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并在武昌军政府中担任工作。1914年他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曾会见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险恶环境下，他毅然参加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策动讨袁的军事活动，两次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坚持斗争。这些，都表现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顽强的战斗精神。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总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训，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从中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由此他逐步实现由激进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大思想转变。1920年，他和陈潭秋等同志共同创建武汉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一名优秀战士，董必武同志走上在中国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的革命征途。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以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同志。他毫不畏惧，迅速转入秘密活动。1928年受党的派遣到苏联学习。他抓紧在那里的三年多时间，刻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注意联系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践经验，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这为他后来坚持毛泽东思想和提高领导工作水平打下良好的基础。1932年他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10月起，他参加中央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年近半百，历尽千难万险，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他更是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在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培养大批党的骨干、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潮付出巨大的精力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革命战斗的一生，是不断开拓前进的一生。他从一个清末的秀才，成长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又成长为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中间走过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他亲眼看到过旧中国几个朝代统治的黑暗和民族灾难的深重，经历过几个时期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风雨。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有深切的了解，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生活有丰富的经验。他没有被旧的历史文化知识所束缚，没有被局部经验所限制，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把这些知识、经验提炼、升华为正确的思想原则，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他不断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精神营养。他的一些独创性的思想成果，也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宝库。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思想基础，他才能够在极其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正确掌握并坚决执行党的纲领和政策。他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总是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的党性。这是特别值得称道的。

董必武同志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质表现在许多方面。他一生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事业，真正实践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身居高位，从不自视特殊，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注意以身作则，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不徇私情，敢于同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爱护干部，团结同志，善于同党外朋友合作共事，时刻关心群众，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好学深思，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科学书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热情奖掖青年后进，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读书是他平生的一大嗜好。对于中国古典诗词、书法和文化历史有很高的造诣。他不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杰出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