单、大胆、幼稚、不成熟的矛盾思想性格。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巴金的家 篇5
关键词：《家》 爱情模式 文化原型 意义
一、引言
长篇小说《家》是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为一部典型的家族小说充满了青春色彩和激情，传达出在新旧文化转型期“父”与“子”、“传统”与“现代”的种种矛盾和纠结，体现出强烈的反叛意识和抗争精神。在对家族悲欢离合的历史叙述中，高家三兄弟的爱情叙事显得分外动人，它们代表不同爱情模式，呈现不同的爱情景观，也承载特殊的文本意义，隐含着深层创作动机和叙事意图。
二、爱情模式之一：古典爱情婚姻悲剧的再现
在古典爱情婚姻故事中，模式结局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式爱情婚姻喜剧，另一种是“有情人不成眷属”的“好梦难圆”式爱情婚姻悲剧，它们透露出人类社会对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普遍的美好期待与渴望。古典的爱情婚姻悲剧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与《牛郎织女》等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悲剧经典而流传不绝，成为民族对美好圆满爱情婚姻渴望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东汉的长篇爱情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典型的婚姻悲剧，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妻为捍卫自身婚姻爱情而坚贞殉情的故事强烈地控诉家长专制的罪恶。在历史长河中，类似的婚姻悲剧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与表妹唐琬，也因母亲的专断干涉而使唐琬被迫改嫁并最终抑郁致死，却无意间成就了他们的千古绝唱《钗头凤》。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更因宝玉、黛玉、宝钗三人间的爱情婚姻悲剧使中国古典文学中爱情悲剧传统和悲剧精神发展到顶峰，发出耀眼光华。
觉新与梅、瑞珏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因浓厚的传统爱情婚姻悲剧色彩而显得刻骨铭心、哀怨缠绵与愁肠百结。觉新和表妹钱梅芬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一对，他们本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爱情婚姻，却因双方家长一时赌气和嫌隙而“棒打鸳鸯散”。他们的命运也由此改写，梅嫁与他人后很快守寡，因不能忘情于觉新最终抑郁而死。觉新屈从家长意志，凭着家长偶然性的拈阄与素未谋面的瑞珏结婚。幸而这位女子善良忍耐、温柔贤淑，给觉新减轻了精神苦痛，补偿了一些心理缺憾。然而，这位贤惠端庄的女子最终未能逃脱传统迷信的阴影，为避“血光之灾”被迫到城外分娩并难产而亡。
觉新与梅、瑞珏之间的三角婚恋关系从文化原型看是古典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的复合交织，也有着《红楼梦》的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三角婚恋关系的痕迹。他们的爱情婚姻毁灭既来自家长们独断的权力意志，也和自身悲剧性格密不可分，是主观因素和外在家长专制横加干涉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觉新是位既受新思潮影响又背负传统文化重压的典型形象，因长子长孙的特殊地位，这位代父行职的年轻人在处世中奉行“作揖主义”、不抵抗哲学。这种消极被动的人生理念表现为对家族内部明枪暗箭伤害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缺乏自我的人格意识和抗争精神，呈现出精神人格的多重性分裂，这使他深爱的两个女子成为无辜牺牲品。钱梅芬和瑞珏形象具有古典女性特征，她们也是传统文化的背负者。梅的忧郁气质像极了唐琬和林黛玉，她们为爱而死的结局也惊人相似。瑞珏的温柔贤淑、善良大度和薛宝钗有几分神似，但瑞珏的结局要比宝钗更加悲惨，她是以死亡为代价成为传统迷信的无辜牺牲者。因此，觉新与梅、瑞珏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古代家长专制“棒打鸳鸯”的再现，他与瑞珏婚姻悲剧是古典婚姻悲剧的重演，二者皆反映了古典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婚姻理想在新旧文化转型期的幻灭和悲哀。
觉新的现实原型来自巴金大哥李尧枚，现实中的他没有觉新那样幸运，而是选择了自杀，这使巴金的情感更加愤激和痛苦，更坚定创作信念以拯救受压迫的无数年轻生命。觉新形象因具有他大哥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倾向而显得格外复杂。梅的现实原型来自巴金的一位表姐，与他大哥感情很好，全家年轻一代都希望她成为他们嫂嫂，但因姑母不喜欢“亲上加亲”而未与大哥结合。据巴金回忆，这位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十几年内生了一大群儿女，成为爱钱如命的可笑胖女人。通过文本内外对比，钱梅芬这一人物形象反差具有天壤之别，不像觉新那样性格里有许多现实原型影子，那么，在对这一女性形象塑造时，作家精神意识深处不自觉地倾向了传统文化中温婉女性的类型，成为传统文化中天使类型女性在文本中的重现。另一传统女性形象李瑞珏的性格和现实原型的性格和经历不同，虽然她也有祖父死后被迫搬到城外茅舍生产的经历，但并未因此而难产身亡。通过文本内外比较可以看出，作者正是借助古典才子佳人爱情婚姻幻灭的悲剧模式，达到批判传统道德和家族罪恶的意识形态目的，“加工证明了意识形态完满性对作家的控制，意识形态的交战杀死了小说中的人物。”[1]
三、爱情模式之二：古典爱情喜剧的异变
古典爱情故事中与爱情婚姻悲剧相对照的是古典爱情婚姻喜剧传统，举案齐眉、琴瑟和鸣是这类大团圆爱情婚姻的共同图景。一些历史人物的美满爱情婚姻往往也为后世人们津津乐道，范蠡与西施的泛舟西湖传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当垆卖酒的佳话，梁鸿与孟光的举案齐眉，赵明诚与李清照的志趣相投等等，给后人留下美好的想象空间。元代王实甫的戏剧《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和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柳梦梅与杜丽娘是古典爱情喜剧的经典，反映特定时期怀才文人精神与意识深处“金榜题名”的前程事业与爱情婚姻双重圆满的浪漫主义梦想和幻想。
在小说《家》的第二种爱情模式中，作家承继了这种古典文学的爱情表现传统，对觉民和张蕴华（琴）的爱情结局设计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类型，是对觉新与钱梅芬和瑞珏的第一种悲剧爱情模式的调和平衡。这种爱情模式的设置和觉民与琴二人的自身性格分不开，二人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是新人，接受过新思想洗礼，都有叛逆精神和共同理想追求，在精神方面能达成默契，可谓“心有灵犀”，并且他们有过较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对彼此性情有更多了解，这是他们产生爱情和成功结合的内在基础。觉民作为高家二少爷，他沉稳冷静、平和谦逊，具有中庸内敛的精神气质，其接受新思想的程度要比觉新高，同时又没有觉慧的激进激愤。琴作为新女性形象，主张男女平等、男女同校，并主动带头剪发，具有追求自由光明和个性解放的意识。
其实，细读文本还会发现，他们二人之所以能成功还有相似家族背景的天然优势。二人社会地位、身份门第相当，并有亲戚关系，可谓门当户对，才子佳人，因此，他们最终获得琴思想开明的母亲的同意与支持。觉慧曾羡慕这一优势，总幻想鸣凤有琴那样的身份地位和学识见识，这样鸣凤在自己眼中就完美无缺了。门当户对是传统婚恋文化的一种重要观念，在古典爱情喜剧中，这往往是考验男方的“门槛”。《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爱情圆满的实现，需要在张生取得同等社会身份和地位之后。一介贫寒书生最终金榜题名，有了功名仕途，才有与崔莺莺喜结连理的政治资格，方能获得崔夫人的点头应允，成就美满幸福姻缘。《牡丹亭》中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婚恋可谓超越时空生死，却无法超越门第身份的藩篱。柳梦梅终究要考取功名，成为新科状元之后奉旨赐婚，方能成为岳父大人的乘龙快婿。“落难公子中状元”往往是古典爱情喜剧的一个重要甚至关键的条件。
觉民与琴逐渐发生心灵共鸣并互生情愫是自然而然的。当高老太爷答应好友冯乐山把自己的侄孙女嫁给觉民时，他坚决拒绝，表示要作自己爱情婚姻的主人，绝不重复大哥的爱情悲剧。在觉慧帮助下，觉民成功逃婚并和琴一起勇敢地捍卫他们的爱情，最终取得了爱情保卫战的胜利。这是新爱情思想对传统婚恋观的胜利，“对奔向新前程的孩子们来说，它是信念，旗帜，屏障，是射入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是社会和政治进化乌托邦的情感对应物……”[2]他们不会重蹈大哥的覆辙。文本外琴的现实原型并非像琴这般快乐如意，健康地奔向光明和希望，而是被家庭的牢笼所囚禁，最终成为一个性情古怪的老处女。文本内，作家则给她安排了理想的人生方向和爱的归宿。
觉民和琴的爱情模式显然是古典爱情喜剧的变异，只是转换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将爱情双方换成一对具有现代叛逆精神和革命性的新人而已。从某种程度意义上说，这也是古典才子佳人爱情理想的现代实现，为的是突出新旧文化转型期一代新人的反叛精神和抗争意识的严肃意义。
四、爱情模式之三：新型爱情悲剧的建构
与前两种爱情模式不同，觉慧与鸣凤的爱情叙事是一种新型爱情叙事，它的新型就在于爱情的双方有着天差地别的社会地位，是一场少爷与婢女间镜花水月的爱情幻梦，对于鸣凤来说也是一场无法超越的命运悲剧。
觉慧在高公馆中一直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出现，他的人道主义和泛爱思想即是叛逆精神的初始动力。由于五四新思想的启蒙和特殊的童年经历，这位高家三少爷对于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产生同情和怜悯，这是一种包含有美好人性精神的闪光，特别是年轻婢女的温柔美丽和纯洁善良以及她不幸的双重弱者地位更容易引起这位具有泛爱思想少爷的怜香惜玉之感，激发起他对于弱者的同情心和保护欲。在同鸣凤不断交往中，他的人道同情和泛爱思想复杂地与男女间的爱情混同纠结在一起。凭着一时的青春期冲动，这位叛逆者在高家梅林未经深思熟虑就许下要娶鸣凤作三少奶奶的爱情盟誓，这给了一个在底层挣扎渴望被拯救的少女一线命运转机的希望和生存动力，同时也给了她一个美妙虚妄的幻梦。另一方面，觉慧又伴随着两人之间社会等级和身份差异的矛盾焦虑，遗憾于他们之间无法跨越的身份地位的鸿沟。他不自觉将作为丫鬟的鸣凤与作为小姐的琴表姐反复比较，幻想鸣凤有琴的社会地位和门第身份，这正是叛逆者深层精神中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碰撞冲突纠结的无意识流露，其内心深处渴望的仍是传统范畴的才子佳人完美结合的理想爱情模型。正因如此，在鸣凤死后，觉慧才有那个将鸣凤的婢女身份置换为小姐身份的雨夜之梦，它正是门当户对情结的潜意识表达和愿望的象征性满足。
就鸣凤而言，这位底层少女有对自身不幸命运和处境的顾影自怜，也有像小姐少爷般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梦想与渴望，更幻想有位英俊少爷能够将她从生活与命运的泥潭中拯救出来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这位底层女孩的愿望和意识正是灰姑娘情结的体现。当然，她也是矛盾纠结的，当她回到自身现实处境时又不禁心灰意冷。在这样的心态下，她和觉慧开始了鲜为人知的秘密爱情冒险。在她眼中，这位少爷是她逃离底层命运的“诺亚方舟”和全部希望。鉴于不平等的身份等级，她将改变自身处境的梦想降至最低，卑微地希望成为他一个人终生的专职女奴。因此，鸣凤对觉慧的爱情是混杂了被拯救的成分在其中的，并不是两人精神世界的“心有灵犀”和默契共鸣。
这个女孩子尽管跟觉慧姐姐认识过一些字，但毕竟不是系统完整地接受文化熏陶和教育，更没有机会像琴一样接受新思想的启蒙洗礼。尽管她有善良温柔、单纯刚烈的本性，其内在心灵空间在文化方面的确是狭窄的，她无法想象和理解觉慧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甚至矛盾性，也无法理解觉慧在家中所时常体验到的“狭的笼”的窒息感和孤独感。这也是觉慧时常矛盾焦虑和游移不定的根源和烦恼所在。他甚至对这种情感关系产生厌倦和离弃的念头，“那青年底女儿一对眼睛和那广大的世界比起来，算得什么呢？那是太渺小了。他不能够单为它们而放弃一切的。”“所以在他底脑里的战斗，鸣凤是决然地失败了。他是准备着到了某个时候便放弃她。”此时的鸣凤对这种微妙心理变化一无所知，仍做着被他拯救的玫瑰色幻梦。
在他们外部条件和内部精神有着如此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因两人之间缺乏共同语言无法进行更宽广的精神灵魂的交流沟通，这场所谓的爱情注定是一悲剧。即使冯乐山不讨鸣凤作姨太太，一旦觉慧为所谓的社会责任和事业放弃她，那么，对鸣凤的打击同样是致命的，她的选择也许同样是死亡。在鸣凤最后欲求救于觉慧的短暂日子里，觉慧各种各样的繁忙情形让人预感到，这是他准备放弃鸣凤的不祥前兆和牵强借口。他曾听说冯乐山要在鸣凤和婉儿间挑选姨太太的传言，在鸣凤欲言又止的哀伤凄苦和痛苦不安的表情中怎会觉察不出蛛丝马迹？其实在他得知鸣凤要被冯乐山纳为小妾前一天，就已经产生毅然放弃鸣凤的念头。在鸣凤死后，他所谓的忏悔自责也不能说没有真情因素，但同时让人感觉这是一位人道主义者的自我表演和情感宣泄，显得苍白而空洞。在鸣凤死后的日子里，他不久便将鸣凤遗忘，将空虚情感逐渐转移到琴表姐身上，并因此与伦理道德发生冲突纠结，透露了他们爱情关系的脆弱与虚妄。
鸣凤的现实原型是一个叫翠凤的寄饭丫头，她严词拒绝做巴金远方亲戚的姨太太，甘心嫁给一位贫家丈夫，可见作家深层创作目的和叙事意图显然是以女性的死亡成就叛逆之子的成长突围，成为其走向社会寻求新生和光明的动力源泉之一，“她们圣洁的幻影并不表现女性生存的真相和女性愿望的真实，只不过是男性青年反叛父权专制、反抗社会压迫、进行自我拯救时忠心忘我的助手兼随手可抛的工具。”[3]可以辩证思考的是，这种新型爱情悲剧叙事的背后也许透露出作家如觉慧般的矛盾游移与表达焦虑。
五、结语
从以上三种爱情模式可以发现作家创作的深层心理动机与叙事意图。第一类爱情模式意义在于，它是作家对大哥深沉纪念的有效方式，有着以此控诉抽象制度罪恶的心理动机。第二类爱情模式意义在于是对第一种模式的对冲、调和和平衡，是对反抗家长意志的叛逆者们的精神奖赏。这两种爱情模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关系，互为印证，共同传达出作家深层的意识形态旨归。第三类爱情模式作为新型爱情悲剧是一个近似拯救与被拯救的爱情叙事，虽然它同样是作家用来批判“敌人”的道具，同时也是作家试图构建的一种爱情关系的可能性，包含了作家对这种爱情言说的矛盾焦虑，使得它成为可拓展阐释关于门第地位、社会身份、家世背景、教养性格、精神层次、忠诚与背叛等很具张力的想象空间。
注释：
[1][2]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92页。
[3]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参考文献：
[1]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巴金的家 篇6
《家》既是巴金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巴金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觉新的形象尤为复杂深刻，被公认为是塑造的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觉新作为作家重点刻画的人物，性格复杂、丰富。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有着多个面孔、多维性格的矛盾体，是一个性格被扭曲的文学形象。
一方面，觉新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之中，这种家庭既迫害青年，又把青年死死的束缚在其中，觉新在这种大家庭里长期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在他身上形成了懦弱、逆来顺受的性格，他开始习惯于顺从一切。觉新“长房长孙”的身份已经注定了他将毫无幸福可言，他将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他时刻感受到作为“长房长孙”所肩负的使命和重任，为了负担起这个重任，觉新为自己套上了封建礼教的枷锁。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觉新作为“长房长孙”，很多事都必须由他出面，很多的时候，无论他做得对还是错都会得罪别人，他感到不断跟长辈冲突没有什么好处，于是形成他的作揖哲学，任由家长摆布，凡事都听从封建家长的命令，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他的弟妹。事实证明，这种作揖哲学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片刻的安宁。总之，他对于一切都习惯于顺从，习惯于听从长辈的命令。他虽然曾经也有过自己的梦想，也有过对爱情的追求，但是只是因为祖父“希望有一个重孙”，就把他的梦想和追求打得粉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没有任何反抗。另一方面，觉新生活在中国新旧社会的交替时期，他在深受封建礼教熏陶的同时，也受到了“五四”新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平等、自由等新思想，将他深深吸引，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热情，使他看到了封建大家庭的腐化堕落，看到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其内部的空虚。大家庭内部以及封建势力的压迫，现实生活的深刻教训，使他开始信服新的理论，向往新的生活，从而使他不甘死心塌地做封建势力的孝子贤孙及帮凶。可见，觉新一方面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一方面又受到了“五四”新(azuowen.comn.cn）思想的冲击；一方面思想保守，一方面向往新的生活；一方面逆来顺受，习惯于顺从一切，一方面内心又有着不满和反抗。总之，觉新的性格复杂、丰富。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有着多个面孔、多维性格的矛盾体，是一个性格被扭曲的文学形象。
对于现实的顺从与内心的反抗是觉新矛盾性格中最为突出的表现。觉新在封建大家庭里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是一个顺从封建势力的孝子贤孙。他认为固有的封建秩序是不可动摇的，事事以封建道德礼教为榜样为行事准则。凡事都听从封建家长的命令，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他的弟妹。“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是他的处世良方。在这些思想的支配下，他对于一切都习惯于顺从，习惯于听从长辈的命令。他和表妹钱梅芬编织了幸福的爱情。可是，只是因为祖父“希望有一个重孙”，就把他的梦想和追求打得粉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没有任何反抗。他最终听从封建家长的命令，与另一个不相识的少女结了婚，并且放弃了学业，肩负起照顾弟妹的重任。可是他内心深处却感到绝望，他为此而痛哭。陈姨太以避免高老太爷的灵枢免遭“血光之灾”为借口，要求瑞钰搬出公馆，而且迁到偏僻的城外去分娩，他虽觉得不妥，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退让，在这关系妻子生命安危的时刻，觉新当面不敢说个“不”字。他的“作揖哲学”和“不抵抗主义”，让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甚至在瑞钰难产的时候，还坚持着“不能进月房”的教训，任其妻子痛苦地哀号。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又是非常痛苦的，他深爱着他的妻子。从表面看，他是顺从的、懦弱的，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反抗的、痛苦的。但多年的封建礼教束缚，已经造就觉新逆来顺受的个性，他不可能再像觉慧那样，做一个大胆的叛徒。不过，有压迫的地方就必定会有反抗，觉新的反抗虽然不明显，但它确实存在着。诚然，觉新的懦弱伤害了许多人，但承受最多痛苦的却是他自己，梅的悲剧和瑞钰的惨死，使他开始看到封建大家庭的腐化堕落，看到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其内部的空虚。觉新经受了痛苦的打击，让他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弟弟现在的处境，也能想到弟弟的痛苦，觉新不想让弟弟也步上了自己的后尘。于是最终他选择了支持觉民逃婚。在瑞钰的悲剧产生后，当觉新得知觉慧要出走时，他决定帮助觉慧出走，在暗中资助路费，在资金上给予觉慧支持，希望让觉慧走得顺畅点，这可以看成觉新思想的一个转折。
觉新在自己绝望的时候，绐觉慧，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希望。他想：“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我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他可以替我出一口气”。他自言自语：“你们看着罢，家里头并不全是像我这样的人。”在说这话的时候，觉新的心已经反叛了，不再是从前的他，他以同情觉民、觉慧等人的叛逆行为，来表示他内心的反抗和不满。
巴金《家》里众多的艺术形象中，觉新是被公认为塑造的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觉新的形象复杂深刻。希望本文已经深刻的揭示了这一典型形象的内心世界。
巴金的家 篇7
巴金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族，巴金说他“从小就爱和下人们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间长大的”。这使他有可能以受压迫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家。当他怀着愤怒去揭露他所熟悉的封建家族时，他取得现实主义创作的重大成功。这就是1931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家》。他的这部小说连同抗战时期完成的《春》《秋》组成《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的代表作品。
巴金在他的封建家族系列小说中，对封建家族的罪恶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揭露和描写。
一、封建家长在封建家族中实行封建专制
在所谓的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中，父子关系是一个核心，而君臣关系则是放大了的父子关系。君权和父权是不可分割的专制制度的一个整体，其他如宗法制度、婚姻制度，财产继承制度等都是有它派生出来的。而封建礼教、伦理道德、封建迷信等都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招牌。《家》中高老太爷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是这个封建大家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是高公馆的老主人，在这个阴森恐怖的公馆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话不多，但每句话都是法律，都斩钉截铁，不容辩驳。他的意思都是无声的命令，谁也不准说个“不”字。他虽然很少出场，高公馆的所有罪恶几乎都与他有关。有的是他直接插手，如觉民的婚事，就是他下令与礼教会会长的侄孙女成亲。有的事，他并不出面，只吩咐一声便可了事，他把17岁的鸣凤送给60多岁的冯乐山做小老婆，就是由大太太转告一声：“今天老太爷吩咐说要送你到冯家去，给冯老太爷做小。”还有的连吩咐也不必，家人们会自然地按他的意思或扯着他的虎皮去做。如觉新的婚事，就是觉新的父亲想抱孙子，高老太爷想四世同堂，而断送了觉新的前程。《春》《秋》中曾写到的觉新的娘舅周伯涛，也是一具封建僵尸，他在其封建家庭生活中也是罪恶悲剧的制造者，是他亲手葬送了蕙和梅的幸福和生命。高老太爷、冯乐山这些人在表面上道貌岸然，满口的“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玩花旦，讨小老婆。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封建主子的荒淫、腐朽、阴险、残酷的嘴脸。巴金怀着对封建卫道士的憎恨，对家庭中各层次被迫害者的深切同情，怀着“我控诉”的激情，揭露了封建家族、封建伦理的罪恶。
二、青年男女的婚姻恋爱在封建家庭中受到迫害
在巴金的家庭系列小说中，他着力描写了青年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婚姻恋爱，通过一系列悲剧事件的描写，愤怒控诉了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罪恶，深挖了这一制度的根源，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封建制度对于年轻人的摧残。《家》中的丫头鸣凤之死，最动人、最催人泪下。鸣凤不到十岁就失去爹娘，被送进高公馆，辛辛苦苦服侍主人多年。她暗恋三少爷觉慧，但是，当她品尝到一点点人性的快乐，获得觉慧的爱情的时候，高老太爷的一声“吩咐”，就把她推下了万丈深渊，断送了她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对这一小人物是饱含感情的，细致入微的描写，饱含着作者对下层劳动者由衷的赞美和同情，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体现了巴金小说深刻的反封建性。
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不仅扼杀“下人”的幸福，即使是上流社会的男女青年的命运也难逃专制者的主宰。梅和觉新两位青年相互爱恋，心心相印，可是只因两人的母亲在牌桌上的一点纠纷，就残忍地拆散了一对恋人，梅小姐被母亲随便嫁给了一个她所不爱的人，最后她的丈夫死去，她也抑郁成疾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瑞珏是高家用“抓阄”的方法嫁给觉新的，也难逃一死。此外，还有那个从小被父亲摧残了身心的淑贞，一双小脚，一声声凄惨的悲啼，无不是对封建家长制的血泪控诉。蕙是聪明美丽的女孩，却被顽固的父亲许给荒淫的陈家。蕙完婚后过着不幸的生活，很快就患病，因为婆家不肯请西医耽误了医治，默默地死去。作家通过一系列悲惨的故事，特别是选取了一个个软弱善良的女子的悲惨命运为例子，来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控诉吃人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一切封建制度都是残害人性的，而且那些受到迫害的青年男女得流着眼泪驯顺地走向专制者给他们挖好的坟墓，如果稍有反抗，便会被冠以大逆不道的帽子。
三、新生力量的叛逆和觉醒，吹响封建制度灭亡的哀乐
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孕育了一大批封建专制制度的叛逆者。高觉慧就是巴金笔下的封建家庭中最坚决的叛逆者。在家里，他看透了高老太爷、冯乐山的荒淫无耻，在精神和道德上，他高于长辈，所以，他有反抗的勇气和力量。高老太爷病重，陈姨太请人捉鬼，唯有觉慧敢于把这些人拒之门外，并把陈姨太、觉新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顿。觉慧对觉新的逆来顺受的作揖主义、向恶势力妥协等性格表示深恶痛绝，他帮助觉民逃婚，对下层仆人也怀有同情之心，并且深深爱着丫头鸣凤，他认为少爷和婢女是平等的，是可以相信相爱的，他认识到，一代新人的力量一定会冲垮包含着种种罪恶的、腐朽的封建家庭的阻挠而走向新生。
小说中出现了另一位重要女性——琴，琴和以上几位截然不同。她主张男女同校，男女应平等，积极追求自己的爱情，她还自己主动要求到觉慧的学校去学习，虽然遭到母亲等人的强烈反对，但她还是成功了，她是时代的叛逆者，她的所作所为是当时女性中的先驱者。
觉民则是家庭的叛逆者，是高家出门不肯坐轿子的人。他接受“五四”民主精神，敢于反抗家庭，反抗封建的束缚，有正义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与琴相爱，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用逃婚抗拒包办婚姻，使祖父屈服，为他解除婚约。最后，得到个人的幸福，不像觉新和梅那样成为悲剧，表现了觉民的反抗精神。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巴金通过对封建家庭生活的描写，揭露了封建家庭的种种罪恶。巴金的封建家族系列小说展示了封建大家庭的演变过程，实际上，也是整个旧中国的缩影。作者通过对封建家庭的深入剖析，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及维持它生存的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饱含激情地讴歌了“五四”时期一代新青年的觉醒，赞颂了他们的进步和抗争，从而揭示了封建专制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发展规律。
巴金的家 篇8
100多年前，四川成都市正通顺街上有一个李姓的大户人家，因为祖上做官，积下了很大的产业，兴盛时，李家光仆人就有50个。
1923年，这个家族渐渐衰落，富贵如浮云渐渐散尽。
那年春天，这个大家族中的长房一家去街上照了一张合影。（图2）
继母和李家五兄弟，后排最右边是19岁的李尧堂，他以后改名叫巴金。照完相后，巴金和他的三哥就要去上海念书。振兴家族，光宗耀祖是家里的希望，但巴金的心里却是别的想法。
巴金研究专家李辉：他自己是抱着一种信仰无政府主义，信仰社会公平，打破阶级压迫，乌托邦这样的社会理想，离开四川的。
1923年5月的一天，巴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行。
离家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自由的喜悦，又有对家深深的忧伤。
巴金说，一个理想在前面向我招手，我的眼前是一片光明。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
巴金最初的记忆里，4岁那年，因为父亲去广元任知县，巴金随父母去了那里。深深的县衙大堂，留给巴金可怕的记忆：作为知县的父亲大堂审讯犯人，两边站着拿刑具的公差，犯人跪在下面，一上来，公差把犯人按在地上，打一百个板子，犯人哭着求饶，直到皮开肉绽， “犯人”才如实招供，最后，还要向审问官大喊一声：给大老爷谢恩！挨了打还要谢恩，封建时代奴性中国人的形象，缠绕了巴金一生。
1911年，辛亥年，父亲卸任广元知县，巴金跟家人一起经过著名的剑门关，回成都老家，此时的中国已发生了巨变。
辛亥革命爆发，满清专制被推翻，中国在缺乏思想和经济的准备下冒冒失失地闯进了民国时代。在这动荡的年份，作为旧式大家庭的李家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1914年，巴金最敬爱的母亲因病去世。三年后，巴金的父亲也死了。（图3、4）
巴金在回忆文章中说，父亲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渐渐变得苦痛了。也使我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我的眼睛好像突然睁开了，我更看清楚了我们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面目。这个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友爱的表面下我看到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石块重重地压着，我不能够动弹。我不能够摔掉肩上的重压。
不幸的是，1920年，巴金的祖父也死了，死亡是这座深宅大院留给巴金最深的记忆：六十多岁的老书童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因为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沦为乞丐，最后冻死在街头，一位老轿夫被人诬蔑偷东西，用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面，从小照顾巴金长大的丫头和女佣也先后病死在那里。
军阀割据的炮火也总是惊扰着这个大院。
李辉说，生活在一个大家族中，几代人在一起，四世同堂这种氛围，对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确实有一种恐惧，有一种压力。
少年巴金是忧郁的，他在思考，在寻求解除恐惧，释放压力的出路。
80多年前，巴金和他的同伴经常聚会，相互传阅进步书籍，出版刊物。那时巴金还参加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适社”。因为那年冬天，他看到一本小册子，介绍了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他的文章《告少年书》，让巴金真诚地相信：只要奋斗，万人享乐的新社会与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就会立即消失。
巴金在回忆文章中说，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刊物。那些日子里我觉得十分快乐。我只有一个希望：谦逊地牺牲自己，不要人知道我的姓名，知道我的一切。我的心中只有对朋友们的友情和对人类空泛的爱。
1923年，巴金经过近一个月的航程，来到大城市上海。那时，他不仅仅是个初次离家的少爷，也不仅仅是个青年学子，他已经成为一个确定信仰和奋斗目标的战士，怀着极大的勇气来面对外面广阔而又陌生的世界。
来到上海后不久，巴金考上了南洋中学。不久，又去了南京就读东南大学附中。
离家的最初4年间，他奔波于上海，南京，北京三地，结识了国内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办刊物，写文章，翻译作品。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巴金忙碌着，漂泊着。
1927年，巴金再次远行，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在船上，他写信给朋友说，我现在的信条：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些需要爱的，恨那些摧毁爱的。
李辉说，当时法国是世界无政府主义活动中心，尤其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一些流亡者，集中在法国，巴金到法国去，也是为了社会革命，为了融入到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之中。
在法国度过一段孤独寂寞的日子后，巴金开始翻译俄国革命家的传记，这也刺激了他的文学想象力。在法国略显寒冷和破旧的公寓里，巴金开始了小说创作。
巴金回忆文章说，过去的回忆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了上海的活动和生活，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快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
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说，他要通过这本书，告诉他大哥，你的弟弟要干的是什么事，要走的是什么路，跟你所期望的完全不一样。
1928年10月，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出版，小说写了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和灭亡，极像当年巴金的心态。他强烈感受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遥远和改变中国残酷现实的困难。
在法国生活了两年后，巴金回到上海。小说《灭亡》的出版激发了创作的欲望。他准备再写作一部名叫“春梦”的作品。
就在那时，一直资助他的大哥从成都来上海看他。
一同欣赏着他们喜欢的歌曲，兄弟俩开始了交谈。
巴金回忆文章说道，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
巴金的大哥是李家的长房长孙，父亲去世后，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切行为都得从家族的利益出发，由不得自己；甚至婚事，也是在祖父的主持下，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的。
那样的环境，一点点地吞噬掉大哥的热情和理想。
巴金大哥之子李致说，父亲本来也想到上海、北平去学化学，以后到德国留学，因为他是长子，必须承担起这个家庭的任务，所以他毕业以后，我祖父很快给他找到一个工作，没让他继续读书，他的美梦破灭了。（图5）
曾经的成都市劝业场是当年成都最繁华的地方，巴金的大哥中学毕业后就在这里工作，为了24块银元的月薪，他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局混乱，战火四起，到处是一片流离失所的景象。
面对纷乱的世事，巴金的大哥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作为一家之主，他一直苦苦支撑着日益破败的家庭，上奉继母，下养妻子，还要资助两个弟弟在外读书。
巴金决定以大哥为原型，创作一部小说《春梦》，来揭示一个旧式大家庭衰败的历史。反映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
李致说，我父亲非常支持他，后来回成都写信给他说，我早想写了，可是我没有这个能力，现在你要写，我非常高兴，我要恭恭敬敬地给你鞠躬。他说写完之后你再寄给我。
巴金回忆文章说，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见了一线亮光，我找到了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故事虽然没有想好，但是主线已经有了。我不是在写消逝的渺茫的春梦，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
那段时间，巴金几乎不外出，闭门写作，并把小说的名字改成了“激流”，准备连载的报社也发表了预告。
1931年4月18日，《激流》在报上发表，也就在这一天，巴金接到了大哥自杀的消息，因为投资失败，家庭破产。
巴金说，我的悲愤更大了，我的悔恨也更大了。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楚面前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现在太迟了！我只好把我的感情，我的爱憎，我要对他讲的话全写到我的小说里。
巴金这部最重要的小说出版时取名为《家》，作品描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数知识青年读了这部小说后纷纷逃离旧式家庭，走向革命。这部作品也奠定了巴金在中国文坛中的巨匠地位。
但大哥的自杀，以及几年后三哥的病死，一直让巴金耿耿于怀。
李致说，他老是讲，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因为没有钱才死掉的，现在我有钱了，我也没帮助他们了。平常我没有见过他流眼泪，但这一次他放声大哭。
《家》完成后的第二年，上海遭遇战火，日本飞机猛烈轰炸这座繁华的城市，巴金居住的住所也被炸毁，从此巴金开始了没有家的漂泊生活，他一边旅行，一边写作。每每想到日本侵略势力日益蔓延全国，而自己又处在流浪之中，巴金总会自言自语说：我不怕，我有信仰。
1937年7月，巴金搬到上海市霞飞路霞飞坊居住，这里成了他临时的家。他在这里过着隐居的生活，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9点以后开始写作小说。
10年时间，巴金完成了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创作，这也成为巴金创作生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作品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那时，巴金会接到很多读者的信件。1936年，巴金接到一封特殊的信，信里夹着一张照片，写信的女孩叫萧珊，他们已经通信一年多，决定见个面。萧珊在照片的反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图6）
巴金和萧珊在当时上海有名的新雅饭店见面，还是中学生的萧珊惊讶地发现，心中崇拜的大作家和偶像原來是一个个头不高，滿口四川腔，说话頻率很快，又不善言辞的中年人。而巴金也发觉，这个给他写信的大胆的诚恳热情的小姑娘，不仅纯洁可爱，而且有着一双可以透彻心灵的美丽大眼睛。
那年萧珊16岁，巴金32岁。（图7）
旧家庭的种种缺陷和罪恶，令巴金反感和憎恨，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坚持独身，萧珊的出现，改变了巴金，8年后，他们结婚了。
经过20多年的漂泊，巴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温馨的家，伴随着他走过一生。（图8）
李辉说，他从一个反叛的、激情的，不顾一切的革命青年，转向一个务实的，有了中年心态的，回归日常状态的男人，和以前不一样了。
当年，巴金从成都离家远行，1941年，时隔18年后巴金再次回到故乡。以后，他还回来了4次，最后的一次是他83岁的时候。
经过岁月的沉淀，当年曾让人痛苦和仇恨的家也渐渐变得温馨起来。晚年他曾这样写到：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
在巴金童年住过的地方，有两棵当年的皂角树，当地人把它们命名为“巴金树”。大树历经100多年，依然茂盛葱绿。（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