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经历戏剧而传奇
他不是战术间谍
他是战略间谍
他一直是影视改编关注的人物
多部改编电影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以佐尔格为原型改编的电影有很多佐尔格收集的情报很多都是关乎二战进程的战略情报。他准确汇报德国将会进攻苏联，又在苏联面临双线作战的危险时刻，准确判断日本不会进攻苏联。佐尔格搞情报的手段非常厉害。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传奇情报生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1933年9月，佐尔格踏上日本的土地时，其搜集情报的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当时的日本已经完全由军部把持，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所以日本东京可以说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地方，但机智的佐尔格很快找到了突破点。佐尔格有意接近当时德国驻日大使馆的武官尤金·奥特上校，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不仅如此，佐尔格还利用其在日本的关系网，帮助奥特上校完成了他的情报工作，奥特很快升任驻日大使。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大门完全向佐尔格敞开了，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取有价值的任何资料。为了进一步掩饰自己的身份，他还加入了纳粹党。
与此同时，佐尔格还将自己在中国就已结识的日本记者尾崎秀实完全争取到了自己的间谍组织之中。尾崎秀实并不是共产党，但他反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战争，所以当年在上海时就曾无偿为佐尔格提供情报。回到日本后，尾崎秀实颇受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赏识，近卫文麿将其聘为自己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尾崎有了接近日本最高决策层的这一路径，为日后佐尔格获取诸多重要情报铺就了异常重要的道路。
除此之外，博学多才的佐尔格频繁出没于各种高级社交场合，对从一些政客、幕僚在推杯换盏的聊天时获取只言片语的情报加以整理。因此，佐尔格在不长的时间内，在东京就布好了一张非常完美的情报网。佐尔格自1933年至1940年的7年间，为苏联政府搜集了大量情报，其中很多都是能够左右世界历史格局的真实内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美、英等大国特别关注德、日等法西斯国家的一举一动，而对他们是否结盟更是极为关注。德、日两国在1936年签署了《德日防共协议》，矛头指向苏联，同时也是二战爆发前法西斯国家的进一步协调。但实际上苏联对于德、日的联盟早就一清二楚，而情报的来源正是佐尔格。
1939年，随着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德国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大陆。此时日本也占据了中国大片的领土，并且德、意、日三国同盟已经形成，苏联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佐尔格对于局势的发展非常担心，他冒险通过各种渠道抓紧搜集情报。经过认真细致分析，最终他认为德国将会进攻苏联。于是在1940年底和1941年初，佐尔格曾多次电告莫斯科，表明自己的观点。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斯大林是相信了苏、德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是被当时德国进攻英国的假象迷惑了，佐尔格的情报并未引起他的特别关注，以致在德军入侵苏联的前期招致惨痛的损失。但这却证明了佐尔格情报的准确性，由此苏联政府对佐尔格所发出的情报重视程度倍增。
德军大举入侵初期，苏联由于没有足够的战前准备，导致一败千里的被动局面。苏联政府一面要应对德军的疯狂进攻，一面又非常担心日本在远东对其展开突然袭击——鉴于德国的前车之鉴，此时的苏联当局已经完全不相信在4月才与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协定》了。此时莫斯科的最高层几乎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佐尔格的身上，他们不断发报，催促佐尔格尽快获取日本政府是否会违反协定进攻苏联以及日军的最新军事动态。其实，佐尔格此时也非常焦急，因为他获知德国正想尽一切办法说服日本从东方对苏联发起进攻，以牵制苏联在远东的力量。
佐尔格调动了一切关系，探知在日本国内是否对苏作战的情报。在对各方面的信息做分析时，佐尔格发现，虽然德国方面在不断催促，然而日本无论是征兵的速度还是调动的速度都不快。这些迹象似乎都说明日本并不是在为进攻苏联做准备。这时一条关键情报引起了佐尔格的注意：日本军部内部正为缺少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而犯愁。这让佐尔格豁然开朗：日本自身能源极度匮乏，虽然占据了中国大片领土，但仍不能满足其战争需要，联系到日军大量征集商船以及和美国谈判的情况，佐尔格有了一个大胆却很自信的判断：日本将会对英美宣战，向东南亚方向进攻以便得到那里的丰富自然资源；而不是向冰天雪地未得到开发的西伯利亚进攻。于是，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后一封电报：苏联远东地区是安全的，日军不会发起进攻；相反日军会对美国宣战。这一次，莫斯科方面对于佐尔格的情报格外重视，并且依据佐尔格的情报做出军事调动：将原来部署在远东的11个步兵师和坦克师共计25万余人调往莫斯科，参与莫斯科保卫战。
正是由于这个调动，苏联赢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天平也开始向反法西斯同盟倾斜。可以肯定地说，佐尔格的情报改变了世界历史。然而，佐尔格将那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发出去才十几天，日本特高课的人便在一天凌晨闯进佐尔格的住所——佐尔格被捕了。一并被抓获的还有数十名与佐尔格谍报小组成员有关的人，其中也包括尾崎秀实。
佐尔格为红军也做出过卓越贡献。
第3次反“围剿”之际，佐尔格帮助红军获取了两万支枪。
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3次“围剿”。此时，对于缺乏枪支的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来说，武器成了头等大事。这时，情报小组接到了来自中央特科的一条情报：希望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小组能为红军提供大批武器。
佐尔格立即派出精干的情报人员开始活动。不久，佐尔格得知一艘从德国开来的几千吨级的货船停靠在上海码头，上面装满了步枪和子弹，有七八千支，子弹不计其数。负责此项接受工作的是国民党后勤部门的上校陈少堂和德国驻南京兵器检查员冯·霍恩哈特上尉。这两个人都是贪得无厌之徒。佐尔格便派遣情报员米申来完成这个任务。康斯坦丁·米申是苏联人。由于在中国多年，米申精通汉语，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此外他的德语讲得也不错。
米申西服革履，装作一位很有钱的白俄富商，先找到了霍恩哈特。经过一番试探性的接触后，他开始行动了。一天，米申对霍恩哈特说：“我必须向您说实话，我不是什么商人，我是沙俄白卫军谢苗诺夫将军的特派代表。我们需要军火。”霍恩哈特听了并不吃惊，答应考虑考虑。两人约好第二天再见。
第二天，两人来到一家小酒馆，在大厅坐下。米申大口喝着酒，开始了谈判：“上尉，这是一条财路。将军手下有1.5万名骑兵，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那么至少得需要两万支优良的步枪。如果你能想办法弄到这些武器，钱不成问题。”这番话似乎打动了霍恩哈特。他思考了一会儿，低声说：“上海码头最近要从德国驶来几艘军火船，总计有10万支步枪，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船上下手。不过，和我一起接收武器的还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如果把他……”米申高兴地说：“这名中国军官我会解决的，只要你给我提供机会。”霍恩哈特突然问：“佣金有多少？”米申微笑道：“如果两万支枪都搞到，您的那份不会少于一万美元。”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米申将陈少堂送进了一个欧洲人开的妓院。而在同一时刻，霍恩哈特以兵器检查员的名义开据了一张证明，让米申拿着它去同港口的警卫部队交涉。很快，米申便以德国专家要检验武器性能为名，提走了两万支步枪和上千箱的子弹，直接送上一艘德国货轮驶离上海码头。轮船行到九江时，佐尔格派人化装成西门子公司的人，租用二十几辆美国道奇卡车将货卸下来装上卡车运走。很快游击队通过秘密交通线，用车拉、马驮、人扛等各种方法，将武器运到了中央苏区。
在停靠码头等待卸货的一个星期内，就丢失了两万支步枪，令国民党当局异常震惊。尽管国民党当局拼命追查，但也找不到线索。原因很简单，这个事件的主角是两个外国人，追查起来碍手碍脚。倒霉的陈少堂被糊里糊涂地送上了军事法庭。
因为一个打火机，一代谍王暴露被捕。
这个令敌人恨之入骨而又无可奈何的小组以及其核心人物佐尔格，最后竟然会栽在一个小小的打火机上面……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佐尔格经常出入一家叫“浅仓舞”的酒吧。去得多了，他和酒吧的一位侍女熟识了起来。这位日本姑娘名叫石井花子。一天，当花子一个人待在佐尔格的房间里时，想抽支烟。花子打开了佐尔格办公桌上的一个抽屉，想找找看是否有火柴或打火机之类的东西。使她喜出望外的是，里面有一只极为漂亮的打火机。她点燃了香烟，顺手将打火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事后，佐尔格追问起，她却不承认。
由于在佐尔格的住处附近经常出现发报机信号，日本警察组织特高课的特工们对这一片监视了很久。他们逐渐对佐尔格怀疑起来，但由于佐尔格是“友邦”德国公民，贸然动手可能会引起两国外交纠纷，于是决定首先从佐尔格的女友花子身上打开缺口。一天晚上，花子与佐尔格幽会后回家时，被特高课“请”进了警察局。她如实把与佐尔格认识的经过，佐尔格为她买钢琴、租房子的事情讲了出来。除了经济原因值得怀疑以外，别的没有什么构成间谍的罪证。搜查花子的房间警察们也几乎一无所获，但是他们发现了花子从佐尔格住处拿来的那只打火机。请反间谍专家拆开一看，这原来是一架微型照相机。特高课确信佐尔格是一名间谍无疑，于是马上逮捕了他，又根据他平时和别人来往的情况，将整个“拉姆扎”小组一网打尽了。
1944年9月，佐尔格被日本法庭判处死刑。在知道获救无望后，佐尔格向日本当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对他执行死刑。1944年11月7日，东京监狱对佐尔格执行了绞刑。在敌人的绞架下，佐尔格面不改色地高呼“苏联万岁！红军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而英勇就义。
1964年莫斯科当局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逝世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的贡献。莫斯科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以纪念这位在二战中作出特殊贡献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