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市场影响
杨高宇
作者简介：杨高宇，（1978—），经济学博士后，国信证券发展研究总部研究员。
摘要：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供给侧改革是2016年经济任务的关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供给侧改革”，充分表明宏观思路从传统的重需求管理和重短期刺激向供给与需求“两手抓”的重大转变。的重大转变，势必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未来市场走势产生巨大影响。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宏观背景 市场影响
一、引言
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供给侧改革是2016年经济任务的关键。2016年要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是在需求面走软的背景下，对供给端实施结构性调整，达到降低企业成本、化解过剩产能以及增加新兴产业供给的目的。传统的“需求侧管理”是我国宏观的基本框架，主要通过刺激消费、出口以及投资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供给侧管理”则从经济的供给端入手，通过解除对人口、资本、土地和制度等要素的抑制，增加有效供给，提振经济活力，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供给侧改革”，充分表明宏观思路从传统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向供给与需求“两手抓”的重大转变，的重大转变势必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未来市场走势产生巨大影响。
二、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宏观背景
（一）传统要素增长红利放缓亟需供给侧改革释放新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表现出“高投入、高能耗、低成本”特征。然而，随着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逐步缩小，土地、劳动力、资源环境的综合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下降、投资支撑经济增长的贡献缩小，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面临动力切换与结构转变，对此，亟需供给侧改革释放新活力，将潜在的供给需求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力。
其一，要素高投入难以持续。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要素的高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约束趋紧，要素高投入模式难以为续。以劳动力为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指出，201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155万人，2020-2030年将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
表1：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 （单位：亿元）
城市环境基础 年度 设施建设投资 2005 2010 2011 12.7 4224.2 3469.4 治理投资 458.2 397.0 444.4 环保投资 0.1 2033.0 2112.４ 2388.0 6654.2 6026.2 老工业污染源 建设项目“三同时” 投资总额 2012 2013 变化率（%） 5062.7 5223.0 3.2 500.5 849.7 69.8 2690.4 29.5 10.2 8253.6 9037.2 9.5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
其二，能源高消耗难以持续。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能源消费快速增长、能源依赖度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目前，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是高收入国家的1.8倍，是中等收入国家的1.2倍。近年来，我国原油、天然气、煤炭三大主要能源的进口量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攀升。以原油为例，2009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首次突破50%的警戒线，2014年我国进口原油3.1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为59.6%。同时，我国的环境问题相当突出，环境成本占GDP的比重日益增加。2013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9037.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59%，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2%。
其三，低成本优势无法持续。长期以来，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以及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源成本等，我国企业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随着国内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价指数逐年攀升，劳动工资亦逐年提升。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导致环保成本的提高，房地产泡沫导致土地成本的提高等，都在不断推升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二）供需错位亟需供给侧改革发力引导供需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次运用凯恩斯主义手段，确保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近年来，推行凯恩斯主义造成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刺激虚假需求导致产能过剩，商品服务供需市场呈现出“支付意愿强、有效需求高、有效供给相对不足”的特征。商品服务市场结构性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的“供需错位”，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路障。
一方面，传统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主要集中在钢铁、有色、石油化工、煤炭、建材和汽车等行业；房地产供给过剩，去库存压力较大；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服装、鞋帽、玩具等传统消费品，供需失衡导致价格持续下滑。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和新兴产品供给明显不足，“代购潮”、“海淘热”、“疯抢马桶盖”不仅透视国内供给未能及时与消费同步升级，且显现国内供给端管理制度建设的滞后。此外，面对日益加重的老龄化问题，国内养老产业发展滞后，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三）经济结构扭曲失衡亟需供给侧改革调整结构
我国要素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性和性扭曲，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资本价格、资源性产品价格、环保价格等未反映出其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以及与其使用有关的负外部性，从而导致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生产过程的高资源消耗强度以及相应而来的浪费和污染，造成经济结构扭曲失衡。
从需求侧来看，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才能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我国需求侧结构失衡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内外需失衡。虽然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但目前还是偏高（2014年我国出口依存度在20%以上，比日本高6%左右，比美国高13%左右）。第二是投资消费失衡。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基本都在50%左右，即使与其他投资率较高的亚洲经济体相比，我国当前的投资率也高于日本、韩国处在相同发展阶段时的投资率，甚至高于其历史上最高的投资率。
图1：我国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并已超过第二产业比重。2014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关系是9.2∶42.6∶48.2。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方面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矛盾表现为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品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和产品。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整体竞争力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支撑力不足。 图2：我国三大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三、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
从产出的角度来看，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即劳动力、资本、土地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当前我国五大财富源泉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供给抑制”，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围绕如何激活五大财富源泉，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促进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一）劳动力供给侧改革
劳动力方面，要解除对人口和劳动力的供给抑制。2011年我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15-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通过全面放开二孩、推出延迟退休制度，推进新型城镇化、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以此来释放人口红利。全面放开二孩有利于经济增长中人口要素的纵向持续，户籍制度改革则有利于劳动力的横向流动。据估计，全面二孩放开后，未来每年平均新增小孩规模预计将在200万左右，每年带来新增消费将超过700亿元。此外，随着新生人口的增加，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需
求势必将会增加。同时要实施人力资本战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释放新的人才红利，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资本供给侧改革
资本的供给侧改革要解除对资本供给的抑制，提升资本的供给与资本的使用效率。可通过深化投资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全面深化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市场准入，抑制地方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推进利率市场化，降低融资成本；实施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财税成本；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补充企业资本金等。此外，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提高投资效率，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图3：我国劳动力供给拐点
（三）土地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供给侧改革
土地方面，要释放农村土地的资本属性和流转属性，使土地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交易的生产要素，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效益。一方面稳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另一方面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资源方面，要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等。
（四）技术创新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要从依靠普通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劳动力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依靠科技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通过科技创新创造新供给、新效益和新空间，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对此，要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建立创新型的科教；推动引导基金与民间社会资金的结合支持创新；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创新企业健康快速发展；通过科学可持续的要素报酬分配机制和风险报酬补偿机制，激活优势要素供给，引导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创新要素生产力。此外，建立和完善创新行为的风险退出机制，鼓励经得起市场甄别和考验的、有潜在需求支撑的创新，通过有偿的和激励相容的资本支持模式，防范低效率创新。
（五）制度创新
制度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行政改革为突破口，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机制障碍，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行政方面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主要职责是把法律、法规、标准和制定好，给企业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此，要通过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来确定和市场的合理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继续简政放权、转变职能、释放改革红利，为市场伸展打开足够的空间。
财税方面，要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综合财
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和地方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成立财政引导发展基金用于支持、奖励重点产业领域的企业发展；加大减度，通过结构性减税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走出去企业减负；推进个税改革，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调整进出口关税，降低国内亟需的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的进口关税，取消或降低部分过剩产能产品出口关税，鼓励过剩产能出口，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金融方面改革的核心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因此，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方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发挥保险市场保障作用，完善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机制，提升资本的供给效率。
国企方面，要分类推进国企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资证券化；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引入非公经济战略投资者，大力推进产权多元化；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行员工持股，激发国企竞争活力等。
四、供给侧改革的市场影响
（一）供给侧改革有助经济平稳增长、企业盈利改善，为牛市提供基本面保障
在传统要素增长红利放缓、供需错位以及经济结构扭曲失衡的背景下，我国亟需启动供给侧改革。通过解除劳动力的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以及制度和管理供给抑制，才能从供给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水平，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向可持续、中速发展的“新常态”平稳过渡。对市场而言，经济的平稳过渡是“可持续长牛”的最大基础。纯粹资金推动型的牛市是无法持续较长时间的，因为在市场上涨的过程中，市场的泡沫也在不断放大，风险也在不断积聚。一旦资金无法跟上，随着而来的暴跌不可避免。纵观美国股市的历史，有经济基础支撑的牛市可以持续数十年。因为在市场上涨的过程中，企业的盈利也在同步增长，这样，市场的泡沫并没有扩大。
同时，减税降费、资源品价格改革、利率市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供给侧改革措施，能够降低企业财税成本、原材料成本和财务成本等，对于企业盈利状况改善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供给侧改革的实施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有利于企业盈利的改善，可为市场“走牛”提供基本面保障。
（二）供给侧改革有助于经济转型升级，凸显新兴行业投资机遇
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加速过剩产能的淘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扭转“供需错位”与经济结构扭曲失衡的局面。因此，在经济与的双重压力下，传统产业很难再现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的盛况，大的投资机会亦难再现。在过剩产能化解、产业走出去与并购驱动下，局部领域的龙头企业存在一定的投资机会。未来，新兴行业取代传统行业是历史必然，市场大的投资逻辑应更倾向于新兴行业，特别是智能制造、智能医疗、节能环保、信息安全、生物医药和数字新媒体等产业。
（三）供给侧改革也将有效激活百万亿资产，带来国企改革投资机会
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应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包括：按照市场原则实施产权多元化、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对管理人员实施市场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减少对企业的各种束缚等。同时，该意见期望在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截至2015年7月，我国国有企业合计资产109.4万亿元，负债71.26万亿元。国企改革号角的吹响将有效激活百万亿资产，为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未来5年，国企改革将成为投资的一个主战场，围绕国企改革主题将涌现大量的投资机会，譬如央企整合、资产注入和并购重组等。
当然，供给侧改革不像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凯恩斯主义”短期对经济见效快，实施起来阻力小，而供给侧改革更多是解决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其间触动相关利益，需要强大的魄力来推动。此外，改革的力度和进度都将影响经济端的增长、结构端的转型、产业端的升级以及企业端的效益，进而对市场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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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贾康，苏京春“.三驾马车”认知框架需对接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构建——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深化探讨[J].全球化，2015（3）.
（责任编辑：李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