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墨子生于孔子之后，发现孔子理论的缺陷以后，通过“非儒”而创立墨学。 墨子一生勤劳、刻苦，推行维护劳苦大众利益的“兼爱、尚同”主张，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很高深的研究。梁启超说：“墨子是劳动人民的大圣人。”胡适认为墨子“也许是在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并称《墨子》一书为战国时代唯一真正有价值的著作。鲁迅说“墨子是中国的脊梁。”说：“墨子是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墨子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被誉为“古代人类智慧的最高代表”、“科学圣人”和“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我们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应该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使其中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文化系统——墨学从此发扬光大。 战国前期，“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战国末年，儒墨为“显学”，“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盈天下”。清末梁启超称“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对墨学秦汉后的中断问题，李季认为政权巩固以后，代表农工阶级利益的“墨学不能幸存，自是意料中的事”。

墨学从批儒中产生，孔墨两家的主张处处相悖。孔子差等，墨子兼爱；孔子亲亲，墨子尚贤；孔子繁礼，墨子节用；孔子重丧，墨子节葬；孔子远鬼，墨子明鬼；孔子正乐，墨子非乐；孔子知命，墨子非命。

墨子深深同情苦难的人民，对混乱、残酷的社会深恶痛绝。他追求兼爱是因为现实中充满着自私和冷酷，他推崇尚贤是因为现实中的统治者大多不明事理，蠢笨、暴虐。墨子为了实现“天下治”的目标，摩顶放锺，一生献身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主张的兼爱就是号召大家视人如己。墨子说“若使天下人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人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儒家以“亲亲、尊尊”为原则，墨子发现人世间的罪恶都是源自自私自利，欺压弱者的“亲亲、尊尊”当了帮凶，所以主张建立互爱互利的理想社会。 但是由于兼爱的目标往往比较抽象，和现实有一定距离，而且人们也不容易随时都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兼爱是以尚同的方式为其保障。“尚同”即“上同”，是自上而下一级一级要求大家“一同天下之义”。社会利益对老百姓来说是高高在上的，隔得比较远，所以一层一层自上而下把社会利益结合到个人利益里，就能调动全体人民为社会利益尽力的积极性。社会利益的丰富，则必然带来个人利益的改善。兼爱要求人们爱他人如爱自己一般，这在阶级社会里很难实现，所以要有奖惩制度。墨子主张尚贤、打破阶级，选拔农与工肆中的贤才。为公尽力做得好的，就要奖赏；做得差的，则必须“威之以刑罚”。首先，是要教育群众认识到社会利益的实现可以为个人、家族带来更多利益，其次，对坚持以个人利益妨碍社会利益的恶势力，必须“威之以刑罚”。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联系最紧密的，也就是说，为了消除反动腐化的恶势力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有必要选贤用能，建立自上而下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农工阶级专政。

墨子还主张“非攻”，倡导人类和平。他还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奢靡浪费，使人民得到修养生息。

“天志”就是天的意志，墨子借助“天志、明鬼”的概念论证天是有意志的，不得违反，其实就是指的就是规律，像“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一样，是客观标准，是必然性。 墨子还针对孔子的“正命”，提出“非命”观，鼓舞劳动人民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

墨学直追尧舜禹的大同理想，并提出了以“尚同”为手段捍卫人民利益的工作路线，是值得今天我们好好借鉴的。孔子的仁是从自己身边推爱，层层及于社会，但推不出去时，往往流于鄙陋。孔子的等级观念也很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墨子大公无私、直接以天下的利益做为行为的标准和他不允私情妨碍法的公正性的观念化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对今天我们重建社会信仰、推行法制精神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说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为什么曾如日中天的墨家到了汉朝就淡出历史舞台了呢？以至于墨子生平事迹几不可考，《墨子》一书几度散失，至今仍有多篇失佚。孙诒让《墨子传略》中说：“墨氏之学亡于秦季，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尚不能质定其时代，遑论行事。”

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如日中天，道家后来居上， “儒道互补”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墨家却无可奈何地被挤出了中华文化之河的主航道。

这是为什么?

墨学的命运悲剧，在具象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十条二十条，过往和时下贤者对此也多有阐发，或以为思想偏激，不为社会所容；或以为待已过苛，他人不可接受；或以为替弱者守城，大多力战而亡，等等。但从社会历史的层面上看，他的被轻视、被支解、被淡忘、被淹没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

墨子以“非儒”起家，反叛不平等的现有秩序和各种侵略行径，成为贯穿他的整个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一条主线。他总是无保留地站在弱小者的一方，成为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最大的思想障碍和行为障碍。

他主张“非攻”，反对以武力胁迫对方，殃及广大无辜百姓。这只能为被强大的诸侯国打得溃不成军的弱小国家拥护，正四处扩张的强势国家显然是非常恼火他的。他主张“节葬”、“节丧”，坚决反对生前死后铺张浪费，反对将宝贵的生命虚度在漫长的服丧期内，这为想通过“厚葬久丧”显出尊卑贵贱之分的上层社会所不容。他主张“节用”，认为一切生活器用以切合实用为原则，如衣食能温饱即可，房屋能避风雨即可，舟车能使用即可，过分的装饰都是应该废除的。他反对王公大臣养三妃六妾，让天下的女子享受人间的幸福。这显然又让纵欲无度、锦衣玉食的王公贵族们气得牙痒痒。他主张“尚贤”，要求社会做到能者上，者下。试想，

好不容易打下江山正欲享尽荣华富贵的权贵们，听得进他那刺耳的话吗？

在统治阶层中有人讥评墨学为“贱人之言”，荀子更是嘲讽墨学为“役夫之道”，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此，历史上总有那么一部分占尽便宜的人惧怕他，嫉恨他，甚至抵毁他。而儒道两家，则与那些上等人的想法吻合得多，其思想主张听起来要顺耳得多。在统治集团和文人雅士的人生格局中，进则以儒治国，退则以道养身，儒道互补，多么令人惬意呀！

由是，儒道二家便坐上了历史文化的正席，在与统治集团的默契中霸占着文化的话语权，逐渐在人们的意识中沉淀下来，并历久不衰地形成中国人的精神传统。这样，墨家的草根意识，实践中的忍苦精神，终于随着封建大一统社会机制的成型和稳固，变得“大音稀声”了。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人“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生，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过是求得一己的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够真正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把握生命的本来含义，认知世界的，从而形成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品格。然而，在特定的时代，这对墨学又都注定不是福音。

墨学的沉寂，实乃中华文化犯的一个大错误。

我们现在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走向墨子，靠近他的思想、性格，倾听他沉潜舒缓的低诉，我们将顿悟生命中的大智慧，洞见历史深处的大光明，获得对自身及周围世界别样的感受。因为，中华民族己经走到了一个全面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新时代。有理由相信，墨子的和平思想和贫弱哲学，墨子的东方智慧和平民信仰，墨子的自律行为和务实作风，墨子的健全人格和创造天才，必将抚去厚厚的历史尘埃，放射出耀眼的真理的光辉！

认识墨子思想的可贵之处

一、平等兼爱的天赋思想 “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在墨子那里，人生来平等，这是上苍赋予人的一种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所以墨子批评孔子的“仁”存在亲疏厚薄之别,从而提出“兼爱”，主张无差别的人道主义原则，以平民。《墨子·经说上》指出：“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非若爱马。”——墨子肯定人的尊严、权利、价值，认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墨子珍惜国民的生命权。“天欲其生而恶其死”说的是生命神圣。墨子告诫执政者：“今天下之国，粒食之民，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并且以暴王桀、纣、幽、厉被“天下之庶民属而毁之”作为执政者之警醒。（参见《墨子·天志下》）。

墨子重视劳动者私有财产权，在他看来不管是物质活动“耕稼树艺”、“纺绩织纴”，还是政治活动“听狱刑政”、“治官府”、“敛关市”，都是劳动，都应该“赖其力者生”，辛勤劳动获取劳动成果。他强烈谴责那种“不与其劳，获其实”的不仁不义之举，认为应该“不赖其力者

不生”。

二、民主选举的社会契约思想 墨子说：“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墨子·尚同下》）。无国家权力，只有百姓的自然权利。那么，为何后来产生了各级呢？

墨子在《尚同上》阐述了民主选举产生的观点：由于原来的无状态“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所以人们“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从天子到三公，从诸侯到正长，各级莫不是经民主选举产生。

三、非攻赞诛的共和思想 墨子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则下之。”（《尚贤上》）。他反对等级制度，反对儒家所说的“天命”。他指出，儒家所言的“天命”是“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所之言也。”（〈非儒下〉）。 平等兼爱逻辑发展之下的“义政”，是共和政治、利民政治。因为历史局限，墨子没有提出权力制衡，但强调公平竞争、平等搏弈。墨子注重对少数派、弱者权利的保护，“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强”“弱”，“众”“寡”，“富”“贫”，“贵”“贱”，“诈”“愚”，这些对立的双方，在墨子看来都是正常社会合法的客观存在，应该有一个游戏规则任其共和相处。墨子虽然主张“尚贤”“尚同”，但把这一切建立在平等竞争之上，是讲究共和的，他认为：“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指出“兼王之道”应该不辞意见相左的贤人。

四、立法为公的依法治国思想

墨子是中国第一个主张依法治国的思想家。在《墨子·法仪》中，墨子以工匠依规矩画方圆推而广之，批评当时的执政者：“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度，此不若百工，辩也。”他主张“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 关于“法”的形式，墨子认为有（宪）、刑法（刑）、军法（誓）。他在《非命》中指出：（1）“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2）“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3）“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

关于立法问题，墨子眼光独到而睿智，在《墨子·法仪》中提出了如下两点：（1）法不是维护的工具。“法不仁，不可以为法。”联系墨子对“仁”的阐述，可见墨子认为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尊严、价值、权利。（2）法不是人治之法。究竟由谁来立法？考虑到人性现实的弱点，墨子认为“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父母、学者、君王，都是不可靠的，不能由他们来任意立法。 立法的根本依据究竟是什么？《墨子·法仪》与《墨子·天志》中集中阐述了“莫若法天”的道理。综合起来，墨子认为：（1）“天之行广而无私”（《墨子·法仪》）——指出了第一个重要的立法原则：立法为公。（2）“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又指出第二个重要的立法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天志下》）——指出了第三个重要的立法原则：以法治官，以行义政。

五、公开议政的言论自由思想

墨子主张公开议论朝政，认为言论自由对国家有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墨子·亲士 》）。

难能可贵的是，墨子将言论自由提升到法律的高度，认为法律不可损害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

权。他将“君脩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墨子·七患》）视为国家之大患，极力反对。

六、平民结社的政治实践思想

与其他诸子百家不同的是，墨家团体不仅是一个学术流派，也是一个平民政治社团，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墨子推荐弟子去作官，日后若有违墨家主张，就要被召回。墨家子弟做官的俸禄，一部分要分给墨家团体使用。

墨家政治社团为了宣传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奔走天下，医国疗世，到政治黑暗混乱的国家宣传尚贤尚同之理；到贫穷的国家宣传节用节葬之道；到沉迷于声色的国家宣传非乐非命；到尚武侵凌的国家宣传兼爱非攻；„„。墨子经常带领墨家团体参与政治军事活动，帮助小国抵御大国侵略。

墨子死后，这个团体仍然存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七、为国为民的任士侠义思想 金庸先生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符合墨家任侠观的。

墨家分为上、中、下三门，所以《墨子》书上的文章都分“上中下”三种，譬如《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不同的篇章为不同的子弟所学习。“上”是指政治家；“下”是指纯粹的专家学者；“中”是指笃信墨学的苦修者，以自苦为极，损己利人，完全不同于社会的价值标准，为了所有正“义”的事大声疾呼，嫉恶如仇。中国侠义文化的源头是墨家。 侠的精神是“义”。在古代，任侠也被称为“义士”。墨子贵义，《经说上》阐述道：“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把为天下百姓谋利当作份内之事，有很高的本领，但不一定要求被任用。

在天下失义的情况下，侠义弥足珍贵。墨子自身也参照侠义行事，《墨子·贵义》记录：墨子看望老朋友，朋友对墨子说：“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了，你何必独自苦行为义，不如就此停止吧。”墨子回答：“有个人生养了十个儿子，只有一个耕种，其他九个闲着，这一个耕种的不能不更加努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吃饭的人多而耕种的人少。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您应该勉励我行义，为什么还劝阻我呢？” 现代任侠义士，必承墨家“天志”，继共和之伟业，破“暴王力政”之不仁，造民主宪政之大义。谭嗣同是身体力行墨学的先行者，“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惟此墨家强志，可救我中华儿女于马教之戕害，驱逐庸俗唯物主义之幽灵。

八、民富国俭的强本节用思想

墨子认为富足能人性，而贫穷饥谨会使人性异化。《七患》言：“时年岁善，仁且良；时年岁凶，吝且恶。”在墨子看来，所谓的行“义政”，要使国民富足，“欲其富而恶其贫”（《墨子·天志下》）。 墨子要求执政者“兴天下之利”，这里所说的“利”，主要指使民“富庶”。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墨子提出要增产节约“强本节用”，建设节约型社会。“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指的是开发本国资源，再加上节俭。 重要的是，墨子认为国俭才能民富，“强本节用”首要在于反对国家的铺张浪费。他的《节用》《节葬》《非乐》都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的天子国君，《辞过》篇中也激烈批评“当今之主”“暴夺、民衣食之财”造成“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可以说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反理论的思想家。我们不得不说，墨子的这个节约型社会，比今天文山会海上讲下宣的那一套要高明的多。

九、强调逻辑的科学理性思想

墨子做过工匠，长于机械制造，是中国第一位崇尚科学理性的启蒙大师。他的科学精神集中体现在“墨经”、“墨辩”之中。 “墨经”，包括《经上》、《 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共180多条，是墨家科学思想的精华，包含了政治、经济、哲学、教育、逻辑学、语言学、数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知识，在中国和世界学术史上皆享有声誉。他2000多年前在数学、物理学方面的贡献可比于古代希腊许多学者的贡献。墨子论述“力，重之谓下”，他是引力学说的最早发现者。 “墨辩”，包括《大取》、《小取》，是墨家逻辑学理论和体系的大纲，也是第一个中国古代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论述了“辩”的作用、立“辩”的方法、辩者应遵守的原则，并提出了“辟”“侔”“援”“推”四种论辩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辩”建立在知类（即知事物之类）、明故(即明了根据、理由)基础之上，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

十、借鉴创新的实用主义思想 墨子提倡以古为鉴。“言必三表”，首先是“有本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指的是借鉴古代的经验得失。但墨子并不迷信古代，而是认为古代好的才赞扬提倡，古代不好的地方就应该去创新，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墨子·耕柱》）。以善为本，从善如流。

这个“善”是什么呢？墨子“言必三表”的另外“两表”说的很明白。“有原之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指的是倚重民声。“有用之者”：“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指的是可否为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参见《非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