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介素—6,8和肿瘤坏死因子在心肌梗死患者冠脉介入治疗过程中的变化研究

白介素—6，8和肿瘤坏死因子在心肌梗死患者冠脉介入治疗过程中的变化研究

作者：周红

来源：《维吾尔医药》2013年第05期

摘要：目的 探讨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和肿瘤坏死因子ɑ（TNF-ɑ）在心肌梗死患者冠脉介入治疗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方法 2007年11月至2011年11月于我院就诊急性心肌梗死患者129例，选择同期来院的健康体检人群129例作为对照组。检测这129例患者冠脉介入手术前后以及健康对照组的血清白介素-6，白介素-8和肿瘤坏死因子ɑ水平并进行比较。结果 冠脉介入手术前，心肌梗死组患者血清白介素-6，白介素-8和肿瘤坏死因子ɑ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

关键词：急性心肌梗死，细胞因子，炎症，冠脉介入治疗

寻找并发现合适的炎性生物标志物一直是冠心病及其相关研究的热点。炎性生物标志物能够在冠心病的预防、评估临床病情发展变化和预后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在冠心病演变成为急性心肌梗死后，炎性生物标志物还能够反映机体炎性应激状态，判断病情严重程度和治疗手段的临床疗效[1]。在诸多的炎性生物标志物中，白介素-1（IL-1），白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TNF-ɑ）等是较为公认的促进炎症发展的细胞因子；而白介素-8（IL-8）还广泛参与了血管壁损伤、血管内皮和平滑肌增生、血管粥样硬化等病理生理过程[2]。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后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是恢复患者心肌梗死区域血氧供应、挽救患者生命的有效治疗手段。虽然冠脉介入治疗行之有效，应用范围较广，但是它毕竟是一种有创的治疗手段，存在导致冠脉血管和心肌炎性损伤的可能性[3]。而目前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冠脉介入治疗术后各种炎性生物标志物的变化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拟探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冠脉介入治疗手术前后血清白介素-6，白介素-8和肿瘤坏死因子ɑ水平的变化，以阐明这些炎性生物标志物在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冠脉介入术后的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7年11月至2011年11月四年间在我院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并随后进行冠脉介入治疗的患者129例以及同期于我院体检中心进行健康体检的体检对象129例作为研究对象。129例急性心肌梗死并行冠脉介入治疗的患者为介入手术组，129例健康体检对象为正常对照组。介入手术组男性患者91例，女性患者38例，平均年龄58.2±11.6岁；正常对照组男性102例，女性27例，平均年龄60.1±10.7岁。两组患者在性别构成和年龄构成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资料均衡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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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检测方法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在入院并诊断24 h之内，进行冠脉介入治疗之前取血一次，在冠脉介入治疗完成的2 h，24 h，48 h和1 w之后再各取血一次；健康体检对象均在进行健康体检时进行一次取血。每次取血量均为10 ml左右，离心后收集上清液储存在-80℃冰箱备用。血清白介素-6，白介素-8和肿瘤坏死因子ɑ水平检测由放射免疫法完成，检测试剂盒购于北京东亚技术研究所，操作严格按照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数据分析采用SPSS 16.0统计分析软件完成。定量资料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法；定性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ɑ=0.05. 2. 结果

心肌梗死患者在进行冠脉介入治疗之前，其血清白介素-6，白介素-8和肿瘤坏死因子ɑ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人群（P0.05）。在进行冠脉介入手术24 h，48 h和1 w后，心肌梗死患者的血清白介素-6，白介素-8和肿瘤坏死因子ɑ水平均低于手术前（P0.05）。具体结果详见表1.

3. 讨论

绝大多数急性心肌梗死是由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进一步恶化演变而来，而动脉粥样硬化的实质是由众多细胞因子参与的一系列的血管内皮细胞炎症、纤维增生和脂质聚集反应。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和肿瘤坏死因子ɑ（TNF-ɑ）等关键的具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主要参与急性心肌梗死病理生理过程的如下几个方面[4]：①引起冠状动脉及其分支痉挛，直接导致心肌供血供氧锐减；②促进血管活性物质的代谢合成和活性增强，促进细胞外基质的分泌和堆积；③导致心肌血管对血管活性物质的反应性增强，生理浓度的血管活性物质可能引起冠脉及其分支的过度收缩；④减缓脂质的分解代谢并促进其在冠脉及其分支的堆积；⑤促进单核细胞向血管内皮细胞的趋化迁移和粘附功能；⑥负性调控血管壁和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坏死和凋亡。

国内外已有多项研究证实：心肌梗死后患者体内会出现白介素、C反应蛋白、肿瘤坏死因子和干扰素等炎性因子的过度表达；但是心肌梗死患者在进行冠脉介入治疗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会由于缺血再灌注损伤出现二次升高的现象，而不会出现介入手术后“立竿见影”的下降趋势[5-6]。鉴于此，我们在设计此次研究的时候把手术后对患者进行采血并测定白介素-6，白介素-8和肿瘤坏死因子ɑ三项血清指标的时间确定在术后的2 h，24 h，48 h和7 d，而没有仅选择某些类似研究设定在术后2 h进行测定的评估方式。根据我们的结果来看，介入治疗后2 h患者的血清白介素-8水平显著高于手术前，说明患者出现了缺血再灌注的二次损伤。介入手术组患者的三项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均在术后24 h，48 h和7 d出现了呈现时间-效应关系的下降趋势，并且白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ɑ两项指标在术后7 d已经恢复到了健康体检人群的水平。说明白介素-6，白介素-8和肿瘤坏死因子ɑ参与了心肌梗死的发生发展、冠脉介入治疗后的缺血再灌注继发损伤以及介入治疗后的慢性恢复过程；并且白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ɑ对于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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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冠脉介入术后的病情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而血清白介素-8水平可以用来预测和评估缺血再灌注二次损伤的发生与否。

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是能够参与多种免疫和炎症反应的多功能促炎性细胞因子。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继发的心肌梗死中它能够：①促进冠脉及其分支血管内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增生，导致冠脉及其分支进一步狭窄；②刺激再生大量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造成血液粘滞度增加，冠脉及其分支血流阻力增加；③诱导纤维蛋白原启动凝血因子，使得血管内皮损伤处纤维母细胞进一步增生，胶原进一步堆积；④直接强力激活血小板并促进血小板弥漫性堆积，最终导致冠脉及其分支管腔完全狭窄；⑤刺激基质降解酶的合成与分泌，作用于不稳定血管内皮粥样斑块，粥样斑块破裂游离形成连续性多处血管狭窄和大面积心肌梗死[7]。高浓度的血清肿瘤坏死因子ɑ（Tumor necrosis factor-ɑ，TNF-ɑ）可以直接体现其细胞毒性作用：具体表现为直接破坏血管内皮的结构和功能，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平滑肌细胞以及直接引起冠脉及其分支血管收缩[8]。白介素-8（Interleukin-8，IL-8）不仅可以参与粥样硬化病理过程中的血管破坏还可以对中性粒细胞进行强烈的选择性趋化作用，而中性粒细胞的活化不仅会导致冠脉及其分支的血管内皮损伤还能够随着心肌的缺血再灌注将过氧化物经微循环带入心肌细胞而最终对心肌细胞直接产生损伤效应[9]。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白介素-6，白介素-8和肿瘤坏死因子ɑ参与了患者心肌梗死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以及患者冠脉介入治疗后的缺血再灌注二次损伤和慢性恢复期。白介素-6，白介素-8和肿瘤坏死因子ɑ等炎性生物标志物的早期升高主要反映了心肌缺血缺氧或急性梗死的炎症反应过程，手术后的三种炎性因子水平维持在高位甚至白介素-8水平出现的二次升高主要体现了心肌缺血再灌注的二次损伤效应，而在手术后远期出现的呈现时间-效应关系的递减则主要说明此时患者已经进入术后慢性恢复阶段，炎症应激状态已经有所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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