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协调管理理论：人际传播研究的一个理论面向

未来传播

Vol.26February

No.12019

FutureCommunication

意义协调管理理论:

人际传播研究的一个理论面向

赵红勋

摘

赖黎捷

要:意义协调管理作为人际传播研究的一个理论维度，认为对话中的人在共同建构他们所处的社

会现实时，也被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所改变。人们在对话过程中创制了两个基于“行为”和“语言”为材。在同一对话过程中，这两个故事文本既缠绕在一起，又保料的文本，即“现实故事”和“讲述的故事”

”。“现实故事”和“讲述的故事”之间存在的“张力”就是实施意义管理的重要动因。持一定的“张力

意义协调管理虽然是少数几个明确以“传播”为基础的理论之一，但该理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学术重视，由此，尝试从理论内涵、实际应用、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等四个维度来勾勒其学术概貌，以期丰富传播学的研究地图。

关键词:意义协调管理;人际传播;对话;关系作者简介:赵红勋，男，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赖黎捷，女，教授，博士。(重庆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重庆，401331)

文章编号:1008－6552(2019)01－0031－07

意义协调管理(CoordinatedManagementofMeaning，以下简称CMM)作为人际传播研究的一个理论维度，在家庭医疗、公共交流、跨文化对话等多个领域得以运用。然而，该理论虽然是少数几个明确以“传播”为基础的理论之一，但其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都存在一定的欠缺，尤其是国内有关CMM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外CMM的理论梳理与评述，为国内的人际传播、公共传播、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等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与参考的理论视角，以此丰富传播学研究的理论维度与话语层次。

一、CMM的理论内涵

对话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种交往策略与基本方式，已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为了能够准确理解对话这一表述行为究竟传递了何种内容、产生了什么意义，1978年，美国学者巴尼特·皮尔斯(BarnettPearce)和弗农·克罗嫩(VernonCronen)提出了意义协调管理(CMM)理论，并在1980(Communication，Action，andMeaning:TheCreation年出版的《传播、行为与意义:社会现实的创造力》

ofSocialRealities)一书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详述。CMM理论认为，在人际沟通过程中，“处于交际对话的双方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固有的认知方式来解读对方语义，以此相互影响并创造一个渐次达成共识的对”话环境。

［1］(183)

在这个意义协调的过程中，处于“对话”状态的人在共同建构他们置身的社会现实时，

［2］(67)

也被他们所创造(想象性、虚拟性)的世界所改变。人们在对话过程中创制了“现实故事”和

“讲述的故事”两个基于“行为”和“语言”为材料的文本。在同一对话过程中，这两个故事文本既。“现实故事”和“讲述的故事”之间存在的“张力”就是实施意义相互缠绕，又保持一定的“张力”管理的重要动因。

［2］(73)

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与理解CMM理论，需要从以下三个叙事维度来进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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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传播第26卷

阐发。

(一)“对话”中的人

CMM理论作为研究人与人之间交流与沟通的一种理论向度，它的首要的、基本的关注对象是处于特定对话中的人。该理论关注的是“自我、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它解释了个体如何把意义赋予特定的”诚如菲利普森所言，“CMM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个体及其与社会关系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对讯息。

”人是生产讯息、连接关系、创造意义的核心主体。只有在人的作用话中的)人的主体价值被激活。

下，对话的意义与价值才能得到彰显，从而更好地塑造和维系社会关系。皮尔斯说过:“人际沟通塑造”换言之，人是实现沟通和对话的根本性前提，了对话双方自身的价值，并据此确立了彼此的关系。

而沟通和对话又是检视人的价值(自我价值、社会价值)的最优方式，二者相辅相成。

倘若没有人这一核心主体的介入，不仅无法构建对话情境，更无法产生作为“交流”的意义。CMM是基于人类创造社会实在这个假设才得以形成的理论体系。任何社会存在都是个体对意义和行动的理解，这种理解依赖于人际互动/交往/传播的形成。也就是说，个体的内容生产需要经由与他人的，它是个体属性在特交流与沟通才能创造理解的意义。交流与沟通作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种“对话”

定社会语境中形成的人际关系的一种表征方式。正是由于这种人际关系的存在，才可能进行意义的生产与创造。

如果单从对话的角度来看，对话是两个不同主体的意义交流。但是CMM理论认为，“对话”的人不局限于我们通常意义理解的两个人，而且还包含对多元世界充满好奇的“社会建构者”(socialcon-［2］(80)

structionists)。CMM理论研究者把自己视为社会建构者，他们是对话过程中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

［5］

［4］

［3］

者。当然，他们对“对话”过程充满了好奇，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一个对话都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激发他们参与式建构对话情境的好奇心。在好奇心的驱动下，社会建构者才有“兴趣”去探究“对话”过程、本质与意义。

(二)意义的等级

CMM研究者认为，对话的过程存在着两个“故事版本”，即现实故事和讲述的故事。现实故事就是我们与他人共同建构的行为，讲述的故事是用来理解现实故事的叙事。讲述的故事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由此它的解读版本也各有不同。比如，在一个三口之家，丈夫A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公务员、妻子B是从事文艺批评研究的大学教师、儿子C是在校大学生。他们三人同时观看了央视春晚，但他们对春晚的解读却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A认为，春晚是党和宣传方针的传播平台;B并不认同A的看法，她认为现在的春晚过多地融入了一些娱乐化元素，成为喧嚣的娱乐场所，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改进;在C的眼里，春晚太庄重，没有趣味。“春晚”作为一个现实故事，在A、B和C的各自讲述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理解是皮尔斯和克罗嫩阐述的意义结构的差异。

皮尔斯和克罗嫩提出了意义的层级模型。层级模型把意义的结构划分为六个层次:内容、言语行为、契约、情节片段、生活剧本和文化模式。当然，这六个层次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高层次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低层次的意义。

［3］(115)

［6］

在这个层级模型中，“内容是原始数据向意义转换的第一步;言

语行为传递了说话者的意向并指明了说话的动向，它是意义的第二层次;契约是对话双方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它处于第三个层次;情节片段有明确的开端、发展和结局;生活剧本是用来与他人进行意义”协调的一系列过去的或现在的情节片段;文化模式是关于世界以及世界与个人的关系的图像。

［3］(114－118)

而美国学者埃姆·格瑞芬(EMGriffin)整合了CMM研究者提出的意义模型，提出了一个层级—蛇

第1期赵红勋赖黎捷:意义协调管理理论:人际传播研究的一个理论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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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状模型(Hierarchical–SerpentineModel)。

层级—蛇状模型

这个模型遵循了皮尔斯所倡导的在解释某一特定语言行为时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格瑞芬提出这个模式，最初来源于一个特殊案例。一对年轻夫妻安妮(Anne)和彼得(Peter)经常发生口角甚至动手打架，调解顾问乔纳森·谢洛尔负责对他们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乔纳森·谢洛尔认为，安妮关心的核心是她的个人认同，情节、文化、关系等其他语境被放置在相对次要的位置;而彼得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关系，其他因素则成为外部框架。在他们的对话中，任何一方所说的话都会影响到另一个人，他自己同样也会被另一个人所说的话所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在层级—蛇状模型中，“言语行为”是两个不同的人以一种动态的前后方式展现出来的蜿蜒的呈现方式，这种方式并不容易预测。行动的。展开是在各种层次的嵌套叙事或意义中可反复解释涉及交往的每个人的“情境”

(三)意义协调

皮尔斯和克罗嫩认为，现实故事与讲述的故事始终缠绕在一起，但是它们之间却又保持一定的

［1］(178)

“张力”，这种张力是对话中意义管理的基本动因。正是有了这种“张力”所蕴含的矛盾、冲突、

不确定以及双方获取意义的需求，才促进了“协调”的产生。在对话过程中实施协调是由于我们不得不持续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达到这样的调整，从而促使对话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在关于意义协调

［7］(37)

”的探讨中，皮尔斯指出:“协调容易，描述协调难。也就是说，协调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很强的操作

性，但想要把这一操作过程描述出来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理解协调的最好方法是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对话关系。

当两个人在沟通与交流过程中，其结合有三种可能:达成协调、没有达成协调或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协调。我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艺术圣地，因此日常生活的协调并不具有决定性，它更多是促成了部分协调。例如，购买商品过程中，讨价还价就是“买者”与“卖者”进行意义协调的过程，在卖者对某品牌的牛仔裤喊出500元时，对于“买者”而言，500元这个价格肯定较高。即便买者内心认同这条500元的牛仔裤是物有所值，但他也不愿意实际消费500元来促使其购买行为发生。他可能会给出400元、350元等不同价格来进行商讨。经过双方协调，最终450元成交，这个450元就是意义协调的结果。对于双方而言可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遗憾，但这个结果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协调。

意义协调既然是一个过程，它就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皮尔斯认为，道德准则是意义协调的最高

［4］

34

未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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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目标。［3］(120

CMM的支持者认为，道德包括荣誉、尊严、伦理、权利、责任、义务等内容。

从这

个角度来理解，意义协调的过程不仅体现着对话双方的意愿，而且还夹杂着社会对人们的某种期待，这种期待蕴含着高贵、出色等优秀品质，摒弃憎恨、低俗等负能量意义。除了道德准则之外，资源的可获得性也是影响意义协调的重要元素。在CMM理论的支持者看来，“资源是人们用来使自己的世界”变得充满意义的故事、形象、象征和制度。

［7］(23)

资源包括个人能力、社会关系，等等。

二、CMM理论的实际运用

CMM理论提供了一种由理解和临时排序构成的多层级信息流向方式，以此满足人际传播过程中的

［8］

多样化信息需求。它可以用三种不同特征/轨迹进行描述:第一种特征主要是涉及CMM理论与其他传

统研究相结合重新考虑语言和规则;上下文;

［10］

［9］

第二种特征表现为保留了CMM的解释性特征并将其应用于其他

［11］

第三种是从解释到实践理论的转变，把CMM作为实践者的指南。

随着CMM理论研究的日渐深入，它作为一种实用性理论的价值不断凸显，它重在通过阐释交往过

［12］

程中的对话的意义帮助人们理解现实生活。CMM理论的实用性，并非一种实证的视角研究，它注重

的是描述性、阐释性，换言之，CMM理论不是基于定量方法而形成的理论维度，而是对日常生活中人际传播现象进行解释而升华出的一种理论范式。CMM所形构的理论范式不是万能的，“它是一系列的概念和模型，可以帮助父母与子女、医生与病人、教师与学生等不同人群在对话中增进相互理解的可”能。

［13］(75)

CMM理论在家庭治疗、社区传播、儿童肥胖、社会纠纷等多个实践层面被运用。本文选取三

个典型的案例加以论述。

(一)家庭治疗

格瑞芬在其著作《初识传播理论》(AFirstLookatCommnicationTheory)中举了一个CMM的应用型案例。这个案例来源于英国伯明翰帕克维幽诊所(ParkviewClinic)的家庭治疗医生约翰·博纳木(JohnBurnham)。博纳木讲述了一对夫妇在面对儿子是否患有亚斯伯格综合征时，他们的怀疑态度影响了对待儿子的态度，从而影响了儿子的健康状况和家庭关系。父母和孩子就会陷入“怪圈”(strange

［2］(68)loop)的重复性行为陷阱。

博纳木通过CMM理论向家长解释了这个怪圈的存在。如果一开始父母接受了儿子患有疾病的现状，他们以宽容、耐心的态度来对待儿子，病情则会逐渐改善到没有疾病的状态。恰恰相反，这对夫妇存在一种怀疑的状态，这种怀疑使他们对待儿子的态度并不宽容，所以才会导致现实情况的恶化。博纳木最后建议家长，不要关注于儿子的病情，而是要关注究竟想要与孩子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样才能改善家庭关系。CMM理论运用于家庭治疗方面，可以帮助那些被诊断出患有某种特定精神障碍的家庭，

［2］(68)

消除疾病标签化现象，从而重新认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不仅对孩子病情的改善，

而且对家庭关系和谐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二)库比蒂诺社区项目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群以CMM为基础的沟通学者和从业者组成了公共对话联盟(PublicDia-［11］

logueConsortium)，这是一个致力于提高公众沟通质量的非营利组织。1996年，公共对话联盟接触了

加州库比蒂诺社区的市政管理人员，要求引入富有成效的沟通方式以讨论该社区居民最关注以及最需

［14］

——种族多样性。种族问题被当地居民私下描述为“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桶”，但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在公开场合，他们并不愿意提及，害怕引燃这个爆炸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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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对话联盟的任务就是改变当地居民的沟通方式，增进彼此理解。该项目运用“对话式沟通”让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以他人愿意聆听的方式表达，同时也以他人愿意聆听的方式诉说。在市和某，每位论坛成员要接受10小时训练，个公民团体的协助下，邀请社区居民共同参加“多样性论坛”

其目的是让参与者开诚布公地对话。训练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把论坛视为特殊事件，让参与者采用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沟通;二是所有积极参与者保持中立态度;三是通过表达好奇心和提出问题来帮助人们讲述故事;四是通过重新组合不同的故事，激励人们说出更好的故事;五是提供“及时”

［2］(78)

(in－the－moment)的辅助与干预。

通过采用公共对话，库比蒂诺的社区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在2000年4月的一项调查中，关于城市面临的一个开放问题，只有2%的人提到种族或伦理多样性。可见，通过积极的对话方式，可以有效

［11］

改善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这也印证了皮尔斯所提出的“沟通创造了社会世界的事件和对象”。

(三)儿童肥胖

［1］(186)

CMM用于了解人们如何使用复杂、多层次的规则系统，以解释意义和指导行为。CMM在解释

人的行为及其意义方面具有很好的说服力，尤其在解释人的健康行为方面。布鲁斯等认为，CMM为儿童肥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他们运用定性方法开展了两项研究。一是来源于北玛利亚纳群岛(CNMI)公共卫生营养学家的民族志调查;二是在北玛利亚纳群岛进行了四个小组实验，参加者包括四所公立和私立学校6至10岁儿童的母亲、父亲和祖父母，三位训练有素的主持人使用英语对参加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时间在60—90分钟之间。该研究旨在获取个人如何理解与营养、饮食习惯和儿童肥胖有关的信息。

研究发现，家庭成员关于营养协调的意义在不同的信息背景下有着不同的特征。其中，三个主要类型的信息最为重要:一是社会文化信息(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经验);二是家庭信息(反映家庭特征、需求、价值观、态度和目标);三是营养信息(包括来自不同官方来源的营养信息)。这三个方面信息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交杂共同构成了“儿童喂养”的叙事图谱。通过CMM框架，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是构成可接受的饮食习惯。在特定的规则方面，儿童喂养的意义协调管理沿着六个层次(内容、言语行为、契约、情节、生活脚本和文化模式)展开，这个意义协调的层次管理隐匿在“儿童肥胖”的过程中。

［10］

三、CMM理论的研究现状

为了系统分析CMM理论的研究现状，截至2018年3月3日，笔者以WOS集合(含SCIE、SSCI、A＆HCI、CPCI库)平台上的SSCI期刊数据库为对象，以“coordinatedmanagementofmeaning”为题名检索到文献6篇，以“CMM”为题名检索到与意义协调管理理论有关的学术论文1篇。鉴于WOS集合中的SSCI期刊数据库的新闻传播学科不够全面，笔者又通过Communication＆MassMediaComplete(EBSCO)数据库，以“coordinatedmanagementofmeaning”和“CMM”为题名分别检索到相关文献8篇和1篇。由于WOS集合中的SSCI期刊数据库和EBSCO数据库存在一定的交叉，笔者通过进一步梳理，发现有关CMM理论的学术论文仅有12篇。这些研究既有从语言、结构、方法等方面对CMM理论进行框架阐释与意义描述，也有基于CMM理论对跨文化群体歧视问题、儿童肥胖、家庭关系、社区传播等进行应用性考察。

但总体而言，国外关于CMM理论的学术研究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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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术关注度不高。除了皮尔斯、克罗嫩等几个主要贡献者以外，其他学者对CMM理论关注程度并不高，从学术论文的数量足可管窥其症结所在。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十几篇学术论文，即使有较高学术价值，也难以在传播学领域创造流行趋势。

第二，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研究者大都采用描述、阐释性的行文风格对CMM理论进行分析，关注点也局限于对话的过程。CMM作为一种映射着人际传播关系的理论范式，它的理论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涉及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医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研究方法也需要融定量和定性于一体，以此更好地把握人际传播过程中的行为与心理，乃至文化。

在国内，关于CMM的有关研究则更少，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意义协调管理”为主题检索到相关文章两篇，《意义协调管理理论框架下的有关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案例分析》和《意义协调管理理论框架下的跨文化冲突研究》，且这两篇文献都是在CMM的学术框架下对跨文化现象的解释性分析。这两篇文献在理论运用与表述方面，仅仅是提及CMM这个概念，并没有做出一个相对清晰与完整的理论概述，研究的理论性和深度性明显不足。所以，我国在CMM的研究方面有很大发展空间，亟待研究者对该理论进行学术争鸣与探讨，尤其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探讨。

四、CMM理论的发展趋向

CMM理论作为少数几个明确地以传播为基础的理论之一，它既适用于自我传播，也可应用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范畴。CMM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第一，伦理反思研究。虽然理论研究者提出了道德准则是影响和控制CMM理论的重要因素，但关于CMM发生过程中的关系伦理与关系道德反思值得理论研究者进行深入性、全面性关注。

第二，公共传播研究。在CMM的学术框架内，意义是个人的内在经验。戴维·布润德斯认为，“语言是人共同享有的一种财富，它具有共享性，所以语言并不是我们私有的产物，而是共享的象征性”意义的中介。

［3］(127)

所以CMM理论不应局限于对人际传播的“对话个体”进行关注，而是应该纳入公

共传播领域去度量和建构CMM理论的新的学术框架。

第三，语言传播研究。虽然皮尔斯等CMM理论研究者论述了对话的语言结构，但是有关语言的哲学、心理、行为等分析仍需进行纵深性探讨，以此丰富人际传播研究的内容。

第四，社交媒体语境下的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体技术，它僭越了传统意义

［15］

上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功能，实现了在同一时间向所有人传播信息的新跨越。QQ、聊天室、电子邮件

等基于互联网所形成的媒介化工具，拓宽了人际交往的属性范畴，成为最流行的社交形式。尤其是微信的广泛渗透改变了人际交往的存在结构。在新的社交媒介语境下，探讨CMM是否适用于当代社会的人际交往或将成为一项新的研究课题。

第五，与其他传播理论的融合研究。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日渐体现，跨理论研究也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CMM研究可以与“符号互动理论”“不确定性递减理论”“传播隐私管理理论”“叙事理论”“戏剧理论”等进行有效结合，以此提升研究的学术宽度。

此外，CMM传播理论在健康传播、家庭关系、政治传播等多个方面的研究深度仍需进一步提升，这样不仅可以扩大CMM的研究对象，而且可以丰富学术研究成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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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