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陈亮：男儿有梦心如铁

作者：简直 李寻

来源：《休闲读品·天下》2020年第04期

辛弃疾画像

陈亮曾为辛弃疾画像题赞词曰：“眼光有棱，足以映照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动。不知须鬓之既斑，庶几胆量之无恐。呼而来，麾而去，无所逃

天地之间。挠弗浊，澄弗清，岂自为将相之种。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为天宠也。”

今译：目光如刀锋一样锐利，足以映照一世之豪杰。肩胛像山峰一样宽厚，足以承担国家之重担。随手做件小事，就引起朝野震动。虽然鬓间已添白发，但胆略仍不减从前，朝廷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从无怨言，从不逃避。与宵小之人相处，他绝不会屈从小人，自己也变得污浊；与清高之士相处，他也绝不碍于面子，假装清高，这真天生的将相之种！唉，如今朝廷用的都是鼠辈，而辛稼轩这种真虎却闲置不用。要是哪一天朝廷真能重用辛稼轩，那可是上天开眼，眷佑我大宋了。

现在已见不到辛弃疾本人的画像，这幅画像是现代人按想像画的，很難表达出陈亮所说的那种精神气质。

陈亮画像

陈亮自赞其像曰：“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叹朱紫之未服，漫丹青而描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且说当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今译：身着山野老农服装，面似古时侠客。倚天而号，提剑而舞。秉性愚直，与世人多忤，从未着过大红大紫的官服，却有不少丹青画就的画像，远看近看都是我，且不论这些像画得是否传神，但我自知：当今之世，我才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陈亮词《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2008年夏，因病住院，做了个小手术，恢复期间，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了，只能闭着眼睛，回想自己平生行走过的祖国山河。忽然，脑海里浮现出辛弃疾的一句词：“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曾识。是梦里，寻常行遍，江南江北。”（今译：奇怪啊，眼前的河流山川，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呢？噢，对了，原来是在梦里，曾行走过无数遍的、江南江北好景色。）我辈寻常，只能在脑海中回忆曾经走过的真山真水，可此公特异，竟然发现眼前的真山真水乃是梦里曾经到过的地方。这是怎样一个人，又如何会有如此奇妙的感觉？

稍能动弹，便从旧书中翻检出20年前花了4角2分钱买的一本《辛弃疾词选注》，本只想查一查那首词的全文，不想竟一发不可收拾，完全陷入了这位伟大词人所构造的精神世界之中，慢慢才发现，他对祖国山河的感情，完全不是人与物之间的热爱关系，而是人物合一、天衣无缝的感觉，那满眼的溪山，好像就是从他心里长出来的一样，逐渐化成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才能写出“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这样的句子。唯其如此，他才能进入梦里溪山即眼前风光的亦幻亦真的境界。而且，他并不是一个人进入这天人合一的境界的，而是和一批志同道合、相互砥砺志节的优秀朋友，一起融入祖国美丽山河的。如今，他们已经作为一种人文地理要素，成为祖国山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自己对祖国的热爱，是出于对这些英雄前辈的神往，还是出于对自然风光美丽的迷恋。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到他们曾经行走过的溪山之间纵情徜徉。 2010年初，此行成真。 慨然南渡 幼安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可能是小时候身体不好，大人为祈盼他的健康而起的名、字），42岁时，为表达自己对农业劳动的重视，自号稼轩。 他是山东济南历城人，南宋时，这里沦为金人统治区。

少年辛弃疾，常跟随祖父辛赞，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哪是古战场，哪里可成为用兵之凭借。学问上，师从刘瞻，与党怀英同学，并称“辛党”。最终，辛弃疾率众，归宋抗金，而党怀英则留而事金，成为金朝的、文人领袖、书法大家。

1161年，22岁的辛弃疾，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他率2000余众抗金，并投归耿京领导的山东最大的一支义伍，成为“掌”（类似于文字、机要秘书，或者参谋之类。） 听从辛弃疾劝告、同时投归耿京的一个义端和尚，被敌人收买，从营中逃脱，而且还盗走了耿京的“节度使”大印。人是辛弃疾领来的，印是从辛弃疾这里偷走的，耿京欲杀辛弃疾，辛弃疾则告：给我3天，若不手擒义端，我甘愿就死。果然辛弃疾逮住了义端，义端央求免死，辛弃疾则手起刀落，提人头报耿京。此事让耿京更为器重辛弃疾，因为他确实是“下马能够草檄，上马能够杀贼”的文武全才。在辛弃疾的力劝下，耿京决定归附南宋，受朝廷节制，一旦北方无法立足，即可全军调往宋境，成为南宋的正规军。辛弃疾起草章表，并与副统帅贾瑞一起潜入建康，得到赵构皇帝的“接见”，并立刻授予官衔，让他们速回山东传旨。

不想，在返回义军的路上，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耿京的副帅张安国被金人收买，杀害了耿京，投降了金国。已行至宋金边界的辛弃疾如为个人安危计，可以折返朝廷，做个小官。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只带了50人的亲兵卫队，纵马直入有5万人防守的金军大营，活擒了叛徒张安国，并召集了数千名不愿做叛徒的义军将士，慷然南渡，昼夜兼行，将叛徒张安国交付朝廷，明正刑典，斩首正法。

当是时，辛弃疾年仅23岁，真个是：气吞万里如虎。

为此，他再度受到高宗皇帝的接见，在朝堂之上，他力陈北伐收复失地的决心，同时代人洪迈记载：“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奋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直到的副，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农民：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点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无奈投降之

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农民，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在以铁腕农民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击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县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怀。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中最强的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签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响应。所以，只要宋朝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從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直到的副，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农民：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点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无奈投降之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农民，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在以铁腕农民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击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县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懷。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中最强的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签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响应。所以，只要宋朝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直到的副，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农民：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点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无奈投降之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农民，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在以铁腕农民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擊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县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怀。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中最强的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签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响应。所以，只要宋朝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直到的副，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农民：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點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无奈投降之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农民，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在以铁腕农民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击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县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怀。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中最强的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签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响应。所以，只要宋朝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直到的副，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农民：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点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无奈投降之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农民，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在以铁腕鎮压农民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击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县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怀。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中最强的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签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响应。所以，只要宋朝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

此后，辛棄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直到的副，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农民：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点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无奈投降之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农民，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在以铁腕农民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击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县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怀。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中最强的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签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响应。所以，只要宋朝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直到的副，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农民：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点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无奈投降之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农民，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在以铁腕农民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击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县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怀。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中最强的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签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响应。所以，只要宋朝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當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直到的副，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农民：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点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无奈投降之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农民，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在以铁腕农民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击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县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怀。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中最强的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签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响应。所以，只要宋朝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當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

此后，辛棄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直到的副，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农民：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点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无奈投降之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农民，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在以铁腕农民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击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县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怀。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中最强的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签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响应。所以，只要宋朝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直到的副，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农民：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点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无奈投降之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农民，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在以铁腕农民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击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县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怀。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中最强的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签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响应。所以，只要宋朝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當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