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文论

当代古体诗①写作缺失之要因浅议

导语：现代古体诗的写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问什么我们的物质条件远比古人优越，文化的层面远比古人更加宽广，却没有产生像盛唐时期的大家杰作呢？其原因在于社会的还是人本性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初步讨论，来总结当代古体诗的写作缺失的诸多因素。

关键词：古体诗 创作 缺失 当代 环境客体比较

诗歌最繁盛的唐朝，也是诗人最集中的时代，创造了无比灿烂的诗歌文化，其后的任何时代都难以超越这个诗歌的黄金时代。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距离还在逐步地拉大，我们距离鼎盛时期的恢弘场面不仅因历史的远去而远去，还因为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而进一步沦落。

这里，并不是批判现代诗歌的没落，现代诗自有它的独到之处，虽然两者都是“诗歌”，但是它们讨论的着重点和范畴却是不一样的 。当今社会客体及人文客体的演变，古体诗创作进入一个式微时期，现代人创作古体题材的诗歌的缺失，对造成这一原因的诸多因素做以下几方面的分析。

第一，社会性的因素。这无疑是最大的原因。首先，盛唐时期的科举取士制度激励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作诗，并且要做好诗才能有更大的机会进入仕途，而且当时的文化背景也铸就了诗歌的繁盛，文化的土壤是滋生相应文化的先决因素，比如当今的网络文化就是在网络的土壤里滋生的。盛唐的社会，国内环境相对安宁，没有外患，文人们大有闲心作诗，而且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其次，大唐是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时节和商人，不同的文化交织，相互交流，进一步开阔了读书人的视野。

第二，文化积淀的原因，经历了汉末动乱、三国纷争、南北朝的政权频繁更迭，中国古体诗歌无论从取意，还是对诗歌的基本规律都积累了很多宝贵的认识。例如“四省八病”说就是对诗歌写作的格律的早期认识，虽然今天看起来过于繁琐和缺乏操作性，但是它是那个时期对诗歌格律的看法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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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的古体诗歌均包括唐代以前的古体诗以及形成标准格律的近体诗（律诗，绝句）。

验总结，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后来这种严格的要求大大束缚了诗歌的自由流畅性，在有识之士的大力推进下才逐步摆脱这个“紧箍咒”的无理束缚。当然，不能指责格律诗的平仄要求，没有任何规则的诗歌必定是乱麻般的语言凑合起来的，其艺术性、可读性就打打折扣了。

唐朝立国初年，仍旧沿袭隋代和隋以前的诗歌路线，奉制诗、宫体诗等死板浮艳的诗歌依旧充斥于文坛。陈子昂等人毅然举起“兴寄”的大旗，要求改革诗歌的这一不良风气，给唐初的文坛注入了鲜活的空气。其后的初唐四杰在诗歌的面貌革新上也有很大的贡献，他们都是文采斐然，各有千秋，尤其是王勃。

经过唐初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到李白、杜甫时代，诗歌已是繁花似锦、大放异彩的时代。唐朝经济最发达的时期就是诗歌最繁盛的时期。他们不断学习前人的名篇名句，众取所长，不断地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风格。例如杜甫和李白都非常推崇谢灵运的作品，杜甫认为谢的“澄江静如练，晚霞散成绮”一语道破了澄江的下午风光，不知不觉地将个人融入了自然景色之中。李白推崇谢的清新明朗风格，他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叔叔云》中写道“中间小谢又清发，蓬莱文章建安骨”，深刻表达了对谢灵运的崇拜，虽然李白自称为“仙”、“道”，但是他的创作成果是建立在广泛的学习借鉴之上的，没有前人的佳句名句就没有李白的优美字句。

然而，纵观当今的古体诗写作状况，却没有能够超过盛唐的作品，能够企及的也是寥若晨星。当代人并不是努力程度问题，更不是智力问题，但是当代缺乏的恰恰是文化环境的问题。当代人生活的环境基本上是白话文是世界，如果要作诗就得慢慢静下心来思考。古人则不然，他们也许兴致来了就提笔一挥而就，或是随口吟咏。总之，他们的环境是非常开放的，并且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现代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有时无法避免。而且当代的文化积淀也是一个阻碍，要真正回味那种情趣是不可能的，这其中的诸多因素在下面将会逐一论述。

古人用文言文，不能说对所有人都灵活自如的运用，但是稍有学识的人就不是问题，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虽然也不避免雕琢辞藻，但是对于李白、岑参等大家的很多作品而言，都是流畅清新的，读

来让人心里顺畅，不会产生梗塞的阻塞感，正所谓诗论家所讲的行云流水的境界。如岑参的《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便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例证，不论过了千百年，即使用今天的语言来诵读依旧是朗朗上口、韵味无穷。今天的人要写出这样的名句可能就很困难了。

其三，社会因素的巨大变更。这是一个包罗政治和文化的广义性范畴。

1，社会主义的建立在思想上指导是马列主义，而非古代文化，古代传统文化下降到提升公民修养弘扬民族精神等具体事务类事上，，古代文化的地位转换就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

2，多年来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足，以至于前几年出现的和韩国的端午争端问题，中国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将端午节列为法定节假日等一系列举措表明当代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这也为诗歌的进一步繁荣和创造带来一定的挈机。

3，现代诗歌的巨大发展。自从五四以来，现代诗歌在中国文坛上争得了重要的一席，并且其不受约束，形式自由的优点很快成为新人的首选，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古体诗歌的地位。

4，当代社会客体因素的巨大迥异。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现代建筑，交通衣食住行等具体社会生活上。我们知道，古代的基本建筑都是亭台楼阁，水榭，庄园，府第，驿道，水运，茅草房，宫殿，庙宇等等，而这些意象又是大量出现在古体诗当中的，没有了这些意象，我们就不能去把握当时的社会生活，不能窥探当时的人文风俗。可是现在，到处都是高楼，交通也不再依赖于马车，驿道等原始的交通设备。古体诗之中的“舆”、“辇”、“轩”等词汇就因此而消失，同样，宫殿，亭台，长亭等景致也推出诗歌的表述范畴，当代缺失这些意象不代表当代的古体诗就没有意味，相反，当代古体诗将当代新事物结合得好同样会给诗歌带来活力。现代的景致写进诗歌，不能通篇过多的反映在诗歌里，多了就觉得生硬和阻塞，适当的用一下古诗成定格的词汇或许能保留古体意味，例如“悠悠”、“但使”、“莫恨”、“空使”等等。新词汇引用要慎重，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引用新词汇，也并不是所有读者都喜欢通篇新词汇的诗作。毕竟新词汇写进诗歌还需要一个认可的过程，当大家都接受了这种写法的时候，才表

明新词汇在古体诗写作中站稳了脚跟。

5，文人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在古代，读书人考取功名，只要没有过错基本上可以得到相应的官位，所谓“学而优则仕”。而这些读书人在做官前一直埋头诗书，很少过问国家政治，一道朝廷做官就适应不下来，往往因为看不惯积习流弊而得罪达官显贵甚至皇帝本人，被贬谪、流放就是常事了。因此在受到贬谪后往往要大做文章，抒发内心郁闷，但是基调并不是反对朝廷统治，相反，还在自身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对国家社稷抱有深沉的热爱。另一种情况是值在朝廷的官员被贬谪时，其好友会饯别送行，其间的人生大起大落往往会在相互的酬唱之间得以体现出来，产生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如刘禹锡的《酬乐天席上初逢见赠》“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就是在席间的酬唱佳作。而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将离别与人生的流浪之苦，世事变幻，彷徨苦闷相结合，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今在离别的氛围就与古时的情景大相庭径，“折柳”的习俗早已消失，洛阳桥的功用恐怕只能作为大家去怀念的古迹。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友谊不是不深，也不是不真。但是，大家工作单位彼此相距很远，一个电话，一条短信就可以解决，没必要去“长亭送别”。现代人面对的是固定的职业生涯，同事之间的关系说好也好，不好也就是那么微妙，经济利益的争夺决定了酬唱诗歌的土壤就此消失。其次，现代人生活的环境并非是王维的惘川清居，在城市化的巨大冲击下，无数的好山好水变得面目全非，取而代之的是人造风景，如公园等。这些掺杂了现代人审美取向的景致抛弃了原生态的自然美，要做出清新自然的诗歌恐怕是难事了。总之，自然接触的缺失和自然客体的破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再次，朋友的离别也没必要大诉哀情，相见的机会还很多，古代交通不发达，资讯也很闭塞，朋友一去，又不知是几年几月的时间才能回合，而且社会险恶，去了还是生死未卜的事情，很多人就是死在伤人的路上，有的则是水土不服而死亡。故他们做出的诗篇所寄予的感情是更加深刻的，朋友间的惜别更是痛彻心扉，虽然不乏安慰宽解的作品，但是都是在大家无奈的时候发出的自我鼓励。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李白在《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那种对朋友的关切和眷恋是现在朝别夕会的人所难以写出的，他们对于前途虽然是迷茫的，但是一种乐观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6，环境客体的演变。举例说，北朝的牧歌《敕勒歌》有“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一首短小精悍的作品，生动的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壮阔景色，可是现在北方环境破坏得非常严重，变成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黄狼”的不堪局面。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导致能够写入诗歌的优美壮阔意象越来越少，如果一个诗人整天面对的是满目疮痍的环境，就算他想写也是没有心境的。再如边塞诗的演变。盛唐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基本上都是归顺唐朝中央政权的，但是在边境不时也会爆发战争。唐朝的边塞冲突一直没有停息过。特别是与吐蕃，西域诸国的战争。这也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边塞诗，例如岑参，高适，王昌龄等人就是写边塞诗的高手。西域的风情给他们很大的震撼，高原的风光，雪域景色，都是他们创作的直接来源。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真切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文人心向，边疆的壮丽基色在诗歌意象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看李颀的《古从军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这是一首反映当朝统治者穷兵黩武，边疆战士艰苦生活的诗篇。作者思想深刻，感情沉痛。对胡汉双方将士的痛苦均有深切的描述，反映出统治者发动不义战争给周边老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时，边塞的奇特景色也被恰当地嵌入其中，烽火，风沙，大漠，琵琶……

一系列塞外的景色构成了本诗雄壮的氛围基调。可以说，没有这些让人感到壮阔的意象，这首诗的艺术性就会大打折扣。

相较于现在，戍守边界都是由边防军来完成，文人几乎不可能像当年一样去跟着正展沙场来博取更高的功名（虽然岑参是通过杀敌立功来取得侯爵的第一个文人，但是终唐一朝，没有第二个岑参）。同时，边疆也是相对稳定的，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那种豪壮的诗歌就没有孕育的土壤，也没有它存在的根基和市场。

其四，当代古体诗的延续群体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的创作。就当代文学团体而言，多

数是公办①性质的，即在体制上受到上级单位的指导，在题材选取上也受到上级单位的厘定。民间文艺团体虽然在写作形式和题材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影响，但是在经费筹措和文艺交流上没有公办性质的文艺团体那么好的条件。有时民间文艺团体也不得不“屈就”自身当初所倡导的文艺理念来取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这在文艺的道路上是受到批评的，但是在现实之中却是无奈之举，身在艰难环境之中也没有太多的苛责。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色彩的文艺团体不一定都能写出自己的心声，有时官方色彩过于浓厚。例如云南镇雄县办的《鸡鸣诗苑》，当初就是民间文化（特别是青年教师的交流平台）的融合之地，但是经过几年努力，《鸡鸣诗苑》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其作品的成就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公认，官方就适时介入进来，包括给予大力援助，不少官员也来露几手（其中有些人的水平值得斟酌），于是乎就有可能偏离当初的初衷。在送交审查时又要特别注意说了哪些话，哪些坚决不能说。在文艺团体的逐步发展过程中很多弊端就会逐步暴露出来，当它没有一个严格的宗旨，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时这种弊端暴露得越快，也越明显。而公办文艺团体最让人感到改变不了的事实就是抹杀阴暗面，对鸡毛大的事情反复讴歌颂扬，有时千篇一律。闭门造车，从报刊媒体上寻找信息就开始做文章，他们（少数）逐渐的习惯坐在办公室或是安逸的厅堂里写作，很少有机会深入民间考察，即使是考察也多半是走走过场，做做形式，蜻蜓点水式的作秀。回来写的东西有竞相是用一个话题，免不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中国作协最近受到各方质疑，包括其成员的郑渊洁也猛烈攻击作协的弊端，反映出在作协这样的广阔社会成员组成的团体之中存在的尖锐矛盾。所以，公办的文艺团体始终难以脱离这种定势的束缚，放不开手脚去写，这种内定的题材和指导要领铸就了公办性质的文艺团体在当时当代的小范围内徘徊，要冲破这种藩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

作为民间文艺团体，多半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对生活的辛酸苦辣有很深刻的认识。而且他们接触的社会现实也比较复杂，对于诗歌的创作有较充足的材料，当然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真实性，反对坐在上面利用现行的媒体做诗歌材料（写时事性的。复次，媒体报道政绩的真实性也要斟酌），提倡真正深入基层调查，体验真正的民间生活，获取更广泛的来源渠道。纵观唐朝的不朽诗篇，无一不是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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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的官办性质的文艺团体仅指诗歌方面的，同时也主要是指形式较小的，非全国性的。

发作者内心最强烈的感受，无一不是从社会基层得来的材料。那些在高高庙堂上创作的奉制诗又有多少广泛流传？上面所述的几点，无疑是民间团体的最大优势，他们不会离开这个基层，也注定在这个基层继续奋斗。

其五，当代人不是以古体诗歌创作作为文艺创作的首要宗旨，相反，现代诗的繁荣进一步压缩了诗歌的生存空间。主要是现代诗的起点低，不需要记忆太多的规则，兴致来了就开始写，并且韵律自由，所受约束小，是现代人的首选。作古体诗往往被误认为是老年人的茶余饭后的闲事，那是不关乎大事的“小事”。这也就提不起年轻人的积极性，诗歌成了束之高阁的文学文本。另一个原因是现代人对格律诗的辞藻运措上缺乏严格的要求，往往白话连篇，整首诗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不反对白话，但是任何事情多了就会冲淡其他元素的地位和作用。试想，整首诗都充斥着现代词汇，那它还有原来的意味性吗?之所以推崇古人的流畅自然近乎脱口而出的诗句，我们没有发现他是直接用白话语拼凑的，而是经过凝练和提升的，含有大家所认可的哲理性，人生深切感受的。没有包含大家所认可的一定道理，就算是再自然晓畅也平淡无奇，味同嚼蜡。所以，当代诗歌的凝练工作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升一层，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无论是官方性质的文艺团体还是民间文艺团体都不能脱离这个基本的规则，不然漫无边际的写，最终肯定是会被现代诗所淹没的。

其六，唐代的文学自觉性比较活跃。无论是哪一大家，都在积极探讨诗歌的创新性和水平的提高。以司空图为例，他的《二十四诗品》代表了那时的文学自觉。

1．论“思”与“境”的关系，提出“思与境偕”说；

“思与境偕”说是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提出的：“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这是讲意境的基本性质，“思”，可理解为创作中的神思，即艺术思维活动，侧重于创作主体的情志意趣活动；“境”，是激发诗意趣并且表现之的创作客体境象。“境”与“思”偕往，相互融会，这就构成了作品的意境世界。这种意境论表述很清楚，并用“思与境偕”概言之，应是司空图独特的体会。这里说明司空图已经对诗歌的意与境之间的辩证关系看得很明确了，诗家已经开始重视意境在诗歌创作中

的作用，对于增进诗歌的深邃意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把“味”作为诗歌的第一要义，提出“韵味”说；

对于诗歌意境的特殊性质，司空图从鉴赏角度，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提了出来，就是“韵味”说。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强调诗歌要有“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他的“韵味”说本于钟嵘“滋味”说，但有发展变化。什么是“韵味”的具体所指呢？那就是诗歌应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笼而言之，都是指丰富的醇美韵味。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经典论述，有限的文字仅是陈述作者当下思想感情的一部分，而更多的思索余地则是文字之外的想象空间，读者只有发挥自己的思考力和阅读潜力才进一步读出作者的“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3．追求含蓄蕴藉的诗歌意境，提出“四外”说；

“四外”说，包含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和《与极浦书》中“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就是司空图“韵味”说的具体内容，笼统的说，都是指丰富的醇美韵味，细分析则可分三组，内涵略有不同：“韵外之旨”，应该是指有意境的作品有表层文字、声韵覆盖下的无尽情致；“味外之旨”，则应是侧重有意境的作品所具有的启人深思的理趣；而“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则是指有意境的作品在表层描写的形象之外，还能让鉴赏者联想到，但又朦胧模糊的多重境象。这种情致、理趣、境象，在作品中都是潜伏着的假存在，要依靠鉴赏者以自己的审美经验去体会、召唤、再现出来。

4．司空图诗论之影响。

“韵味”说、“四外”说是司空图对诗歌意境理论深入而又精辟的阐述，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如宋代严羽的“兴趣”说、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都受到司空图的一定影响。

再来看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的文论思想。

1．对齐梁文学的批评；

陈子昂对齐梁文风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二是“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前者是说齐梁文学只讲究华丽的辞藻，而缺少深微的情志寄托，缺少诗人真实情感的抒发，这点自从“建安风骨“的苍凉风格之后就陷入了绮靡的文风，包括南朝的宫体诗。后者是说晋宋之后的诗歌缺少汉魏诗歌有充实内容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缺少那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风骨强劲的作品。这两点批评，概括了六朝，特别是齐梁诗的弊端，击中了要害，对于变革初唐诗风有这种影响，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初唐承袭隋代的诗风弊端。

2．“兴寄”说；

陈子昂的兴寄说是说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言之有物，寄怀深远，因物喻志，托物寄情。他自己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就借咏物叙事抒发自己壮志情怀和以物喻人，托物喻志，寄托自己对社会政治的主张和见解，是他对自己的“兴寄”主张的最好的实践和最明确的注解。其后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就是着眼于民间疾苦，反映社会黑暗和弊端，其忧国忧民的情怀正是基于这种用诗歌表达强烈感情的现实要求之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鲜明的揭露没有社会底层的亲历和目睹是感受不到的。这里，他已经超越了“兴”的原始要求，是最强烈的控诉。

3．“风骨”说。

陈子昂的风骨说，继承了前人的风骨论。他的风骨内涵，根据他在《修竹篇序》对齐梁诗歌“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批评，应该就是指建安风力。即是指具有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和精要劲健的语言表达的艺术风格，具有风清骨峻的特点。亦即是“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可以说正是具有这种风格的作品。

总之，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加上他的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说理论为后人继承，成为他们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

皎然《诗论》的主要观点。

1、关于诗歌创作中的“意”与“境”的关系；

关于诗歌创作中的“意”与“境”的关系问题，皎然认为，诗歌创作，是诗人的情意受外界触发而起，情意又要凭借境象描绘来抒发。所谓“诗情缘境发”。因此，“取境”就成了诗歌创作的品格高下，风格类别的关键。他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这样重视“取境”的诗论，皎然是第一人。

皎然“意”与“境”理论影响了后代的诗歌意境说；其“取境”易难论。言意关系论对后代的构思论、追求言外之意、文外之旨的创作论都有影响。

从上面几位的论述来看，唐朝的文学理论缺实是自觉地总结和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开拓诗歌的理论新境界。客观上为规范诗歌的写作起到了良好的指引作用。

参考文献

①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② 考研文学理论笔记，李家晔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