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方式的变革

论消费方式的变革

曹明德

人的消费源于人的需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个体发展的“三阶段论”,它是对人的需要的演进规律的深刻揭示。马克思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把握人的需求,揭示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最高需要。因此,人的需要不只是维持自身

生理的需要,而主要是实现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这意味着人的需要主要不在于物质欲望的满足,就其本质来说,取决于精神生活的追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基本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个层次是逐级上升的,当低层次的需要获得相对的满足以后,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就成为继续努力的目标。

不论是马克思关于个体发展的“三阶段论”,还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都道出了这样一个规律,即人对物质的需求是低层次的需要,它是有限度的;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时,人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来满足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没有止境的。

一、对传统消费方式的检视

1.宗教和文化的禁欲主义思想及其对回归自然的向往

事实上,即使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物质财富还处于比较匮乏的状态下,人们就已淡漠对物质财富的追逐,向往崇高的精神境界。与消费主义相比,知足的哲学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过去。拜物主义被所有的哲人所谴责,从释迦牟尼到穆罕默德,每一种宗教都充满了反对过度之罪恶的告诫。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这些宗教的创立者在说明什么是宇宙的本质、精神生活的本质、终极实在的本质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们在道德律条上却是意见一致的,他们都用同一个声音说,如果我们让物质财富成为我们的最高目的,将导致灾难。

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在2600年前就说过,如果在一个国家既没有过度的富有,也没有过分的贫穷,那么公正可以说是成功的了。《圣经》如此问道:“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整个世界但却失去了他的灵魂,这将有益于这个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圣·托马斯·阿奎那、圣·奥古斯丁都认为过度富有是一种罪恶。

佛教更是主张“禁欲”主义,进行精神上的自我净化,以达到彼岸世界。佛教自公元1世纪自印度传入中国,经历了一个本土化改造的过程,并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相融合,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现象。不管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差别如何,有一点它们是相通的,即均主张抑制物质欲望,提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40儒家推崇的最高价值是“有序的和谐”,追求个人道德修养上的自我完善,反对一切对物质财富的贪欲。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儒家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其宗师老子认为,人应摒弃一切知识、情感、欲望、思虑,而去觉悟自然万物的本源“道”。

2.近代文明对人的需要的扩张

近代以来,由于产品交换的经常化,促进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的萌芽和发展。这一阶段,人的需要不仅是量的增加,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基本型需要发展到享受型需要。市场经济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生产关系使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发育,从而使人的个体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目标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这个目标的客观要求是:第一,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要求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范围不断扩大。这样,就必然要求大规模地深入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不断发现自然物的新属性以及加工自然物的新方式,以不断开发和满足社会的新需要。(参见欧阳志远,第218页)

汤因比对奢侈与简朴曾作出精彩的论述。他指出,远在人类共同贫困的时代,我们的祖先由于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的不足,生存不断受到威胁。在那种状况下,朴素被看作美德,奢侈则被看成堕落。工业革命以来,生产者放在第一位的目的是通过宣传来左右大众,使其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我们现在应该将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要把抑制贪欲、厉行节俭放在第一位。这样做至少有三个根据,一是维护做人的尊严,二是保护现代人不受污染的危害,三是为子孙后代保存有限的地球资源。我们要摒弃广告产业巧妙鼓吹的那套理想,代之以佛教和基督教的修道院生活所展示的理想。池田大作赞同汤因比的观点,认为放纵欲望就是放纵恶人。人类为了崇高的精神自由,需要对欲望加以制约。但这不能靠社会的外在力量,而是要靠个人的自觉和意志来进行。

二、由消费的困惑走向“绿色消费”

1.由消费的困惑到返朴归真

消费主义最先发端于美国。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实行新经济政策,宣告美国经济的首要目标是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以后几代人忠实地追求这个目标。自从消费社会在美国诞生以来,尽管其最明显的特征仍然保留在美国,但它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美国的国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消费主义和及时行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高速增长的消费者阶层本身就是消费主义扩张的证明。不幸的是,世界范围内蔓延的消费者生活方式,对地球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如果按照美元的不变价格来衡量,世界人口在1950年消费的物品以及服务就与所有前代人消费的一样多。自1940年以来,美国人已经使用的地球矿产资源的份额就与他们之前所有人使用的总和一样多。遗憾的是,这个划时代的巨大消费却并没有使消费者阶层更快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比20世纪初他们的曾祖父辈们生活富裕几倍,但是他们并未感到快活几倍。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消费和人的幸福之间的关系微

41乎其微,人们从消费中得到的幸福是建立在自己是否比他们的邻居或他们的过去消费得更多的基础上。更糟糕的是,人类满足的两个主要因素———社会关系和休闲,似乎在奔忙致富中逐渐衰弱了。因此,消费者社会中的许多人感到,他们富庶的世界不知怎么有些空虚。因为他们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所蒙蔽,试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实质上是社会的、心理的和精神的需要,这自然是徒劳的。(参见余谋昌,第232-233页)

然而,在工业化的土地上,消费主义已经渗透到社会价值观念之中。民意测验显示,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日本和美国,人们正在以他们的消费数量来衡量成功,并且这种势头继续呈现增长之势。这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正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制造的生活方式被世界范围内的有财力的人争相效仿。从另一方面说,描述消费者社会的增长轨迹的上扬消费线,是环境危机的指示器。消费者社会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对生态环境的恣意破坏,已经使我们这个行星不堪重负。消费主义已经使地球生态环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全球变暖到物种灭绝,消费者都应对地球的不幸承担巨大的责任。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舒适的、非消费的、对人类可行的、对生物圈又无害的、把技术变革和价值观念变革相结合的生活方式,为此必须发展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

当然,过度消费的反面———贫困,亦是既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因为贫穷也是最大的污染。世界上11亿穷人中大约有一半以上正陷入生态危机和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没有谋生的出路,只能通过损害生态环境和滥用土地、通过损害未来拯救现在。

艾伦·杜宁在《多少算够》一书中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环境的破坏根源在于人们拥有太少或者太多,那么,多少算够呢?向全世界人民推广美国的生活方式,将会加速资源耗竭和生态失衡的趋势,将会加速地球生物圈的毁灭。因为地球不可能支持我们当中的11亿人(世界上的穷人)像美国消费者那样生活,更何况我们现在的60亿人口或者将来可能达到的100亿人口。(杜宁,第4-8页)因此,限制消费,减少人们的物质欲望,转变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把消费者社会变成可持续的社会,是地球村居民惟一明智的选择。

当消费者带着出于环境的考虑走进商场的时候,生产者和销售者就会别无选择地比过去更加谨慎地对待生态。因此,消费者有约束我们消费的道德义务。当大多数人看到一辆汽车,首先想到的是它导致了空气污染、而不是它所象征的社会地位时,环境道德就到来了。同样,当大多数人看到过度的包装、一次性产品或者一个新的购物中心而认为这些是对他们的子孙犯罪而愤怒时,消费主义就处于衰退之中了。使消费者阶层认识到他们对于地球的损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大多数环境组织的首要目标。诚然,自愿简朴运动的历史并不令人鼓舞,但是另一方面,尽管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的诱惑力强大而有力,却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消费主义的历史根基很浅薄。对于消费者阶层的成员来说,抛弃消费主义不是从他们的文化遗产中抛弃任何有持久意义的东西,相反,是重新肯定他们文化中最古老的教诲。从历史的观点看,过度的消费主义是异常的价值体系,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对人类文化传统的彻底背叛。

B.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句至理名言:“时间就是金钱”,马克斯·韦伯把这句话上升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一个虚度光阴的懒汉是不道德的人。“时间就是金钱”42这句箴言曾激励着人们去开拓进取、创造财富,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封建贵族的懒惰相比,它无疑具有革命的意义。但是,金钱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聚敛财富和消费上,并不是人生的本真。因为金钱、财富只是人生的手段,而非目的。消费也是为了生存,但生存并不是为了消费。(参见欧阳志远,第236-237页)当人们不仅看到“时间就是金钱”,而且也看到“金钱就是时间”时,人们生活的态度就会发生巨大的转变。这是从享受型消费走向“绿色消费”的思想根源。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一场由享受型消费带来的困惑之后,一种新的消费理念正在悄然兴起,出现了由奢侈浪费向简朴节俭的回归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反城市化”趋势。1970年美国人口调查报告第一次指出,美国人口正在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分散。人口的这一变化,主要原因是因为有更多的美国人宁愿从大城市移居到农村或乡村小镇以及小城镇,出现了一种从大城市向乡村和小城镇迁移的社会潮流。“回归乡土”的趋势同样也出现在欧洲。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也呈现出“务农热”。通过这种活动,人们体验到一种城市中体验不到的人生乐趣:新务农者不仅可以吃上自己生产的无公害食品,也使身体得到了锻炼,并消除了现代城市文明给人们造成的心理上的紧张和疲惫,体验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以“汽车文化”为主要表现的现代消费社会中,私人汽车曾一度被认为是一个人身分的象征,但是,由于交通阻塞而使汽车原有的速度快的优点丧失了,汽车还要消耗有限的石油资源、造成大气污染,并对人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因此在日本,人们把汽车称之为“奔跑的凶器”、“奔跑的棺材”。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舒马赫指出,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这一精辟论述切中了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弊端。汤因比也指出,要消除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只有通过每一个人内心的革命性变革。他认为,这只能靠人的精神力量,要借助于人类的宗教和伦理变革才能实现。因此,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实现从享受型消费到“绿色消费”的革命性转变,彻底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能否把消费主义根除,关键在于要有一大批自愿过简朴生活的人。这既需要在全社会提倡节俭的消费道德,更需要大胆向现行的旨在鼓励消费的那些法律、制度挑战,向从恣意挥霍中得益的行业挑战。把低消费作为一种道德标准来宣传,这最终需要复兴那些潜伏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的非消费哲学,并且用它去形成一种新的持久的文化。而且,在当今严峻的生态危机状况下,我们亟需这种新的持久的非消费主义文化,只有当这种文化价值被社会制度的力量所支持时,它才能有效地限制和指导我们的消费行为。尽管实现这一目标会困难重重,因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创造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变革的压力,但是,我们仍然对胜利满怀希望。在消费者社会的核心国家的民意测验表明:超过半数的人们宁愿选择环境质量而不是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舆论已经转向反对极度的物质主义。对进入美国大学的美国年轻人进行的调查表明: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度出现的拜物主义大潮的增长已经变缓,甚至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也不再增长。一些预言家已经指出,我们正在从疯狂购物转向减少购物。美国的民意测验发现支持环境保护反对经济增长的比例是70%,而在欧共体比例则是55%。

43显然,在消费者社会里,追求富有已经把人们引入歧途。消费者阶层必须学会像中等收入阶层那样饮食、交通,以及使用能源和材料,并且采用先进的、清洁的技术。当人们这样做时,也许他们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幸福。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道出了一个人生真谛: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其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绿色消费主义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回归于古老的家庭、社会、良好的工作和悠闲的生活秩序;回归于一种悠闲得足以让我们观看日出日落和在水边漫步的日常节奏;回归于对技艺、创造力的推崇;回归于值得在其中度过一生的社会;回归于孕育着几代人记忆的场所。绿色消费主义接受充裕的生活,而不是过度的消费;致力于人类精神生活品质的追求,而不是商品拜物教所引诱的对物质消费的盲崇,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精神生活的匮乏和灵魂的堕落。绿色消费主义将引导我们重返人类家园。

2.确立绿色消费模式———可持续消费模式

1992年,里约联合国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全球环境不断退化的主要原因是非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这类模式。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加剧了贫困和失调。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消费模式,培养可持续消费的价值观。所谓“可持续消费”,根据199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是指提供服务以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它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适度消费。这是与过度消费或消费不足相比较而言的。适度消费提倡过简朴的生活,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生活。所谓“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不是以消耗更多的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为标志,而是以知识和智慧价值含量的高低为尺度。表现为商品和服务的种类、质量和数量的多样化,满足消费者发挥自己个性的主观要求和爱好,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消费的自由。第二,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现代消费生活的一种趋势。绿色消费是一种无害于环境的消费。它提倡公民过一种简朴的生活,选择使用绿色产品。所谓“绿色产品”,是指该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产品在生命周期终结时可以回收再利用,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绿色消费是消费领域的一场革命,绿色消费势必推动绿色市场的形成,推动生态技术的发展,而绿色生产的发展,又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的形成,从而推进人类社会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因为,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币就是生产者和销售者的“选票”,它影响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决策。第三,注重精神生活质量。物质主义的过度消费并不能给人带来精神的享受和乐趣,相反,在消费者阶层中,精神上的空虚和心理上的紧张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过度消费并不能给人带来快乐。因为,人类对物质的需要是有限度的,当消费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更为重要的是,人类除了物质需求外,还需要社会关系和休闲,而这些恰恰在人们追逐物质财富时丢失了。能否拥有较为充实的精神生活是消费水平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富有,主要是看其是否拥有较高质量的精神生活,看其是否个性得到全面发展,而不能简单地视其拥有金钱的多寡以及消费物质财富的数量。

要实现可持续的消费,还必须确立如下消费生态伦理原则:44第一,消费生活的国际公正。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不可持续的消费,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消费领域中存在着国际上的不公正。因为,1/5的消费者阶层消耗着地球上大量的资源,也给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而1/5的穷人的消费严重不足,且呈现出加剧的趋势。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在财力上的差距正在扩大;工业化国家控制着一些关键的国际组织决策权;工业化国家已经使用了许多地球生态资本。这种不平等是地球上的主要环境问题;它也是主要的发展问题。在这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上,消费者阶层消耗了过多的地球生态资本,而11亿穷人则处于贫困、饥饿、疾病的苦难之中。这是不公正的。因此,从生态伦理的视角看,必须确保穷人在世界自然资源中所占的合理份额,合理、公平、公正地分配地球生态资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发达国家要对生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七中指出,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它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它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它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更大责任。二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发达国家的财力资源和技术的发展,是以全球环境资源的大量损耗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为代价积累起来的,而它们所造成的全球环境退化的恶果却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它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基础上的,因此,发达国家从道义上讲,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财政、技术、机制、信息、人才等方面的可持续的能力建设。这也是医治消费者阶层的过度消费与世界上穷人的消费不足的原则。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中指出,地球上的少数人,主要生活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的分量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的分量不成比例,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当今世界大多数人主要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的生活状况凄惨乃至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应得的部分,并患有贫困病(与营养不良有关)。

第二,消费生活的国内公正。在一国之内,少数人过度消费,多数人消费不足,也存在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从法律的角度看,每一个人都有权支配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合法地随心所欲地消费,他人无权干涉。但是,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看,个人怎样消费实际上反映出其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态度,反映出其伦理价值观念,因而个人消费也是一个生态道德问题,社会有权给予必要的干预,使其趋于合理。

参考文献

杜宁,艾伦,1997年:《多少算够》,吉林人民出版社。欧阳志远,2000年:《最后的消费》,人民出版社。余谋昌,1999年:《生态伦理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现代法学》编辑部)

责任编辑:苏晓离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