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学”浅论

第２８卷第１期　哈尔滨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ｎＹ　Ｖ０１．２８　Ｎｏ．１　２００７年１月　Ｊａｎ．２ｏｏ７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８５６（２００７）Ｏｌ—ｏ０７３—ｏ９　论　“　百花文　学”浅　巴陇锋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百花文学”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贡献了“新质”。这一独特的文学存在，不　仅上承２０世纪５Ｏ年代以前中国文学的起好范式，而且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先河，具有积极影响。文章　通过文本分析，从新英雄传奇、问题小说、家庭文学和讽刺文学四个维度考量“百花文学”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百花文学；新英雄传奇；问题小说；家庭文学；讽刺文学　［中圈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历史经验是现在的个人主体同过去的文　化客体相遇时产生的。”…（ｎ　’当面对历史上产　生的文本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接近历史本相；但　当前，学术界对“百花文学”的价值都持肯　当面对经由人民检验的优秀作品的时候，你必　然地在走进历史。另一方面，一切真正的历史　定态度，刘锡庆在其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略》　中评论说：“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是当代小说取得突　破性进展的重要阶段。虽然它仅有不到两年的　时间。但无疑可以以独立的意义、完整的进程、　难得的成果和深远的影响确立在文学史的不容　都是当代史，历史总是在被不断的重构着。这　就是为什么不同时代的人们即便是在面对相同　的文学景观时，也会陷入“肯定——否定——　肯定”怪圈的原因。　２Ｏ世纪５Ｏ年代（下文简称“５Ｏ年代”）的　“百花文学”就是被历史（政治的、文化的、道德　的）的“尖刀”、“千刀万剐”了的文学“活化　忽视的特殊地位。在当时国内外、文艺界内外　所形成的解放思想、探索争鸣的有利形势下，一　个引人瞩目的文学潮流——人们已经习惯地称　之为‘干预生活’的文学潮流，以前所未有的崭　新姿态汇流于文学的滔滔长河之中。小说，尤　其是短篇小说是这个潮流中思想最活跃、成绩　最显著、突破最得力的创作领域。”　“　’　石”。１９５６年１月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给当时文学带来了　勃勃生机，文坛上出现了一批眼光敏锐、关注社　会问题的青年作家，写出了一些张扬个性的诗　这可以说代表了学术界的一般观点。但在　歌和一批揭露社会弊端的小说，是为“百花文　学”。同年６月起，“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些青　时间上下限的确定上，学者们却自觉不自觉地　存在观点分歧，因为各方倚重的侧重不同。　第一种，时间是“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上半　年”，代表人物洪子诚　。】（Ｐ¨。’等，他们主要从创　作实绩上考察。如１９７９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年作家遭到严厉地批判，作品被彻底否定，打成　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经过二十多　年，这些被封杀的作品终于重见天日，受到人民　欢迎，成为“重放的鲜花”。　辑出版的《重放的鲜花》，辑录了１９５６年１月　［收稿１３１￣］２ｏｏ６－０３－０７　［作者简介］巴陇锋（１９７７一），男，甘肃宁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学和译介学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７４　哈尔滨学院学报　２００７正　到１９５７年７月ｌ８个月里ｌ７位作家的２０篇作　作在“鸣放”过程中缓慢发展。“但是在整风运　品，绝大多数是短篇小说，很能代表此一时期的　文学风貌。这本书是以王蒙等一大批“复出”　的老作家提衔出版的，足见关于“百花文学”界　限的这种认定之公允性。　第二种，刘锡庆　’和林曼叔等　】‘　’主　编的书中的观点，坚持１９５６、１９５７两年文学的　独立品格，他们主要从文学批评和文化运动冲　动鸣放过程中，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即有　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反对党的　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Ｈ］（眦　毛泽东敏　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动向，５月１日起在全党发　动了整风运动，并于５月ｌ５日作《事情正在起　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随之已持续了　个段落的作协对于丁玲、陈企霞等的批评发　一突的角度分析。林曼叔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　稿（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大陆部分）》里把这十七年文学　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是第一个阶段，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是第二个阶段，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是　最后阶段，依次名之为“反对教条主义文艺理　论”的“序幕”、“第一次高潮”和“第二次高　潮”。　附－１７）　第三种，个别著者论及“百花文学”时认　为，“１９５６年上半年至１９５７年上半年，文艺界　思想的活跃和解放，带来了文学艺术的早春天　气……”　６　Ｊ（胛”朱寨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　思潮史》里也持这种观点。ｆ８】　’他们主要注目　于政治事件和方针政策，５０年代中期发生在社　会主义阵营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及国内形势　的发展，共同促成了“双百方针”的逐步出台：　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４日至２Ｏ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　会议，号召“向科学进军”；Ｃ７］（Ｐ１０２）５月２日，毛　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　“双百”方针；Ｃ７］（Ｐ１０５）２６日，陆定一对文艺和科　学界人士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　告；Ｃ７］（Ｐ１０５）随后，“双百方针”便在曲折甚至“暖　昧、犹疑”［８　Ｊ（　中得以贯彻。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政治和政策在鼓励“香花”开放的不久　就开始宣布之为“毒草”了，如１９５７年１月７　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其通、陈亚丁等四人的　《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对贯彻　“双百”方针提出了异议。毛泽东于３月ｌ０日　接见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部分新闻工作者　时批评了这篇文章的错误观点；又在１月的省、　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百花齐放，　我看还是要放……。”［　】㈣　∞　在这种大背景　下，文艺界围绕《电影的锣鼓》、《组织部新来的　青年人》等展开了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肯定　和否定双方互相驳难，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文　章，对突破公式化、概念化起到了作用，使得创　生了性质变化，以此为起点，许多人被打成“右　派分子”ｏ［７］（Ｐ１２２）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５７年的反　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　］‘　但这　一运动本身使“百家争鸣”变成了两家争鸣（朱　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百花文学”也因此夭折，这确是惨痛的教训。　很明显，以上观点并没有门派之限，甚至洪　子诚本人后来也说：“从年度上说，１９５６年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的年份，也是　文学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这个过程一直延　续到第二年，甚至１９５８年春天。１９５６年理论、　创作和文学权力内部的冲突，在第二年得到展　开，并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因此，严格地　将评述的主要内容限定在１９５６年这一年内，是　不可能的，在具体操作上，也有很大困难。更重　要的是，我们在这些事实中所要追寻的‘意　义’，也可能就隐藏在这一‘过程’之中。也就　是说，关注１９５６年，不仅要了解提出了什么问　题，出现了什么样的体现‘新质’的作品，而且　更要注意在这不长的时间里的波动、曲折、沉　浮、兴衰，造成这种剧烈变动的缘由，以及由此　激起的心理波动。这是本书为什么将年份加以　扩展的原因”。【ｍ】（Ｐ３６）　总之，在一种浪漫的假设中，“１９５６”本可　有另一种意味，比如有可能成为一个“开放时　代”的开端，而“历史”却作了极其诡谲的安排，　最终使“百花”成为讽刺，成为对知识分子的天　真的嘲弄。这种“开放时代”的到来要等到二　十年之后的１９７６年。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　“政治的批判”、“政治的控诉”回到学术讨论和　文艺批评上了。为了透视这一特异文学现象、　总结文学规律、建构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也　为了告慰在其桎梏中虚度了青春年华的几代有　才华的作家，有必要对“百花文学”作些探究。　同时，为避免使评论陷于虚妄和无稽，笔者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第１期　巴陇锋：“百花文学”浅论　７５　认为从文本方面观照是贴要的。　“百花文学”中的作品产生在文艺生产极　不正常的年代，当时，频繁的批判斗争令作家无　所适从，僵化单一的创作模式使文坛陷于沉寂，　可以说，这些优秀作品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从当时文坛上绽开的这些鲜花来看，“百　花齐放”已经初露苗头，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文　学创作已出现一种新的突破：（１）革命激情映　照下的新英雄传奇（包括电影文学）使文坛斑　斓生辉，如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志的《敌后武　工队》等，还有电影《上甘岭》（长春电影制片厂　１９５６年出品）、《铁道游击队》（上海电影制片　厂１９５６年出品）、《女兰五号》（天马电影制片　厂１９５７年出品）等；（２）突破了只准“歌颂”，不　准“暴露”的戒律，敢于大胆正视人民内部矛　盾，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如刘宾雁的　《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　人》、荔青的《马瑞的堕落》、李准的《灰色的蓬　帆》、耿龙祥的《入党》、李国文的《改选》等；　（３）突破了写人不可写人情人性，爱情不能成　为作品主题的条条框框，敢于描写爱情，敢于写　丰富的感情，写富于人情味的作品，如宗璞的　《红豆》、李威仑的《爱情》、高缨的《达吉和她的　父亲》、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阿章的《寒夜的　别离》、方纪的《来访者》等；（４）突破了人民内　部矛盾不适用讽刺这一不成文禁令，敢于发挥　讽刺的积极作用，如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　息》、南丁的《科长》、公刘的《草木篇》等。这些　成功范例不仅为５０年代和１９７６年前后的文学　百花园增香添色，而且成为“新时期”文学解冻　的“报春燕”。　（一）激情烛照下的别样叙事——革命英　雄传奇的奠基　“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　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它为了本　身的利益而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　的事业服务。”［１１］　）一部《青春之歌》曾激动　了多少代人，一部《林海雪原》不知使多少少年　儿童着迷，类似这样的作品在“百花时代”形成　了规模。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后，文艺的大众化和“工农兵”方向受到重　视。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文艺家满怀纯真的　热情和“蓬勃的‘少共精神”’，［　】‘　。’用新英　雄传奇回忆革命史，教育下一代，一大批“红色　经典”应运而生了。在《吕梁英雄传》之后，　１９４９年５月，《人民日报》连载了《新儿女英雄　传》。郭沫若在《新儿女英雄传－序》中说：“这　的确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大可以和旧的《儿女　英雄传》，甚至和《水浒传》、《三国志》之类争取　大众的读者了。”【１。】（　’如果说，这表明了当时　文艺界领导对这种文艺样式的信心，那么《林　海雪原》等大受欢迎则从受众一方说明了这种　文艺样式存在的天然合理。《林海雪原》被文　艺理论家王燎荧称为“革命英雄传奇”ｏ［ＭＴ］“革　命英雄传奇”是给民间英雄传奇灌注进无产阶　级的政治革命理想、英雄主义气概和共产主义　的价值观念后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审美艺术范　式。它既是主流的，又是民间的；既有革命理　想，又有大众旨趣；既有共产主义的内容，又有　人民大众的形式；既是古老的、有生命力的，又　是现代的、富于英雄色彩的。因此，“革命英雄　传奇”（文学的、电影的、样板戏的）几乎成了５Ｏ　年代至７Ｏ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文艺样式。而　“百花文学”正是“革命英雄传奇”真正奠基并　显示实绩的第一个阶段。　回归到文本，不难发现“百花文学”里的　“革命英雄传奇”大抵具备以下鲜明特色：　１．宏大性——英雄的“谱系化”和历史的　“史诗化”。《红旗谱》是一部“史诗性”意识很　强的小说，作品通过朱、严两家三代农民的苦难　史、斗争史和命运史的描绘，概括了中国农民从　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的历史转折，展现了从大　革命到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图景，让人们看到　了一代代农民英雄成长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像　这样适应政权、作者和读者需要的宏大叙事，在　“百花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２．传奇性——情节的曲折化和形象的传奇　化。何其芳说：“《青春之歌》里面最能吸引广　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　紧张的地下工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英勇　的监狱斗争。这些斗争都是能够激动人心　的。”【】　在扣人心弦的故事讲述中，人物被传　奇化了。《铁道游击队》、《虎穴追踪》、《羊城暗　哨》等电影，也都如此。这是当时时代气候、民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７６　哈尔滨学院学报　２００７年　众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　了成堆的问题。”【１８】（用　在这里“问题小说”被　泛化了。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是中国“问题小说”的　第一个高潮期，以冰心、叶绍钧及其他许多被视　３．历史感——浓郁的民族性和自觉的历史　感。“革命英雄传奇”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在民　族化、大众化道路上自觉书写自己历史而产生　的文本。从形象塑造来看，活跃在作品中的英　雄（如朱老忠、杨志荣等）是民间英雄人格（“侠　为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为代表，一时使“问题小　说”的影响很大。刘勇等指出，以后的中国现　当代文学“继承了问题小说所体现出的新的提　问法则和提问的自主精神”ｏ［ｓｇ］但这种继承又　气”、“孝悌”、“义”等）与革命英雄人格的合二　而一；从叙述模式来看，它是民间传奇模式　表现得很曲折，因为此后的一个时期内中华民　（“起、承、转、合”，“唱、捻、做、打”等）与革命　英雄故事的合二而一；从文本表现来看，它是民　间传奇形式（如“章回小说”、“秧歌剧”、“信天　游”等）与政治革命理想（意识形态）的合二而　一等。因此，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和厚重的　历史感，如《红日》、《六十年的变迁》、《百炼成　钢》等都是如此。总之，作品里体现出来的历　史感是官方、知识精英和民间传统的融合。　４．浪漫性——革命的浪漫激情和崇高的美　学风范。作品中的英雄大都有“我以我血荐轩　辕”的革命激情，为此，作者不惜将他们“偏狭　化”，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了革命，他们可　以没有亲人、没有恋人，甚至没有性欲；但无论在　当时还是后来乃至现在，作品都给人一种崇高　感，如《党费》、《上甘岭》、《黄继光》、《小橘灯》　等。列宁曾说过：“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　是最重要的。”ｎ　Ｊ（　在“红色经典”热播的今　天，我们仍能感觉到共和国的青春气息。　“百花文学”中有许多“红色经典”，它在当　时奠定了“革命英雄传奇”的正宗地位。继后，　虽然偶尔受到批评，但更多的却是被极端化了，　它直接导源了“革命样板戏”和浩然、欧阳山的　小说。１９８０年以来，在一场解构崇高的文学浪　潮中，“红色经典”倍受冷落。但进入新世纪以　来，“红色经典”再次走俏，被搬上了银幕，受到　多方关注。　（二）“共名”之下的“越轨”——“问题小　说”的新阶段　“问题小说是指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他　们承继并发扬了《新青年》的‘文学为人生’的　主张，提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　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１　７］（丹　昆　德拉认为，小说的功能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　糊性”，即“矛盾性或问题性”。他曾说：“当堂　吉・诃德离家去闯世界时，世界在他眼前变成　族面临着“生存”和“救亡”问题，战争与革命成　为时代主题，文学被放进了革命的场域，“小　我”被“大我”替代。当“左翼文学”兴起后，平　民小说和“问题小说”便趋向泡沫化，唯“英雄　化”成为时代“共名”。５Ｏ年代，在革命的颂歌　声中　文学被纳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两　条路线斗争”等政治活动中，有悖于此者则统　统被宣布为“异端”，大加杀伐。英雄化、政治　化造成了一个事实：文学成为政治“心造的幻　影”——创作中的“唯英雄化”没能塑造出真实　的英雄形象，“唯政治化”也很难为政治“保　沽”，所谓的“现实主义”的路子越来越窄，甚至　走向“伪现实主义”，政治与文学的“扭结”、政　治对文学及人的支配成为最大的现实。　那么，当时有没有反映这一“历史扭结”的　文学呢？有，“百花文学”便是代表，这些作品　绝大多数是“问题小说”，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　息，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１．与五四“问题小说”相比，这一时期的　“问题小说”题材上显得狭窄，但敏感性却大为　增强。第一，触及政治敏感问题，不仅涉及官场　弊端而且涉及党内腐败，不仅触及党的宣传喉　舌问题而且揭露干部不良思想作风。《在桥梁　工地上》里的曾刚能力强、作风正，却被上司罗　立正踢开，因为其认定“在我们，最重要的是领　会领导意图”，而曾刚的创劲只是“冒险”。最　具讽刺意味的是，像罗立正这样极端保守的干　部，在贻误了工作之后，却摇身一变又成了“反　保守”工作的领导。这样的干部存在使得党的　一切工作的开展流于虚泛而难见实效。读了这　篇小说不禁使人吓出一身冷汗。这样富于真知　灼见的作品，只能出自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　和深刻的生活洞察力的作者之手，难怪有人称　刘宾雁为“中国的良心”；《组织部新来的青年　人》、《入党》诊视党的“心脏”，触动党的肌体的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第１期　巴陇锋：“百花文学”浅论　７７　敏感神经，写出了干部问题的复杂性和干部建　发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说，这故事还在发生　设的迫切性；《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等相当　数量的作品，都揭露当时鲜为人知的新闻报刊　腐败问题，发人深省；《科长》不无辛辣地活画　ｄ在叙述故事时又提到“１９５０年互助组”、　“ｉ９５２年的合作社”的曲折斗争，再回到当时的　……”“全国旗帜社”里的一幕，这样，就将空头路线主　出一个专门揣摩上司心理的王科长的形象，为　当时绝响；《改选》则将一桩一心为工人和工厂　的工会好干部老郝被活活整死的事件“记录在　义者朱光只知“保旗”不会做工作的“官气”揭露　了出来。《改选》从“现在”人笔而叙述的侧重放　在老郝“过去”为民披肝沥胆做实事和遭迫害的　过程上，这样，主人公死在当选主席的现场就绝　案”，可谓触目惊心；《爬在旗杆上的人》等揭露　政策失当给农村工作造成的被动和混乱。凡　此，在当时政治决定一切、拒绝反批评的时代实　属难能可贵。第二，在“谈情色变”的时代描写　爱情，而且角度和方式极为特殊。《美丽》讲述　一个叫季玉洁的年轻女干部与首长的婚外恋；　《小巷深处》写旧社会当过妓女的少女在新社　会里面临爱情时的痛苦情状；《寒夜的别离》截　取车站送别一幕，展示革命战争给爱情、家庭带　来的错位；《红豆》抒写动荡年代里的爱情纠葛　等。这些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小资情调”和“低　级趣味”。　２．与前期“问题小说”的思辨性相比，这一　时期的“问题小说”显示出直露性和针对性。作　家们往往过于直白地表达自己对某一社会问题　的见解，过于急切地希望文学成为推动社会进程　的武器。《在悬崖上》的题目就有明白的警示　性。《本报内部消息》续篇中更有这么一段：　“《光明日报》的读者不懂，为什么报上那么多　‘大力开展’、‘坚决贯彻’、‘积极响应’的号召和　指令，而群众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要求与建议却　少得可怜？为什么，到了明天就要群众动手的时　候，才告诉人们我们面前还有困难？为什么热火　朝天的斗争，蓬蓬勃勃的新生活，到了报上就都　变成数字和百分比？”《被围困的农庄主席》里的　马修德面对“凭上头一道命令叫我种二万亩玉　米”的“冒险”时说：“……走社会主义不能一步　登天，十二年的农业发展纲要也不是一个命令办　得到的。”作者对时局的预见竟如此准确。类似　的例子作品中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议　论都不是主观臆造，而是实地调查研究的总结，　因而对现实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３．与１９１９～１９２１时期的“问题小说”采用　“横断面”的写法不同，此一时期的“问题小说”　往往穿插人物的历史“回忆”而倾向于“纵剖面”　的写法。《爬在旗杆上的人》这样开头：“这故事　非偶然了。这些作品通过今昔对比、“忆苦思　甜”的方式，或揭露矛盾，或鼓舞正气，都增强了　作品的现实发言权，收到较好效果。　４．在当时文学因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而艺术　水准普遍下降的情况下，“问题小说”却在艺术　技巧上有了明显长进。（１）变前期“问题小说”　散文化的倾向为故事化；（２）在摆脱“概念化”、　肤浅化方面，不仅高出于同时代的作品　而且对　早期“问题小说”进行了扬弃，取得喜人成绩；　（３）文学性进一步增强，《在桥梁工地上》、《美　丽》等都采用“扣子”的形式讲故事，中间插叙　部分是主体，形成了多重视角，问题被看得更清　楚；《科长》等的不露声色的讽刺，《改选》的悲　剧意识。《红豆》的美学意识，均可视为艺术上　的长足进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改选》　等写出了一定的复杂性，在对官僚主义的揭露　背后显示了揭示人性复杂性的努力，塑造出了　“圆形形象”等。　总之，２Ｏ世纪５Ｏ年代的这批坚持现实主　义的“问题小说”是对五四“问题小说”的一种　复归和对当时文学“主流”的极大超越，对“新　时期”以来的文学产生了良好影响。上述的政　治问题小说直接导源了１９７７年以来的“伤痕文　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以及“官场文　学”、打工文学等。而“新时期”恢复“双百方　针”以来的婚恋小说、女性文学及身体写作等　更是从这些写情的“问题小说’’里找到了文本　支持。　（三）“红色伦理”外的“美丽”——“爱情　家庭小说”的新收获　王兆胜说．‘‘作为‘人学的文学’研究与其　说站在‘社会’这一视点，不如说站在‘家庭’这　一视点观照来得更为直接更为深刻。”　相应　地，从“家庭小说”角度考察“百花文学”，可以　更清楚地了解当时政治对文学的侵犯和文学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７８　哈尔滨学院学报　２００＂；．年　政治“捆绑”下的特点。　成和表现。　“百花文学”里可归人“家庭小说”的作品　《伤逝》讲的是一对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　的爱情悲剧。“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　干涉我的权利”，子君的这一爱情宣言也是“五　四”一代人的共同心声。可是如此轰轰烈烈的　有：《在悬崖上》、《小巷深处》、《达吉和她的父　亲》、《寒夜的别离》、《爱情》、《西苑革》、《红　豆》、《美丽》等。这些小说都是在理性或者说　政治性话语遮蔽下的“越轨”。首先，故事在社　会解放与个性解放的悖谬中展开。如有的人说　“在每一个时期，爱情小说都保持着思想主题　的前沿性”，【２¨爱情家庭小说的主题是静｝放，它　往往是在社会（主要是政治）与个人矛盾的“二　爱情故事却以“爱的离席”和女主人公的黯然　死去收场。为什么呢？一是子君自身的觉悟程　度有限；二是外部环境（包括涓生）的严酷。但　归根结底在社会。西蒙・波娃指出：“一个人　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　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　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　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　谓‘女性’。”［２２］（ｐ２３）这里被推上审判席的不惟　社会，还有男权意识、人性等。与《伤逝》批判　社会对人性解放的羁绊不同，《寒夜的别离》以　牺牲个人幸福来成全革命，这同样是时代的黄　钟大吕，因为“在和平环境中相爱，在幸福生活　中告别的人”的确应该深深体察“曾为他们的　幸福而牺牲自己幸福的人”的心情。然而。牺　律背反”中展开。与五四以来“家庭小说”反封　建家庭，求个性、阶级、民族的解放的主题相反。　１９５０年代的爱情家庭小说大都视个性解放为　洪水猛兽（如《在悬崖上》），将“小爱”、“小家”　与“大爱”、“大家ｌ’对立起来（如《西苑草》）．通　过牺牲爱情成全革命（如《寒夜的别离》）．舍弃　“小爱”、“小家”成就“大爱”、“大家”（《红　豆》），以此表彰一种神圣、崇高的新道德观，从　而将“儿女情，家务事”纳入“重大主题”的表现　中　这就是所谓的“红色伦理”模式。其次．进　行“没有爱情的爱情描写”。小说写“情”的方　牲者的痛苦又是多么复杂啊！爱女的误解，爱　的错过，家的尴尬……我们看到，即便在历史的　天平上，个体生命的不可消失性也难以忽视。　作品客观上对社会解放形成了反讽。　式相当谨慎：作品对性爱的描写被紧张的理性　淹没，爱情描写缺少激情（《红豆》除外）；结局　以政治为指归，好似“爱”的在场只是为了印证　某一政治观念。随着叙事文本的结束留给我们　的只是些“被抽空的符号”，而非感人的爱。再　同样对革命、历史、人的命运的关系处理得　当的是《小巷深处》。它可说是从良妇女的“伤　痕文学”。新社会把徐文霞从妓女的地位解放　次。对“人的文学　的遥远回应，对个体生命的　不可消失性有限度地张扬。受“红色伦理”的　规约。这些小说因疏离“主流”而表现出的“美　出来，旧社会留给底层妇女的“伤痕”却远未消　除。当张俊热烈追求她时．原本心虚的她又遭　丽”是有限的，并且那“有限的‘美丽”’也异常　暂短Ｏ最后，“二元三人”的叙述模式。受民间　到侮辱过她的朱国魂的屡展敲诈而陷于莫名的　痛苦中。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的解放的艰难性。　是张俊对爱的执著和对事物的正确理解。最终　传统及《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影响。作　品无—　外地取旧社会／新社会、善／恶、男／女、　爱情／道德（政治）等的二项对立，突出了矛盾，　也简单化了爱情。与此同时，为了突显矛盾的　“解放”了自己的恋人（“立人”主题的重要性在　这里又一次突显出来Ｊ。社会的解放为人的全　面解放创造了条件。读者在感动之余必然不会　忘记这一真理。看看《月牙儿》会更清楚。在　社会与人的“纽结”中，老舍更多的是从后者的　复杂性，作品保留了三人关系的视角。　总之，从文学史意义上考察这些“爱情家　庭小说”，不仅可以将这些作品的特点看得更　清楚，而且可以对作为当时的“集体无意识”的　．‘＝红色伦理”的演变过程加以考察，从而更令人　角度看问题。作品讲述旧社会母女相率为妓的　悲剧。母亲为了女儿而卖身，女儿为了“新潮”　和“解放”最终也走上了母亲的老路。同样的　道理从反面得到解答。　信服的说明上述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１．从《寒夜的别离》与《伤逝》，《小巷深　处＞与《月牙儿》的比较中．看“红色伦理”的形　２．从《在悬崖上》与《千万不要忘记》的比较　中，看“非主流”对“红色伦理”的疏离和超越。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第１期　巴陇锋：“百花文学”浅论　７９　《千万不要忘记》是１９６２年由丛深编导的　话剧，被认为“体现了时代精神”。机电厂青年　工人丁少纯新婚后受到岳母和妻子影响，出现　“小资”习气，影响了工作，后经爷爷、父母的教　育，终于改过。剧作通过人物之口强调：“是　啊，这是一种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我们千　万不要忘记！”这是典型的将日常生活的矛盾　夸大到阶级斗争高度来教诲读者的政治宣传　品。与《在悬崖上》相比，它的生命力是极其有　限的。《在悬崖上》基本摆脱了“话语暴力”的　束缚：涉笔婚外情（这是当时创作中的“雷　区”），展示了“我”在情感旋涡中的艰难选择，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性的复杂，这种对“主流”　的极大疏离，直接导源了以后的此类作品（如　《爱情的位置》）；塑造了加丽亚这一具有现代　因子的女性形象，她在当时的文学中是那么刺　目，以至于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作品（如王朔小　说）；尽管小说也以“红色伦理”为准，可是作品　客观上提出了人的欲望的不可回避性。　３．从《美丽》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　的》、莫怀戚的《经典关系》的对比中，看“红色　伦理”的消解过程。　《美丽》和《爱，是不能忘记的》都写婚外　恋，作品借精神恋爱来抵御世俗，但作家的立场　和写作姿态却截然不同。前者是男权社会男性　作家对女性的想象，后者是女性作家以女性视　角对女性解放的理想。《美丽》中的季玉洁因　工作爱上了首长，这引起了首长妻子姚华和机　关同志的不满，因此，姚华病死后首长向她求婚　被她拒绝了；而当她想要嫁给他时，对方已经重　新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她也因工作忙而无意另　立家庭。季玉洁为首长和工作牺牲个人幸福被　称为“美丽”。可见，季的悲剧主要是社会造成　的。“红色伦理”要求妇女（不是她们自愿）为　社会作出牺牲的同时还要为男性作出牺牲。女　性解放在这种（男权）语境里不异于神话。而　《爱，是不能忘记的》里的钟雨对老干部的爱是　以自己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只是由于对方有家　庭而成了“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作品展示的　是一种不带任何道德缺失的无婚姻的爱，至少　妇女在精神上是解放的。张洁以极类似于《美　丽》的文本从内部瓦解了女性解放的神话，一　定程度上消解了“红色伦理”温情脉脉的面纱。　女性对于男性只剩下情感（柏拉图式的）依恋，　对于社会道德则一无所负。　真正撇开男性意识羁绊，置道德于不顾而　“喋谈性爱”并游戏于性的是１９９０以后的作　品。发表于《当代》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的《经典关　系》，可说是新世纪作家在解构主流话语“言　说”的同时试图“建立”某种“经典”的一次大胆　尝试。作品以被称为“一代名记”的女记者东　方红的原欲主义者的眼光来解说这些“经典”。　除了将“性”和“欲”大书在“经典”上之外，还　不厌其烦地细数了三个方面：性与家庭、性与献　身、性与金钱，从而惊世骇俗地剖析了“人欲横　流”的生活本相。在这一“经典”中，爱情早已　失去了美丽光环，人物则变成了欲念的符号，婚　姻遭到彻底否定。至此，不仅“红色伦理”荡然　无存，而且人性解放也陷入了危机。经过一个　否定之否定后，家庭小说写作在解放中呼唤解　放。　纵观“百花文学”不到两年的创作，不仅出　现了《在悬崖上》、《爱情》、《美丽》等一批爱情　抒情短章，而且出现了《达吉和她的父亲》这样　的反映民族团结的家庭小说，还出现了《红旗　谱》等书写革命历史和家族兴衰的家族文学的　“扛鼎之作”，爱情婚姻家庭文学的创作领域，　可谓是云蒸霞蔚、蔚为大观，的确引人注目。　（四）“颂歌”声里的“破颜”——讽刺文学　的新发展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地表达人民的心　声，“只有强烈地倾向着光明的人，才会对黑暗加　以无情的暴露。”［∞】‘　５Ｏ年代新旧交替的社会　转型期为讽刺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却没能为其造　就富有回旋余地的发展空间，因为新的价值系统　拒绝“暴露”。可是，１９５６年“双百方针”的实施，　又使文学向真实性回归，讽刺作品终于破时代坚　冰而出，成为“百花文学”的独特存在，《草木　篇》、《科长》、《沉默》等均属此类。　这批颂歌声中的批评文学，就其总体风貌　而言，既不像鲁迅的“嬉笑怒骂、庄谐杂陈”，又　不像老舍温婉的幽默，既不似契诃夫“含泪的　微笑”，又不似国统区政治讽刺剧的辛辣，而是　做到了“公心讽世，旨微语婉”，在客观冷静的　叙说当中暴露政治的不谐和人性的弱点，不遗　余力地向历史惰性开战。具体地，从讽刺的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哈尔滨学院学报　２ＯＯ７年　“主题学”来看，既有社会一政治讽刺（《被围困　的农庄主席》等），又有道德一人性讽刺（《草木　篇》等）；从讽刺形象来说，塑造了当时充斥于　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类官员形象，如部长、队　长、工会主席等讽刺形象，起到开先河的作用；　从讽刺笔法来看，既有写实呈现的讽刺（《杨妇　道》等），也有漫画夸张的讽刺（《科长》等）。　从讽刺的美学风格来说，作品的讽刺真实而又　严肃（《入党》等），明朗而又含蓄（《沉默》）。　这无疑是讽刺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新收获。　１．朴素精炼而不乏幽默的讽刺语言。和当　时文风一致，“百花文学”中的讽刺作品以朴实　见长，语言上则以简明为特色。如《西苑草》中　写蒲塞风多次聆听萧教授的教诲的反应时，作　品只用“是、是！”就将其腹诽的心理捕捉到笔　底并将这种教诲化为无稽。《改选》中，在主席　选举会上，老郝只听到“板……板……板　”……，这是对时任工会主席炮制的“两化一　板”的绝大讽刺。《爬在旗杆上的人》的开头也　很平实，但又“微言大义存焉”。而《草木篇》中　则用精辟的比喻和蕴含深意的象征暗刺社会文　化造就的类似于“藤”、“毒菌”的丑类，激励人　们像“白杨”、“仙人掌”、“梅”一样地“勿学柔　弱苗”，这不用说是对当时文坛及作家命运的　精确书写。　２．多样的讽刺手法。第一，不动声色的讽　刺，如《沉默》、《改选》，作品只客观地讲述故　事，可当故事结束时，读者的义愤已经被激发，　官场的内幕得到最大化的揭露和嘲讽。第二，　漫画式的讽刺。《被围困的农庄主席》是场景　式漫画　作品的镜头一直对着集体农庄叶柏寿　主席的办公室，即使他不在的时候也是众客盈　门，他整日整夜的被围困，到深夜还不得吃饭不　得休息，这样的主席好当吗，读者在苦笑之后自　有答案。《入党》是过程式的漫画，随着“讨论　韩梅同志入党问题，欢迎党外同志自由参加”　的通知内容里加上两个“不”字，人们对“党员　并不像党章规定的那个样子”不禁有些心寒。　《科长》是时空交错式的漫画，王科在刘局面前　活灵活现地表演在赵局跟前已成为“过时皇　历”，说明曲意吹捧的为官之道早该退出历史　舞台了。第三，调侃式的讽刺。《改选》结尾　说：“按照工会法的规定……新的工会委员会　就要工作了。”可是，我们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　个事实：当选工会主席已死。这不啻对当时伺　政者的一棒当头猛喝！－第四，精微的　理讽刺。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抓住刘世吾伪马克　思主义者的思想惰性本质，进行人木三分的心　理刻画，给人印象很深。第五，形象对比式讽　刺。大多是同一形象的前后对比，也有两类形　象的对比，如《在桥梁工地上》，还有群像凸现　式的，如《入党》中用小陈、秦大姐等人物正面　烘托，又用“干父”首长反面对比，最后用桂院　长点睛，众星托月。把韩梅这一形象写得很美，　也使得讽刺落到了实处。第六，总揽式讽刺。　《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科长》的开头作总序式　的说明，接下来讲述故事，《科长》还在结尾总　结似的说：“这以后怎么样？原谅我。我暂时　还没有听到有关王科长的消息……”预示着事　情没有那么简单，倍增了批判的力量。　３．有节制“浇花”、“锄草”式的批评风貌。　受当时政治影响，这批“破颜”的讽刺作品，并　没有将批评的锋芒指向更深更远。作家们对党　的感情是真诚的，他们对共和国的爱是炽热的，　因此，作品批评是有节制的，大都限于指出缺　点、促进工作，“锄草”与“浇花”并举。　总之，这批讽刺作品是相当成熟的。它的　成功示范，为下一阶段“反思文学”（如《犯人李　铜钟的故事》、《天云山传奇》等）、“冤狱文学”　（如《灵与肉》等）、讽刺剧（如《假如我是真　的》、《在社会档案里》等）、“新左翼”文学（如　《女工》）等提供了鲜明的模仿对象。　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　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ｚ４］（１ｎ４９）　１９５５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以波浪式曲折前　进，特别是经历了１９６４—１９７７年长达十三年的　与艺术性相悖离后，文坛上只剩下“样板戏”和　屈指可数的几部作品在流传，如浩然、鲁迅的作　品（有人形象地戏称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　上”）；中国文学期待着一个腾飞。事实上，这　个腾飞早在“百花时代”已经做好了准备。　１９７９年，《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前言说：“我们从　《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　来的青年人》、《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第１期　巴陇锋：“百花文学”浅论　８１　品中，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栋、刘世　［１Ｏ］洪子诚．我们如何接近历史［Ａ］．百年中国文学　总系・笔谈［Ｃ］．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今天还在玷污我　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　［１１］普列汉诺夫斯基．没有地址的信【Ｍ］．北京：三联　书店。１９６４．　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　争。”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间进行的本土意义上的“革　命现实主义”的回归，政策上是以“双百方针”　的恢复为前提的，而文本上除了五四传统、外来　影响外。主要来源于“百花文学”，至于作家的　人格精神受其影响就更大。１９８３年开始，文学　大幅度回归审美。在“百花文学”经受肃杀后，　文学终于自觉地迎来了一个“山花烂漫时”！　［１２］吴小美，赵学勇．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Ｍ］．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３］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８．　［１４］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Ｊ］．文学研究，１９５８，　（２）．　［１５］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Ｊ］．中国青年，　１９５９，（５）．　［参考文献］　［１］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Ｍ］．读书・生　活・新知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６］许道明，沙似鹏．中国电影简史［Ｍ］．北京：中国青　年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７］王成骥。董春霖，等．中国文学史・名词解释【Ｍ］．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８］昆德拉．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昆德　拉访谈录［Ａ］．小说的艺术［Ｃ］．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刘锡庆．新中国文学史略［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４］林曼叔，海枫，等．中国当代文学史稿（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大陆部分）［Ｍ］．巴黎：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巾　心。１９７８．　［１９］刘勇。王兆胜．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出　场——“问题小说”新论［Ｊ］．江苏大学学报，２００５，　（３）．　［５］郭志刚，董建。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　［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６］朱寨，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Ｍ］．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２Ｏ］王兆胜．中国现代家庭文学文化意蕴阐释［Ｊ］．海　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２）．　［２１］朱青．当代爱情小说的历时性研究［Ｊ］．理论与创　作，ｌ９９９，（２），　［７］仲呈样．新中国文学纪年和重要著作年表［Ｍ］．成　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２２］西蒙・波娃　第二性［Ｍ］．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６．　［８］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Ｍ］．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３］卜仲康．陈白尘专集［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９］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２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８．　责任编辑：唐金石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Ｂａｉｈｕ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Ａ　Ｌｏｎｇ—ｆｅｎｇ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Ｏ０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Ｂａｉｈｕ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ｎｅ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ｉＴ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９５０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ｔ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ｉｍ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ｈｅｒｏ　ｌｅｇｅ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　ｎｏｖｅ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ｒｏｎ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ａｉｈｕ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ｅｗ　ｈｅｒｏ　ｌｅｇｅ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　ｎｏｖｅｌ；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ｏｎｉｒｃ　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