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抗战电影述论_1937_1945_史博公

国统区抗战电影述论（1937～1945） 史博公 林吉安

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国电影制作机构大都集中于上海一地，但此后随战争形势的变化，全国电影生产格局被迅速分化为国统区、租界区、沦陷区和根据地四部分。其中，“国统区”无疑是当时抗战电影生产和传播的主体。尽管在整个战争期间，租界区乃至沦陷区的电影产量要远大于国统区，但在与时代潮流的契合程度上，特别是在影响民众、宣传抗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上，国统区的“抗战电影”无疑是整个战时影坛的中流砥柱。提要

八年抗战期间，

国统区电影机构共生产“抗战电影”百余部，其中故事片有20余部，这些影片充分践行了“电影抗战”的时代使命，并呈现出一些颇为独特的美学症候。

一、国统区抗战电影生产概况战前国民仅有两三个规模很小、几无影响的电影管理和生产机构，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首先是出于抗战宣传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安抚流散到后方的电影人，从1938年开始，官方仅在四年内就于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先后改组、扩建、新建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电影摄影场”,以及“西北影业公司”、“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等国营电影机构,国统区的电影生产、发行和放映系统由此确立，并相继拍摄了几批旨在呼吁民众团结御侮的“抗战电影”。1．“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历史贡献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1938年3月前后在武汉，国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改组了原本仅有18人的“政训处电影股”，将其扩充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大批来自上海等地的电影人加盟其中，随即开始拍摄抗战电影。 1此时中日两国已进入全面战争状态，所以在故事片创作上已不必再像原先的“国防电影”那样采用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而是可以直接在银幕上揭露日寇侵略行径、讴歌军民抗敌豪情，力求以最直观的方式激励将士浴血抵抗、号召民众参军参战。“中制”在武汉仅存在了六个多月，但却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和《八百壮士》三部故事片，这些作品充分、及时地表现了我民面对日寇疯狂进攻，不畏牺牲、拼死抗战的英勇壮举，同时也反映了各界民众积极支持抗战的爱国豪情。这些影片不仅在国内受到热烈欢迎，而且还曾在菲律宾、缅甸、法国和瑞士等国家放映，反响也很热烈。此外，“中制”在武汉期间还拍摄了50余部反映抗战的新闻片、纪录片、卡通片。纪录片和新闻片有：《抗战特辑》（1～5集）、《电影新闻》（第41～47号）、《抗战号外》（第1～3号）、《七七抗战周年纪念》、《和平之应声》、《南京专集》、《抗战言论集》史博公

中国传媒大学副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电影民俗学、电影社会学、抗战电影史、喜剧电影史。

林吉安

中国传媒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目前正在参与导师史博公的“中国抗战电影史”课题研究。

1322012年 第4期

影史探问（1～2集）、《郝军长哀荣录》、《天主教徒为抗战祈祷的大弥撒》、《精忠报国》等，内容主要涉及：“七七事变”后各地动态；敌机轰、淞沪会战及难民救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武汉各界抗战及献金运动、武汉大轰炸与大会战、武汉伤兵重上前线、南京大撤退、郝梦龄等阵亡将士追悼会等。这些影片从多个角度及时反映了抗战初期各地战况与民众心态。卡通片有：万氏三兄弟绘制的《抗战标语卡通》（1～4集），以及《抗战歌辑》（1～4集）等。这些影片以民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起到了积极的抗战宣传作用。1938年9月武汉沦陷前夕，“中制”随国民迁往重庆，此后直至1945年，在史东山、阳翰笙、应云卫、陶金、舒绣文、白杨、张瑞芳和秦怡等电影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制”共拍摄了《保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日本间谍》、《还我故乡》和《气壮山河》等12部故事片；同时，还拍摄了70多部（集）新闻纪录片、教育专题片、标语卡通片和歌唱片。其中，纪录片主要有：介绍西南西北各民族战时动态的《民族万岁》、《抗战特辑》（第6～7集），以及《电影新闻》（第48～56号）、《中国之抗战》等多集；教育专题片有：《防御战车》、《中国空军》、《降落伞》、《滑翔机》、《步兵射击教育》等；卡通片有：《汪逆集》、《王老五》、《小猎人》、《抗战歌辑》（第5～7集）等。此外，在1938年12月，“中制”委托蔡楚生等人在设立了分部——“大地影业公司”，拍摄了故事片《孤岛天堂》和《白云故乡》。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制”拍摄的抗战电影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堪称我国电影抗战事业的砥柱中流，它为激励广大军民奋起抗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2．国统区其他电影机构的历史贡献“电影摄影场”于1933年10月创办于南京（简称“中电”）,隶属宣传委员会。战前它曾拍摄过一些新闻片、军事教育片和四部故事片；1937年全面抗战之初，拍摄了《卢沟桥事变》等3部纪录片和3本歌曲片。1938年“中电”迁渝,又拍摄了《孤城喋血》（1939）、《中华儿女》（1939）、《长空万里》（1940）等3部故事影片，以及23部（集）新闻纪录片。 2西北影业公司于1935年创办于山西太原，隶属阎锡山控制的“西北实业公司”，以拍摄新闻片、教育短片为主，也曾拍摄过《千秋万岁》、《无限生涯》等故事片。来自上海等地的影剧工作者宋一舟（宋之的）、田方、蓝马、王苹等曾在该公司工作。1936年，公司组织战地摄影队赴“绥远前线”拍摄了新闻纪录片《绥蒙前线》；1938年公司迁到成都，邀请了沈浮、瞿白音、贺孟斧等电影人参与创作；1939年完成了反映晋东南军民抗日斗争的长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1940年又拍摄了表现山西军民抗敌事迹的故事片《风雪太行山》和《老百姓万岁》，后者因故未能完成。此外，在抗战期间，国民教育部也在大后方先后成立了两家制片机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并分别拍摄了少量影片。综上可知，在艰苦动荡的八年抗战里，以“中制”和“中电”为主的国统区电影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共拍摄了百余部新闻纪录片、标语卡通片和歌曲演唱片，以及20部故事片。这批作品充分揭露了日寇的侵略暴行，热情讴歌了广大民众的爱国情怀，高度颂扬了前方将士的英勇壮举，并深入表现了战争对人的考验与洗礼。可以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国统区的抗战电影充分践行了“电影抗战”的时代使命。此外，由于抗战的需要和环境的，上述影片的生产资金主要源于资助，并常常以公益发行、巡回放映的形式与观众见面。这种新颖的放映形式，使抗战电影与最广大的观众群体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并让影片的宣传鼓动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二、国统区抗战电影之美学特征从本质上看，抗战电影是诞生于特殊时期并服务于特定目的宣传品。为此，“清除‘旧浪漫主义’ 3，就成的气息，发扬‘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了它最基本的美学形态和艺术追求。相对战前的一般影片而言，它呈现出了以下几个新特点：1．追求通俗易懂，服务抗战需要抗战开始后，残酷的现实要求国统区电影必须倾力服从政治军事需要，于是大多数编导在创作中都能自觉地减弱或撇开时尚娱乐色彩、强化国统区抗战电影述论（1937～1945）133总第345期

抗战宣教功能。同时，除《东亚之光》等少数别具一格的作品外，与战前的上海电影相比，国统区电影的艺术水准有明显下降，其缘由在于：一方面，由于经费紧张、胶片短缺、空袭频繁和经常停电等战时创作条件的局限，使国统区电影在出品数量、拍摄进度和技术质量上都受到很大制约；另一方面，此时的国统区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已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商品，而是转变为了弘扬民族精神、激励浴血抗战的“意识形态武器”，其传播对象也以广大农民和士兵为主体——这两大群体在当时多属文盲且无观影经验，那种“急速移动的画面与他们的视觉维持相当的距离，骤然的‘特写’在他们看来成为不可信的夸张。总之，一切电影上‘技巧’之在他们，大多是生疏而不习 4因此只有放慢节奏、简化剧情、尽量做到惯。”们现在无法看到该片，但仍可想象在当时条件下要拍摄如此情节得克服多少困难。孙瑜曾谈道：“在天空摄制轰炸机群的大编队和驱逐机缠斗的场面，摄影同志们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来补足我们技术设备 6可见，该片使用了“空中摄影”，而这上的缺点。”即便在今天也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该片创作历时三年多，时任我国空军总指挥的周至柔将军曾高度评价该片“是一部反映着中国空军的生长和壮大的 7影片……也是一部推动着空军建设的影片。”国统区战争片的代表作还有《八百壮士》、《孤城喋血》、《胜利进行曲》和《气壮山河》等，它们再现了抗战期间多个声势浩大的战役和战斗，生动描绘了城市保卫战、攻坚战、巷战，以及大兵团田野作战的情形。此外，国统区战争片还特别兼顾了民众对抗战的热忱支持。例如：《气壮山河》（1943/何非光编导）本是一部以反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为主的影片，但它在表现我军和盟军英勇打击日军的同时，也颂扬了爱国华侨积极协助我军作战的民族情怀。值得一提的是，在国统区战争片中，《老百姓万岁》（1940/沈浮编导）是唯一一部表现华北敌后“游击战”的影片，可惜在完成80%以后因政治原因流产。3．“纪实风格”得到长足发展抗战电影的生产目的无疑是为了发挥其宣传教育功能，以便实现“电影抗战”的诉求。而“纪实”风格的作品显然能为观众提供更加真实感人的视听形象，因此，把“故事性”与“纪录性”进行有机的交叉或结合，就成为了国统区抗战电影创作的一大美学倾向，这种倾向曾直接受到战时纪实文学思潮和纪录片创作勃兴的影响。在这类作品中，“纪实风格”的采用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直接从实际生活中选取“题材”。例如：《八百壮士》（1938/应云卫导演）再现了将士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的英勇壮举；《胜利进行曲》（1940/史东山编导）取材于“湘北大捷”的作战范例；《青年中国》（1940/苏怡导演）反映的几乎就是一支抗战宣传队的真实经历。其次，在影片中有机融合部分纪录片素材，以增强影片的逼真性。例如：在《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史东山编导）、《中华儿女》（1939/沈西苓编导）和《长空万里》（1940/孙瑜编导）等影片中，都曾采用过纪录片素材。浅显易懂，才能让他们真正理解影片、受到感染，从而激发起抗敌救国的热血豪情，最终达到激励他们献身抗战大业之目的。史东山导演在这方面的努力颇为典型，他创作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胜利进行曲》和《还我故乡》等影片，无论是从剧作结构、镜头运用上看，还是从表演状态、剪辑方法上看，都力求浅显易懂。尤其是在《好丈夫》（1939年）中甚至采用了“默片”和大量“跟拍”等方式，以便让不同方言区的农民观众都能理解“妻子送郎上战场”的主题，力求“对目前全国最紧要的兵役问题，增 5加不小的助力。”显然，为了更好地取得“电影抗战”的效果，政治与军事诉求已成为国统区电影创作的核心理念，而编导们的创作实践也自觉契合了大时代的本质需求。2．“战争题材影片”得以确立和壮大受政治、外交、军事局势的影响，战前电影很少出现中日两人形象，两军对垒的场面就更为罕见，但在国统区抗战电影中，不仅涌现了一批战争题材佳作，而且还探索积累了不少创作经验。可以说，中国电影史上真正的“战争类型片”正是起步于此。就制作难度而言，《长空万里》（1940/孙瑜编导）无疑是当时所有战争片的翘楚，它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空战片”，其中我空军驾驶员击落敌机后英勇牺牲的情节，以及战机撞沉敌舰的场面，均改编自“八·一四”上海空战的真实事迹。尽管我1342012年 第4期

影史探问再次，采用真人、真事、真环境拍摄影片。如：《塞上风云》就是远赴蒙古地区的实地拍摄之作，而表现日俘觉醒的《东亚之光》（1940/何非光编导），更是直接选用了一批已经反正的日俘。该片真实再现了日俘的觉醒过程，加之片中使用了日语对白（中文字幕），以及不少表现战俘生活的长镜头，这都让该片在艺术形态上呈现出极强的纪实格调。显然，作为战时影坛主潮的国统区电影，不仅具有巨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而且在丰富中国电影美学风格方面也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12影片去。”2．电影宣传和学术建构得到长足拓展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倡言“只要还有一寸胶片，也绝不离13，并于3开我们的岗位，放弃我们斗争的任务”月31日创办了《抗战电影》杂志。此后，有关电影文化的报刊和著作便渐趋繁荣。刊物主要有：《抗战电影》、《中国电影》（月刊）、《电影纪事报》、《戏剧电影》、《今日电影》等数种纷纷面世。报纸主要有：《国民公报》于1938年3月率先开辟《电影·文化》专栏，此后又有《新华日报》等不少报纸推出了电影副刊，如：《新民晚报·电影与戏剧》、《新蜀报·影与剧》、《时事新报·青光电影》、《扫荡报·电影战线》等。著作主要有：《电影轨范》、《电影摄影法》、《抗战电影》、《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非常时期的电影教育》，以及《电影检查法》等专著49部。143．电影创作的“价值取向”在争论中得到明确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创作的价值取向问题，就是文化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其核心主要集中在——电影究竟应该是牟利的工具，还是娱乐大众的“冰淇凌”或“沙发椅”，抑或是教化社会人心的手段？以及电影有没有、要不要“民族化”等一些问题上。抗战期间，在民族存亡大搏斗的时代背景映衬下，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得到进一步深入，并深深地触动了广大电影创作者。早在1938年初，创办于武汉的《抗战电影》杂志，就在“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的主导下发起了“关于国防电影之建立”的讨论；“中国电影出版社”也曾在1940年10月5日召开了“中国电影的路线”座谈会；此后，文化界又围绕“通俗性，大众化的民族电影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持续探讨……在上述一系列理论争鸣过程当中，电影界首先厘清了电影与时局的关系，确立了“电影抗战”的立场和方法，明确提出“今后的电影界同志要负起改革过去电影界的一切积习的责任，重新建立新的抗建文化。我们不是没有目标的，我们更非把电影看作一种赚钱的事业，我们应把它看作国15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家最重要的宣传与教育。”三、国统区电影抗战的文化成就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里，尽管囿于战乱等客观原因，国统区电影产量不高，但在电影文化建设上却取得了不斐成就。 81．“团结御侮”的时代理念得到有效传播为了充分发挥“电影抗战”的功能，让“电影 9就成为了国统区电下乡、电影入伍、电影出国”影界最重要的践行目标。简言之，就是让国内外更多的人都能感受到中华儿女澎湃悲壮的抗敌救国事迹。为此，“国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专门成立了“放映总队”，并由第三厅郭沫若亲自担任总队长，下辖十个分队；“中电”也专门设立了六个“流动放映组”，覆盖了分布在十余省的各个战区，形成了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流动公益放映网，映出场次和观影人数均创历史新高。此外，大后方以陪都重庆为主的城市影院数量较战前也有了明显增加，放映活动十分频繁。10这一时期，国统区生产的抗战电影还以出售版权、租映和赠送等方式，发行到美、英、苏、法及东南亚等国，不仅促进了电影业的国际交流，而且也为增进世界各国对我国抗战大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中制”厂长郑用之在建厂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发行方面，除了国内各城市普遍放映本厂出品外，更开拓国际宣传路线，南洋欧美都取得了联系……国外方面，我们一共有拷贝183个，国外演过本厂出品的18个（国家或地区），92座城市。在苏联和美国翻制或缩小的尚不在此统计11史东山也曾提到：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馆人员内。”曾向国内报告“中国抗战电影在美国有最好的宣传效果”。同时，中国电影也“引起了苏联人民很高的兴趣，邵大使还特地打电报回来，要继续输送这场历史性的大讨论还为中国电影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应当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拍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电影作品，力国统区抗战电影述论（1937～1945）135总第345期

求建立中国电影的民族形式……尽管在此前的中国电影史上，针对电影创作的通俗性、大众化、民族化，以及现实主义追求等问题，也出现过一些断断续续的争论，但像抗战期间这样，把诸多问题整合在一起进行系统性的研讨，并赢得热切反响的情况却从未有过。这表明，此时电影界在创作理念上有了系统性升华，这一飞跃不仅意味着国统区电影界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也为后来中国电影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一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战后电影才迸发出了里程碑式的耀眼光彩，才涌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大批经典之作……可以说，国统区广大电影工作者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仅勇猛自觉地挺立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充分运用手中的特殊武器，为激励中华儿女奋起抗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而且还用“电影抗战”的独特形式，与同胞们共同在华夏大地上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体上可谓题材广泛、内容悲壮、情绪激昂，既有《孤城喋血》（1939/徐苏灵编导）这样正面描绘爱国官兵浴血疆场、壮怀激烈的英雄史诗，也有《塞上风云》（1942/应云卫导演）这样侧面抒写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毁家纾难的慷慨悲歌；既有《火的洗礼》（1940/孙瑜编导）这类表现附逆分子悬崖勒马、将功折罪的影片，也有《血溅樱花》（1945/何非光编导）这类描写日军战俘迷途知返、弃恶从善的作品；既有着力褒扬正面战场的《胜利进行曲》（1940/史东山编导），也不乏对红色边区刻意点染的《风雪太行山》（1940/贺孟斧编导）……尽管战时的创作环境极其艰难，但这并没有妨碍艺术家们以“一寸胶片、一粒炮弹”的精神信念，去肩负起“电影抗战”的时代责任。此时，几乎所有的国统区电影都以弘扬杀敌报国精神为己任，并收到了显著的宣传鼓动效果，在电影散场之后，常常出现伤兵立刻要求重返前线、农民主动要求参军参战的动人情景。可以说，在历时八年的民族血战中，电影也曾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抗战力量，其激励民众杀敌报国的历史价值不容低估。 结语综观1937～1945年间国统区的抗战电影，总注释： 1 11 郑用之.三年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载：中国电影.1941.（1）郑用之时任“中制”厂长，以下有关“中制”的资料，凡未注明者多源自该文. 2 此处数据整理自重庆市文化局等单位于1985年出版的文集《抗战电影回顾》。 3 12 史东山.1940年中国电影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电影.1941.（1） 4 葛一虹.从《华北是我们的》与《好丈夫》说到我们抗战电影制作的路向.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2月22日. 5 维与兵役宣传.重庆1940年1月3日.《好丈夫》《时事新报》 6 孙瑜编导《长空万里》的经过.重庆《日报》1940年12月7日. 7 周至柔《长空万里》映演献词.《电影纪事报》1941年8月10日第2期. 这部分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源自：虞吉.杂陈共生,蓄势促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文艺研究.2005（9）. 9 施焰.三则建议——给中国电影界.载：扫荡报.1938年12月4日.10 田苗.我对战时重庆电影的认识.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8.13 来源：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致苏联电影界书.载：中国电影.1941年第1期.14 参见：任一宁.抗战时期重庆电影概述.载：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学术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8.15 张治中.谈电影：在“中制”三周年纪念会演讲.载：中国电影.1941年第1期.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