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及其启示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及其启示

TheMarxistNewsIdeologyandItsImplication李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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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长期的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积累和发展了关于报刊、报道客观、新闻真实和服务社会的新闻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尽管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依然充满了真知灼见，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报刊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LiShaoyuanAbstract：Marx,EngelsandLeninhaveaccumulatedanddevelopedabundantnewsideologythroughthelong-termacademicresearchandpracticalexperienceinjournalism,whichincludesindependentnewspapersandperiodicals,objectivereporting,news’truthandserviceconsciousnessforsociety.Marxistnewsideologywithagelimitationisstillfullofinsight,ithasgreatcontemporaryvalue.

Keywords：Marxism,newsideology,newspapersandperiodicals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长期的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积累和发展了丰富的新闻思想，尤其是其报刊、报道客观、新闻真实和服务社会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报刊：不要对报刊施加外部压力

立场是新闻媒介进行客观报道的前提。新闻媒介应该坚持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不臣服或接受除行业规范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马克思主义认为，立场是报刊完成使命的基础。马克思指出，《莱茵报》的办报使命之一就是报道人民的真正呼声。完成这个使命，需要尊重新闻报道规律，“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1]。不仅如此，报刊还是体现报刊思想性的需要。马克思认为，没有性的报刊是缺乏思想性的报刊。没有性，“即使欺骗、撒谎和有害意图的倾向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那么高尚的、忠诚的、值得崇敬的思想就更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并站住脚了。”[2]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报刊包括政治中立、经济自主、主编“”和作者四个方面。为维护《莱茵报》的中立立场，马克思强调：“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3]即使是党报，也要保持应有的性。这是因为，“依赖他人，即使是依赖一个工人政党，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而且，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编辑，对任何一个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及其当代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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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首创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4]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家报纸只有在财政上自立，才能在言论上自主。因此，当伦敦《工人机关报》在经济上无法时，马克思断言：“这家报纸依靠自己的资金维持不了多久了；因此，它会依赖资产阶级的贷款，从而失去自己的性质。”[5]正因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党报在经济上也不要依赖于党。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的报刊，的确没有依靠过党派的经济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报刊经营，他们认为，创办报刊必须事先筹集大笔资金，维持报刊运转则需要扩大发行量和刊登广告。“任何报纸广告都是智力的表现。”[6]在广告与编辑分开的前提下，报刊可以刊登广告，但不能完全依赖广告。列宁认为，报刊是资本家赚钱的主要工具，是资产阶级欺骗、愚弄人民群众的手段，而广告是报刊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告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报刊垄断经营。列宁说过，“为什么不能宣布除了省、市苏维埃出版的报纸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其他任何报纸不得刊登广告呢？”[7]在列宁看来，在《真理报》上刊登广告，不是做生意赚钱，而是为了获取办报经费[8]。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报刊登什么，不登什么，是编辑部的权力，任何人、任何方面都无权干涉。为确保编辑部，马克思主张“在报纸编辑部里应当实行，而不是普选权”[9]。这里说的“”，就是主编“制”，也就是主编对编辑部和报刊享有绝对的决定权，以尽力排除各种社会势力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编辑方针的实现。主编“制”有助于报刊，因为“它的由整个委员会进行编辑工作的虚假民主，常常造成事实上没有任何编辑部”[10]，也就是说，权力的分散导致责任的分散，最终无人愿意坚持立场抵制外部干扰。

恩格斯认为，新闻工作者不能把自己的职业当作赚钱的手段，否则就会从内部剥夺自己的自由。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11]作家要保持人格，“你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说。”[12]不仅如此，作品也要坚持品格，“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3]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关于报刊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当代意蕴。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公器，自主

应当是其始终不渝的立场和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报刊总是带有倾向性的，尤其是政党报刊，不可能在政治上完全。经济是媒介经营的目标，但是经济的主要出路是商业化，而商业化最终会使媒介被广告业主或受众所绑架。编辑部相对容易，但是目前也要受到诸多因素的。由于各级报刊不仅要接受新闻部门的管理，而且要接受同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其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也常常通过各种关系来影响和干涉新闻媒介的编辑活动，编辑活动实现任重道远。事实上，主编“制”并不是编辑活动的灵丹妙药。只有主编具有强烈的编辑意识以及对真理的执着追求精神时，媒介才有可能实现。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作者保持人格的思想值得称道。

二、客观报道：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

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的政党报刊为了党派利益相互攻击，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无中生有，造谣中伤。这种局面导致报刊在大众心目中名誉扫地、威信全无。为了报纸的生存和发展，西方报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客观报道的口号。所谓客观报道，是指新闻工作者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带个人偏见和感情色彩，客观平衡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不追随利益集团或政党组织的价值判断，而是完全按照“新闻价值”的客观判断来选择新闻、报道事件。

马克思认为，客观报道是报纸赢得社会声望的前提。他曾经称赞《伦敦周刊》是最高尚、最有名望的刊物，因为该刊在报道中尽量客观中立。不仅如此，客观报道还是报纸扩大发行的需要。报刊只有坚持客观报道的原则，才能赢得公众的认可，确保发行量。在谈到《泰晤士报》对内阁时而赞扬、时而批评的问题时，马克思说过：“对联合内阁的不满和它的作战方法所引起的是这样的强烈，甚至连《泰晤士报》（它不能不或者用自己的发行量来冒险，或者停止对‘群贤内阁’逢迎）也认为在星期三那天的报上猛烈抨击内阁是适时的。”[14]《泰晤士报》之所以对表现出客观公正的态度，是因为它不想违背以致报纸发行量下降。

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新闻客观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管一家报刊有何种党派背景，在报道事实时都应当做到“一般的公正”（或译为“共同的公正”）。1859～1860年，马克思与德国政论家布林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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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争论，德国的《总汇报》在发表双方的声明时，故意怠慢马克思，为此马克思致信该报编辑部，指出：“我——最低限度是在这种情形下特意期待的是什么呢—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19]。第二，真实是报刊生存的前提。人民只相信真实的报道，“而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20]第三，真实是评判报刊好坏的标准。“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谁在表达社会，谁在歪曲社会呢？因此，谁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21]也就是说，好的报刊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表达社会；而坏的报刊则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歪曲社会。第四，真实是出版自由的基础。真实报道既是报刊的义务，也是报刊的权利。如果不允许报刊进行真实报道，那么出版自由就成了海市蜃楼。所以，当《新莱茵报》因真实报道事实而遭受当局时，恩格斯指出：“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末，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22]第五，真实是无产阶级党报的力量源泉。列宁历来主张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尤其是无产阶级党报，更应当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他说：“我们的报纸是我党的一面镜子。它应当经常保持干净，摆放端正，它所反映的东西，都不应失真。报纸由于具有严格的真实性和严肃的原则性，因而不仅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而且甚至在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心目中也具有很高的威望。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非难我们的报纸不真实。我们的话应当永远是诚恳的、正确的。”[23]

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呢？马克思认为，“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24]按照“报刊的有机运动”，“记者应当采取跟踪报道的方式随着新闻事件的发展连续地对事件进行报道。”[25]此外，为更好地保证新闻真实，新闻工作者要脚踏实地，“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26]

恩格斯认为，新闻报道要坚持用事实说话，“严格地遵循准确的事实，选择更稳妥的和实事求是的叙述方法。”[27]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新闻媒介可能存在歪曲事实的现象。譬如《北德总汇报》为了

commonfairness（一般的公正），即任何一家英国报纸（无论它的派系如何）都不敢违背的这种公正。”[15]“‘一般的公正’是报刊的一种形式上的总体姿态，就具体的报道而言，便是客观报道。”[16]按照“一般的公正”原则，报纸要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客观事实，报道具体事件中的正反两面或对立双方的情况，或为双方提供较为平等的论战机会。为此，马克思在报道英国财政大臣的预算时持批评态度，但还是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单纯的公正心还是使得我要说，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是一种出色的和大胆的财政手腕。”[17]恩格斯也非常重视“一般的公正”。1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在报道党内一次私人纷争时，只刊登了一方的声明，没有发表另一方的反驳。恩格斯对此十分不满，批评该报编辑部剥夺了对方反驳的机会。

为避免作者身份对读者判断的影响，形成真正广泛的社会，更好地实现客观公正，马克思主张在报刊上匿名发表文章。他说：“因为我确信不署名是由报纸的实质所决定的，因为不署名可以使报纸由许多个别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一个具有统一的理性的机关……不署名不仅可以使作者，而且还可以使广大读者更为自由和公正，因为这样一来，读者在自己面前看到的就不是说话的人，而只是所说的事；那时读者就摆脱了作为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18]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客观报道的思想体现了平衡报道的技巧，并涉及报刊发行等媒介经营理念。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关于不署名发表文章的思想尽管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关注，但是确实值得深思。因为匿名发表文章不仅使作者不必顾忌个人身份地位而畅所欲言，也不必因为担心打击报复而欲言又止；而且有助于读者摆脱偶像崇拜或权威崇拜，依据文章内容作出客观判断。

三、新闻真实：报刊的本质是真实的

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线。马克思主义认为，真实报道至关重要。第一，真实是刊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新闻报道最基本的要求是“陈述事实”，因为事实“始终是人民的思想、恐惧和希望的具体表现，是真实的叙述……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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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对方脸上抹黑，不惜制造弥天大谎，进行诬蔑诽谤，完全沦为俾斯麦的御用报纸，丧失了真实报道的基本立场。对此，恩格斯提出了严厉批评。

列宁一再强调党报要尊重事实，多次告诫从事党报工作的同志，“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28]呼吁他们向党报提供完整的、准确的、真实的报道，提供经过准确核对的可靠材料。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不仅要做到部分真实或细节真实，而且要达到整体真实。这是因为，“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29]

尽管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报刊真实报道的论述距今已有100多年，但是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芒。尤其是其关于真实报道与媒介威望、报刊有机运动与连续报道、部分真实与整体真实的思想，在虚假新闻泛滥、网络谣言盛行的今天，尤其值得借鉴。

四、服务社会：报刊是社会的捍卫者

人民、公众、民众和民族在德文里很多时候是同一个词“dasvolk”。这里的人民、民众同汉语中的“人民”有所不同，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是指当权者以外的所有人。马克思一直向往有别于德国所有旧式报纸的报刊，认为刊才是真正的报刊。列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报刊的自由写作“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30]。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刊的真正目的。那么，报刊究竟怎样服务社会呢？

第一，报刊要充当人民的喉舌。马克思认为，报刊的使命决定其成为人民喉舌的性质。“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31]为更好地履行使命，报刊要做人民的忠诚卫士，不应为某个特殊阶级所控制利用，也不应该受到文化的监视和宪兵的搀扶。报刊要反映人民呼声，成为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32]新闻记者

应该详细报道人民的呼声，主动代表人民发声。因为“自由报刊是社会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33]。“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封不动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送到国王宝座的阶梯前面，送到国家权力前面。”[34]作为人民喉舌的报刊不仅要反映人民呼声，而且要维护人民利益。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刊应该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35]。它的使命和职责不是为少数人服务，更不能和私人利益纠缠在一起，而是充分理解和反映人民的呼声，“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36]

第二，报刊要通俗化却不庸俗化。忠实于读者，这是一切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认为，报刊“要经常照顾到通俗性，也就是要向没有知识的读者作解释”[37]。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更不是以利益为导向的低俗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在报刊上登载那些不健康的、耸人听闻的东西。在《〈泰晤士报〉和者》一文中，马克思对英国《泰晤士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恩格斯也对报刊的低俗化很反感。他说：“瑞士报刊最大的特点就是粗暴无礼。这里的报纸相互之间进行诋毁谩骂，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攻击。”[38]列宁认为，“生产性报纸应当是千百万人都能看懂的通俗报纸，但决不能庸俗化。不要降低水平牵就落后读者，而要不断地———十分谨慎地、逐渐地———提高这部分读者的水平。”[39]列宁多次指出，党报不但是报导党和国家大事，宣传大政方针的“喉舌”，而且是规范人们生活、引导人们思想的教科书，因此不能出现低级趣味的内容。

第三，报刊要勇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报刊是唯一面向社会大众的媒介，“报刊广泛而公开的工作特点无形中赋予了它一种社会监督的职能，这种职能尤其有利于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政治斗争时经常借助于报刊的这种职能，因而他们十分看重它，从政治角度将它视为报刊的一种首要职责。”[40]马克思认为，“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41]为完成这个伟大任务，报刊要“起来反对狂妄自大的官僚，揭露世界的真实景象和官僚在办公室里所构成的世界景象之间的矛盾，并且用实际生活中得来的论据去反对官方的论据”[42]。恩格斯指出，报刊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公民不受逞凶肆虐之害”[43]。列宁也主张揭露当权者罪恶，并且强烈批评某些报刊面对坏人坏事时默不作声，“即使谈到，也只是官样文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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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场，不像一份报刊，不像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44]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刊思想体现了报刊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宗旨。然而，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片面强调报刊的党性，而忽视了报刊的人民性，或者用报刊的党性代替人民性。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党性与人民性是辩证统一的。作为党的喉舌，新闻媒介要向人民宣传党的方针，并推动各项方针的贯彻落实；作为“人民喉舌”，媒介应该对人民负责，报道人民的真实情况，表达人民的利益诉求，成为和人民互动的纽带。只有这样，才能把党性和人民性辩证统一起来。

五、结语

在马克思、恩格和列宁从事新闻工作的年代，报刊是重要甚至唯一的大众传播工具。尽管当时的技术发展、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们对新闻传播思想的深入探讨，并导致报刊的党报色彩或意识形态很浓厚，但是，他们作为新闻职业工作者怀抱的专业理想，同样值得尊重。

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里，报刊是立场，客观公正是态度，真实报道是内容，服务社会则是目标。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尤其是他们关于报刊真实记述和客观报道的探讨，对于报界的追求，以及对于报刊服务公众的向往，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们关于真实报道与报刊威望、客观报道与报刊发行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匿名发表文章、作者人格的论述，更是充满了真知灼见，值得深入思考。参考文献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6页

[7]《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9页

[8]《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9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年，第768页

[16]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6页

[22][31][36][38][41][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85、275、277、208、278、

280页

[23]杨春华星华：《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8页

[25]吴飞：《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文本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4页

[28]《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79页

[29]《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79页

[30]《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9页

[39]《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40]陈力丹：《精神交往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7～308页

[1][11][12][13][18][19][20][21][24][32][33][34][35][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90、87、93、87、212、188、234、191、211、187、231、

231、75、22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3、338～339页

[3][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4、43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

[44]《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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