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与策问考官重视策问的实态以及汉学家的再生产

明清科举，乡会试均分为三场实行考试，根据一般看法，首场四书题答卷的质量就是决定取中与否的关键。对四书题，举子应该用八股文以理学的观点写成答卷。在首场需要的不是对经史的渊博知识，而是文章技巧以及机敏对应时尚的巧妙。因而对从事考据学的人士来说，首场不是能够施展平生所学的地方，登科似乎不是容易的事。尽管如此，根据艾尔曼的调查，著作收录于“清代朴学著作集大成之作”的《皇清经解》之学人一共有七十五名，其百分之六十五考中举人，百分之五十三又考中进士［1］，不少考据学者在科场获得成功。其实，再根据何炳棣的推计，中国人口在明初为6500万以上，到1600年左右增加一倍以上，之后，到1800年之前达到3亿，再到1850年之前增加到4.3亿左右。其间，生员与贡生的名额缓和了，而举人与进士的名额若干增加，只是其增加率比人口增加率还低得多。容易看到，有清一代，考生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2］。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考据学者为何能够获得科名？关于此点，前人指出了两个因素：一则乾隆朝在殿试策问中呈现的试题趋向之变化，另一则乾隆朝科举取士标准的转变。 提出第一个因素的论者是李帆。他说：“乾隆之前，清廷各种层次的科举考试理学气味极浓，对于以整理和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学者来说，登仕颇为不易。乾隆十年（1745）起，乾隆帝便开始扭转这种局面，他在殿试时务策时加上了经、史方面的内容，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后，这一部分试题的比重越来越大。”［3］可以推测，殿试试题内容的变化为考据学者提供进入官界的好条件。但是李氏仅仅论及殿试的策题，其议论所及止于考中会试的一部考据学者，不涉及其他大部分应院试、乡试的考据学者。再根据艾尔曼，到十八世纪后半，考据学盛行的风气影响乡会试策题的内容，因而从来处于出题范围之外的考证的论题在乡会试策题中逐渐出现［4］，试题内容的变化，无论乡试、会试还是殿试，均在策问中呈现。

试题内容的变化影响到另一个因素，即取士标准。提起这个因素的论者是漆永祥。根据漆氏，乾隆十四年（1749）举行博学鸿词科以及次年下诏求经明行修之士，形成了“由专意性理、词章到重视经书”的趋向，朝廷取士标准随之变化。就是说，考官在评阅试卷时，不仅考验性理、词章的水平，同时考验经术的水平了。漆氏为证明取士标准的变化，提起在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会试，王鸣盛、王昶、朱筠、纪昀、钱大昕、崔灏等考据学者一起登科［5］。六名考据学者同科取中暗示，从前没有看到的因素对取士标准开始发挥作用。而根据艾尔曼的上面发言可以推测，在很多场合，其因素在审阅乡会试对策的过程中起作用，然而具体情况仍然不明。应该注意的是，漆氏所举的例子止于上面提到的，仅仅根据一个实例实证取士标准的变化相当困难。漆氏之后，蔡长林又主张“乾隆中叶以前，科场试士之内容及取士之标准，已有分化之迹象”，还只依靠漆氏所举的例子［6］。 如此看来，现在要做的工作是举出充分的例子来证实乾嘉期科举考试中取士标准的变化。这项工作包含对导致变化的考官如何对待策问以及对他们重视策问进行阅卷背景之阐明。通过考察，取士标准的变化与乾嘉期学风之关系将有所明白。 二、考官的辨识力与策问

为了确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宋代导入弥封与誊写等防弊之法，之后，考官难以识别特定举子了。但是，他们并不是断念辨出特定举子而采录之。在清代科场，有些举子在答卷中写入“先期约定”的符号，而暗通关节的考言试图找出符号而采录通气的举子［7］。当然，不必所有考官都是营私舞弊的，有些考官精读答卷，只根据试卷的文章，试图识别积学之士而提拔之。在本节考察那种考官在乾嘉期的科场打算录取怎样的人才，查明他们以哪种试卷为中心进行评卷，以及弄清他们举行那样选拔的背景。 （一）朱兄弟的“暗中摸索”及其影响

朱筠（1729-1781）是清代中期以降形成博通务实的学风起着倡导作用之文人官僚。他在被任为考官之时，发挥令人惊叹的辨识力如下：

充会试同考官，振兴古学，得士称盛。总裁刘文正公（刘统勋）得一卷五策渊奥，以示先生（朱筠）。先生曰：“此余姚邵晋涵也，故知名士”，力赞公拔居第一。及拆卷，果邵名。公问：“何以知之？”先生曰：“今士之绩学者，某莫不与之游，读其文，如觌其面，宁或失之耶？”［8］

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恩科会试，邵晋涵（1743-1796）所以获得会元的称号，不外乎由于同考官朱筠通过对策能辨认出邵氏的答卷。朱筠是设立清代重要的“学人幕府”者之一，不遇寒士云集他的幕府［9］，因此他所说的“今士之绩学者，某莫不与之游”不是虚谈。邵氏在考中会试前，从乾隆三十四年到翌年寄食于朱筠幕府，多有文酒之会［10］，因而朱氏熟识邵氏的文章。朱氏对科举考试中的策问评价如下：

凡春夏两闱校士，恒以对策为主。尝言以此观士所学之浅深，若持权衡以测量轻重云。［11］

根据朱氏的看法，对策就是正确考查举子学力的最有效果的办法。

邵晋涵会试中式的主要理由在于他有幸巧遇重视对策进行评卷的考官，他的幸运不止如此，早在乡试的阶段巧遇过同样的考官。乾隆三十年（1765）乙酉科浙江乡试，邵氏考中第四名，当时，作为实质的负责人统管考试各项工作的就是副考官钱大昕（1728-1804）［12］。钱氏说：“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13］，批判科场重视八股文的实情。他又在为邵氏写作的墓志铭中表明，他自己试图提拔不为“俗学”的“奇士”，这里所谓“俗学”显然指八股文。钱氏很可能以对策为主进行评阅试卷，竟然找到了场内最好的对策，认为是由“老宿”写成的。不料，放榜之后，为拜谢座主来的邵氏仅过弱冠之年，却有博渊的学识，他很高兴说：“不负此行矣。”［14］附带说，如上面提到的，朱、钱两氏是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会试的同年。

邵晋涵在考中进士的两年后，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起开始参与《四库全书》编纂工作［15］。他被认为是在编纂过程中，贡献度最高的编纂官之一。凡“问以某事，答曰在某册第几页中，百不失一”，因而“总裁倚为左右手”，据说，史部《提要》多出于他手。邵氏校勘大量史籍，从《永乐大典》辑佚成薛居正《旧五代史》等，活跃在各项编纂工作中。［16］安徽学政朱筠奉乾隆三十七年（1772）向全国颁布的搜访书籍之诏，提出了包含从《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之四条建议，从而《四库全书》的编纂工程被推进［17］。如此看来，朱氏将最胜任自己建议有所开端的大工程之人员，通过以策问为主进行的评卷来辨识而录取之。而推举邵氏充纂修官的就是作为会试总裁看出其策文之秀而向朱筠出示的刘统勋（1699-1773）。可谓重视策问的阅卷结了丰硕果实。

跟朱筠一样，他的弟弟朱珪（1731-1806）也以对策为主试图辨识长于古学的人士。下面对他的评卷进行考察。

三月应礼部会试，四月初九日榜发获隽。座师为东阁大学士王文端公杰、吏部侍郎后官体仁阁大学士朱文正公珪、工部侍郎邹公奕孝，房师为刑部员外郎后官安襄郧道王公奉曾也。先是朱文正公虽未识面，然知先生名已久。入闱后，欲暗中摸索得先生作第一人。及得李君赓芸卷，有驳策问数条，以为先生，拟第一。复得朱君文翰卷，用古文奇字，又以为先生。遂置李君卷第六，而以朱君冠多士。及拆号而先生名在第二十六，乃相与叹息以为名次亦有定数云。［18］

朱珪充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科会试副考官，他未入贡院之前已经知道洪亮吉（1746-1809）的名字而希望录取。两人从来没有见面的机会，只是，洪氏也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到三十八年寄身于朱筠的幕府。［19］毋庸置疑，关于洪氏的为人、学识以及文章等，朱珪会早已得到了相当多的消息。朱氏在场内“暗中摸索”，即从不知由谁写作的许多答卷中

仅以文章为线索，试图找到洪氏的答卷，从而将被推定为洪氏的答卷拔置前列，结果不如意。尽管如此，洪氏考中第二十六名，重视对策的评卷可谓是相当有效的。 关于朱珪的“暗中摸索”，可举另一个事例如下：

乾隆丙午科，大兴朱文正公典试江南，文正在都与彭文勤公约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孙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实未就试。［20］ 朱珪被任命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丙午科江南乡试正考官，他在出任之前和彭元瑞（1731-1803，谥文勤）有个约定，即录取汪中（1744-1794）与孙星衍（1753-1818）。他从落卷中找到一本佳卷，认为是由汪氏写成的而拔取之，其实，那本卷子是由孙氏提出的。因为汪氏没有参加考试，约定只能达成二分之一。在此事例，朱氏用以“、策”即第二场五经题以及第三场策问的卷子来试图辨识出汪、孙两人。 （二）清代中期的“暗中摸索”以及考官的心态

除了朱兄弟以外，清代中期还有些考官进行“暗中摸索”。但是，当然的话，辨别未必每次成功。

黟县俞理初先生（正燮）应礼部试。总裁为歙曹文正公（振镛）、仪徵阮文达公（元）。文达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场五策详赡者，必以为理初也。及榜发不见，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讶之。文正徐取一卷曰：“此殆君所谓佳士乎。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已摈之矣。”撤弥封验之，果然。［21］

阮元充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科会试副考官，他希望俞正燮（1775-1840）登科。于是每看到该博的对策，辄认为是由俞氏写的，放在前列。其实，俞氏的答卷被主考曹振镛（1755-1835）隐藏，无从录取。阮氏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了，不过可以确认的是，他确是用以对策文章来进行“暗中摸索”。

为了表示考官们重视对策进行“暗中摸索”比较广泛，又举出另一个事例。

（龚自珍）会试不第。是科刘申受礼部与分校，邻房有浙江、湖南二卷经、策奥博。曰：“此必仁和龚君自珍、邵阳魏君源也”，亟劝力荐不售。［22］

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在道光六年（1826）科会试，作为十八名同考官之一，担任阅卷。他于邻房同考官阅读的试卷中，看出与对策渊博的试卷，认为是龚自珍（1792-1841）与魏源（1794-1857）两人的答卷而推荐之，然而主考没有采录。就这个事例来说，刘氏能够辨出龚氏的答卷，大概是出于两人属于师生关系。原来，龚氏应嘉庆二十四年（1819）恩科会试不第，留在京师，就刘氏学习公羊春秋，从而通晓前汉微言大义之学［23］。 名重士林的学者，由许多考官“暗中摸索”。比如：

戴东原（震）数应礼部试，分校者争欲致之门下，每于三场五策中物色之不可得。既乃知其对策甚空。诸公以戴淹雅精卓，殆无伦比，而策则如无学者，大是异事。［24］

戴震是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最重要地位的学者之一，在乾嘉期的学界，学问规模之高深殆无其匹，然而他屡应会试不第。不用说，考官们根据对策试图辨识戴氏的卷子，因为他们都以为正在第三场策问，戴氏最能施展才华。其实，令人想不到的是，戴氏的对策缺少精彩，并不是引起考官注意的佳卷。这个例子表明，考据学者的博识未必表现在对策文章里。 考官们为何实行“暗中摸索”？为阐明他们的心态，明末的评卷情况值得参考。当时，张溥（1602-11）等一些文人以评选八股文为主要目的组织了“复社”，考官们通过答卷的文章试图录取属于复社的特定考生，较为盛行。关于其理由，宫崎市定说明：

受到好评的学者文人，在考试之际，考官令他取中以为自己的门生，则不但博得的喝彩，而且有利于加强自己在官界中的地位。将有为的青年政治家为对头或者为伙伴是在政治活动中区分成功与失败的关键。［25］

宫崎氏举出了两个理由。一则考官们通过录取名噪士林的文人能够提高自己的名声。另一则他们让那样的名士加入到自己阵营中，就能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两个理由大概也适

合在乾嘉期进行的“暗中摸索”。不过，宫崎氏的议论有所注意。那是因为他接着上文，一方面认为明未有“考官在评卷之时，根据答卷的文体推定作者，从而选拔名士以自豪的风气”，另一方面断定清代没有同样现象［26］。恰如上面所说，在清代中期看到不少“暗中摸索”的事例，可算是对宫崎氏说法的反证。除了上面已经介绍过的事例以外，再参考下面的事例，可以看出清官在进行“暗中摸索”时，将自己的声望放在心坎上。 是年春，与彭文勤偶集公署。文勤曰：“公今年必典江南试。若能得歙方榘、江都汪中者，吾辈服矣。”府君遍阅卷万二千本，自谓能尽江南之选，而心揣未得两人，浃月不怿。后知两君皆不入场。［27］

此文是关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丙午科江南乡试的异传。值得注目的是，为了录取方榘与汪中两人，正考官朱珪遍阅一万二千卷的答卷，“万二千”无疑是入场的考生总数。主考官以查阅由同考官推荐的试卷而决定取舍、排列名次为主要任务，原来不需要查阅所有答卷。朱氏敢于查阅所有试卷来试图找出方、汪两氏，出于他想要获得当时礼部尚书彭元瑞等敬意。那不外乎是意识到官界内对自己的评价以及的行动。 三、注重对策进行阅卷的背景

就上面讨论所及的范围而言，考官试图“暗中摸索”的对象人士为戴震、邵晋涵、汪中、洪亮吉、孙星衍、俞正燮等，都是作为考据学者著名的学人。清代中期确实有一些考官辨别识拔这些学人，他们在评卷之时，不是注重首场的八股文，而是注重第三场的对策，总是出于他们以对策为在正确考验考生的学力上的最好办法，没有其他理由呢？于是下面对注重对策进行阅卷的背景加以考察。

（一）不擅长八股文的考据学者

调查考据学者的传记就能知道不擅长八股文的很多。例如，朱珪向孙星衍告诉其“时艺……不佳”［28］，汪中的学问虽然被评为“通雅精确”而他“不工为时文”［29］。洪亮吉应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科顺天乡试，考中举人，当初，他写的八股文属于“散体”，因而列为副榜，不过由于对策五道极为卓越终于中举［30］，可见他也不是八股文的名手。 在乾嘉期对考据学与举业的关系的一般看法如何？为考察此点，袁枚（1716-1797）对孙星衍的发言，值得参考。他说：

日前劝足下弃考据者，总为从前奉赠“奇才”二字横据于胸中。近日见足下之诗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归咎于考据。［31］ 乾隆三十九年（1774），孙星衍22岁，访问随园向袁枚出示自己写的诗，袁氏就赞扬为“天下之奇才”［32］。日后，袁氏阅读孙氏从事考据学以后写的文章，已经不是“奇才”之作了。袁氏认为，孙氏由于从事考据学失掉了卓越无比的文才。袁氏又说：“考据之学，本朝最盛。然能兼词章者，西河、竹垞之二人之外无余子也”［33］，断定从事考据学而且擅长词章的文人只有毛奇龄（1623-1716。号西河）与朱彝尊（1629-1709。号竹垞）两人而已。从袁氏的发言可以看出，乾嘉文人认为考据与包含举业文章的词章难以两立。

既然如此，则考据学者写的八股文，不少部分平庸无奇，不足为异。当然，在明清时代，八股文不引起考官的注意，对以科举考中为目的的人士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重视首场的评卷不利于博学之士，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庚子科浙江乡试正考官李绂（1673-1750）的发言可知。他说：

其经义佳而后场未必佳者，十尝焉；其后场佳而经义未能佳者，十不得一二焉。其以首场获选者，积学之士，十才一二焉；其以后场获选者，积学之士，十尝焉。［34］ 李绂认为注重“后场”来进行评卷，的确可以录取“积学之士”。但是，一般说来，明清科举取士俨然存在着偏重首场的倾向，加以评阅期间过短、试卷众多等等考试制度中具有的结构性缺陷，细心阅读对策的考官很少［35］。在那样的情况下，乾嘉期的不少考据学者由于第三场对策卓绝的理由考中乡会试，到底是出于什么理由呢？下面对此加以讨论。

（二）乾嘉期考官的精励刻苦

调查注重第三场那样的考官之活动记录，可以找到表示他们劳神费力地进行评阅工作的记述。

六月，奉命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正考官则祭酒曹公秀先也……到浙入闱后，曹公忽病痁，卧床一月，校阅之事，皆一人任之。［36］

钱大昕被任命为乾隆三十年（1765）乙酉科浙江乡试副考官，不凑巧，正考官患重病，因而原来由正、副考官两人要合作的全体工作，都由一个人需要做的了。鉴于评阅的时间不够，仔细阅读第三场对策，显然是很不容易的事。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钱氏与同考官“三场并陈”以“于策，取其通晓古今”［37］为基本方针进行评卷，结果如上面所说，能识拔邵晋涵。

接着要介绍的是阮元在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会试评阅试卷的事情。

是科二三场文策，大兴朱公属先生一人披阅，乃选出长策一千三百余卷，穷三日夜之力，再选出二百卷，分为三等，以观头场，名士经生多从此出。论者谓得士如鸿博科，洵空前绝后也。［38］

朱珪从来经常通过对策识拔宿学，在此科会试要求副考官阮元一个人评阅第二场五以及第三场对策。那是因为他当年69岁，年数高了。对看重对策的朱氏来说，其评阅并不是人人都能代行的，而恰好此科的副考官阮元是自己的门生（关于此点后述）而且学识优异，因而可以放心地委托后场的评阅。正副主考官以筛选由十八名同考官分别推荐来的答卷为本来的职分，然而阮氏被要求一个人审阅第二、三场的全体答卷，可谓是担任过重的任务。从第二、三场的答卷中，他首先主要根据策文选出一千三百卷，再通过三天昼夜不停的评阅筛选为二百卷。根据以上的结果再评阅首场八股文决定取中与否、排列名次，终于得到甄拔名士如博学鸿词科那样的好评［39］。

重视对策的考官，有时在苛酷的条件下，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完成选士任务。

先是庚寅，先生典试吾闽，……先生在闱中得疟疾剧甚，犹索观试卷不辍，侍者请止。先生瞿然曰：“吾奉天子命而来校士，一息尚存，敢忘供职邪。”副典试范朴亭先生叹曰：“至诚君子也”，移坐近先生前，谓曰：“吾为君朗诵，而君倚枕听之，其可尔。”先生悦，相与反覆评骘。［40］

朱筠充任乾隆三十五年（1770）庚寅恩科福建乡试正考官，他进入贡院之后就患重病，左右恳求他休息，然而朱氏不首肯，得到副考官范栻（字朴亭）的协力，冒病遂行阅卷。 （三）“搜落卷”与注重对策的评卷 乡会试的主司，即正考官与副考官查阅由同考官推荐来的试卷来决定录取与否以及名次。他们有权对未被录取者的试卷进行审阅，其中若有佳卷，他们便可以拾取。这个做法称为“搜落卷”［41］。对“搜落卷”制度加以考察，就可以加深理解乾嘉期考官注重第三场进行评卷的背景。

乡会试同考官十八名被俗称为“十八房”。如果主考官录取由同考官推荐的试卷，则推荐该卷的同考官作为“房主”将考中的考生为自己的门生。同考官希望经自己推荐的试卷中，包含有考中前列的答卷，或者包含有很多考中的答卷，很自然的事。但是，竞争对手有十七人，加之名额有限，所以精读全部答卷，就容易落后于别的同考官。于是每个同考官为了推荐尽量多篇首场答卷，在试卷分给自己之后，略看一看，将称意的八股文收拢到一把（称之“望气”），然后，为证明自己认真评卷，加以圈点向主考推荐。不过，在首场的评阅还没结束之前，第二、三场的答卷陆续送入内帘不是罕事。于是同考官只好从许多试卷中，找到载有与自己已荐的试卷同一字号之试卷，对此加以圈点，然后将之跟首场的卷子一并向主考官呈交［42］。很容易看到，不引起同考官的首场试卷，总是被斥退，放在落卷之中。结果，首场的试卷不经推荐的举子，虽然在第三场写的答卷是佳作，结果埋没在黑暗中，没人知道。

举例来说，汪中的儿子汪喜孙（1794-1848）应嘉庆二十二年（1817）丁丑科会试，第三场策问《说文》。汪喜孙从前就文字音韵训诂学大师王念孙（1744-1832）学习，因此对《说文解字》等小学书造诣很深。他的策文很可能是出色之作，但而只看首场、不看后场的主司斥之不取［43］。这科的正考官就是在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科会试阻碍副考官阮元以对策试图录取俞正燮的曹振镛［44］。

如果乾嘉期闱中的所有考官同样进行评卷的话，不擅长八股文的考据学者考中之可能性会很低。其实，当时既然不少考据学者中式，进入官界，就不得不推测，注重策问的考官积极地搜索落卷。如上面所提到的，任充乾隆五十一年（1786）丙午科江南乡试正考官朱珪，打算录取汪中与孙星衍，从落卷中采取不长于八股文的孙氏之试卷。朱氏又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己卯科河南乡试作为副考官赴任的时，“竭十八昼夜之目力”，评阅四千八百以上的试卷。此科解元吴廷坚正是朱氏由搜索落卷而识拔的，他的选拔明显是主要根据对策［45］。再次着眼于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会试，主考朱珪要求副考官阮元一人评阅第二、三场的试卷，阮氏主要依据对策的结果评阅首场的答卷，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是以博雅鸿儒的答卷埋在首场落卷中为前提的做法。 根据李世愉的研究，“搜落卷”已在明代开始，那是“纠正取士不公的一种措施，也是对可能出现的失误、偏差的一种补救。”搜落卷制度，清朝袭用，不过当初有了主考官即使从落卷中找出优异的答卷，难以采录的事情，即磨勘制度。就是说，从落卷中，由主考拾取的答卷，一定要经过磨勘官的审阅，磨勘官确认主考官的判断准确，则将该卷放在落卷中的同考官受到处罚。顾虑这个事情，一般主考官不敢积极地搜索落卷。因此，雍正元年（1723）制定，尽管主考官从落卷中找到佳卷而定为合格，该卷由磨勘官确认不是同考官故意斥退的，则该同考官不需受到处罚。这个规定大概减轻主司心理上的负担。但是，乾隆五十四年（17）会试，从落卷中取中数额过多，甚至有些落卷放在前列，引起了乾隆帝的警惕，他就命令从落卷录取的答卷应该列于五十名以后。乾隆帝又明确了主考官与同考官的责任范围，在主考官拾取落卷的时候，磨勘官判定出于同考官的过失则同考官受到处罚；磨勘官判定主考官滥用职权则主考官受到处罚［46］。

不管受到处罚与否，对同考官来说，主考官对自己一旦放在落卷内的答卷重新查阅显是不能欣然接受的。例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会试，由同考官推荐的广西、湖南、云南、贵州的答卷，少有佳作，因此正考官秦蕙田（1702-17）命令王昶（1724-1806）对落卷进行搜索。其他同考官对此“颇不悦”［47］。下引文章也表示同考官不必喜欢“搜落卷”。 （陈寿祺）嘉庆己未会试中式，赐进士出身。会试闱中，其卷为人所遏。元言于朱文正公曰：

“师欲得如博学鸿词科之名士乎。闽某经、策，是也。”遏者犹摘其四书文中语，元曰：“此语出白虎通。”于是朱文正公由后场力拔出之。［48］

陈寿祺（1771-1834）应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会试，而“其卷为人所遏”，就鄙见所及，那意味着房考根据首场的八股文将他的卷子打入落卷，一般说来，陈氏登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如上面所讲的那样，该科的副考官阮元主要根据后场的卷子进行评卷，他发觉陈氏第二场以及第三场对策十分卓越，对此赞不绝口，结果陈氏由正考官朱珪决定及第。文中的“遏者”无疑是斥黜陈氏答卷的同考官。他看到被自己斥落的卷子将被主考官采纳，从而指出陈氏八股文中的一句含有问题，不过阮氏反驳说该句是出于《白虎通》，无法抵抗了。 落卷的搜索与采录，不管被判定为正当与否，到底难以避免考官中的哪一名受到处罚，于是主考官一定会感到踌躇。从本节的讨论可知，不擅长八股文的不少考据学者得到科名的背后，确有一些老实的考官，他们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连第三场的答卷也拼命审阅，他们还冒着被处罚的危险而且不顾同考官的不高兴，决然搜索落卷下去。没有他们的精励刻苦，确实不会出现汉学家辈出的情况。

四、作为再生产装置的策问：“今日之举子，即他日之试官”

恰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上谕云“今日之举子，即他日之试官”［49］，考中会试的人士可能将来自己充考官。任为考官的人士很可能受到识拔自己的座师评卷方针之影响，大概采用跟自己的座师类似的办法实行评卷。通过类似方式取中的人士，在价值观和思想倾向上，一定会有不少共通之处。乾隆帝的谕旨大概出于这样的考虑。他针对士子专门只读八股文选本，不读经史的情况表示不满意，屡次下达类似谕旨。参照乾隆帝的谕旨就容易看出其所望的是“研究经史”的“为切实根柢之学”者［50］，换言之，是在乡会试第三场能发挥才能的人士。从下引的孙星衍应会试、殿试的记事，可以理解乾隆帝的意向所在。

二月，偕洪稚存、唐柘、田仁埴，入都会试。主试为王文端公杰，副主试为瑞阁学保、姜少寇晟。中式二十三名进士，对策进呈御览。四月殿试，读卷官为阿文成公桂、嵇文恭公璜、彭文勤公元瑞、纪文达公昀诸人。公拟以君卷入十本进呈，或指卷中用贰臣传一语，以为非宜。纪公曰：“此卷博核，不入十本，吾当引故事单奏。”彭公曰：“果尔，吾欲联衔。”阿公取视之曰：“此卷，吾亦赏之”，为置第二进呈。上已改第一，阅卷中误书“耕九余三”［51］为“耕三余九”，仍以一甲二名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上称：“今科鼎甲，得读书人。”［52］

孙星衍应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科会试，考中第二十三名进士，从他的对策登载于会试录，可以判断由于对策写得优异得到登第。孙氏接着应殿试，虽然考官之间有过一场纠纷，而其对策的“博核”被包含彭元瑞（即在前一年的乡试，“暗中摸索”得他的考官）的考官们称赞，终于考中了榜眼。从乾隆帝对包含孙氏的一甲三名评为“读书人”［53］可知，他未必希望以八股文为主的阅卷继续下去，而注重对策的阅卷才符合他的旨趣。其后嘉庆十九年（1814）的上谕说：“至策对以觇博洽，亦必贯通经史，所对与所问相比附，方称通才”［54］，嘉庆帝也对可资选出通晓经史的“通才”之策问给予了高度评价。乾隆、嘉庆二帝对策问的评价大概与不少考官采用重视对策的阅卷有关。

从“今日之举子，即他日之试官”的观点调查重视对策的评卷，就可以知道这种方式有时在师生之间继承。举例来说，朱珪与阮元都是注重对策的考官，他们处于座主门生的关系。阮氏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丙午科江南乡试考中举人时的正考官就是朱氏。那时在通过重视经、策的评卷来选拔的考生中，朱氏对阮氏给予最高评价［55］。根据这个事实可知，阮氏的重视策问的评阅大概受到其师朱氏的影响，而如此方式的评卷，并不到此结束。阮氏在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会试担任副考官的时候，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著名的王引之（1766-1834）考中进士，王氏于是成为阮氏的门生。而王氏本人则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戊寅恩科浙江乡试担任考官之时，同样根据对策试图“暗中摸索”。

是科嘉兴李贻德对策为浙士冠，先生深器之。礼闱见浙人二三场渊博深厚者，辄疑为李卷亟入选，而李终不售。［56］

王引之作为正考官希望录取其对策被评为浙江的最之李贻德（1783-1832），他的尝试虽然归于失败，但王氏还是以后场为主试图辨识李氏［57］。

从这一系列的过程能够确认，重视对策的阅卷不但从朱珪到阮元继承，而且从阮元到王引之再继承。再举一例，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会试的正考官钱维城（1720-1772）“自撰策问条目”主持考试，将钱大昕放在前列称为“古学第一人也”。如上面讲到的，钱氏后来实行重视对策的评卷，则在钱维城与钱大昕之间，评卷方式同样继承。这些例子正是证明“今日之举子，即他日之试官”，换言之，通过重视对策的评卷继续，擅长考据学的官僚即汉学家不断被“再生产”。如艾尔曼指出那样著作收录于《皇清经解》的汉学家多有科名，无疑是跟这样的情况分不开的。

科举时代的中国社会，获得科名的人士比没有科名的人士，以得到书本、阅览秘籍为始，获得优质的学术信息远远容易。他们利用社会地位以及财力的优势，可能招聘学人从事各种

各样的学术工程［58］。清代显学的考据学，由于科举即被再生产的汉学家给予保护支撑，才能走上发展的轨道。乾嘉期重视对策的阅卷就是令“再生产”成为可能的要因之一。 五、结论

不少清据学者为何考中科举，研究者提出了几个理由。通过前人的研究成果，在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三场考的策问，进入乾嘉以后，其试题内容发生了变化，要求经史考据的试题增加之事情，比较明白了。有些研究者根据这个事情指出，到乾嘉时期，取士标准有所变化，不过他们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从而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

有鉴于此，本文对体现取士标准变化的考官之评卷，加以详细的考察，就发现乾嘉期科举中常见所谓“暗中摸索”的现象，即考官只根据试卷文章，尤其第三场对策文章试图辨识特定考生而拔取之。考官希望录取的考生就是被分类为考据学者的人士。在实行“暗中摸索”时考官利用对策的理由在于，他们认为考据学者具有的渊博学识，在第三场施展得最好。 然而考官进行重视策问的评卷并不容易。虽然早在明代就注意到评卷时间的不足，明清朝廷却对这个问题没有采取有效的对策。结果，在首场的评卷还没结束的时候，第二场、第三场的试卷陆续入到内帘并不罕见，于是懒惰的考官以此为口实不想阅读后场的试卷，不懒的考官也难以细心阅读第三场的答卷。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重视对策的评卷，对一般考官来说，是很难的事。不过，乾嘉期的一些考官决然实行这样的评卷，甚至有考官虽然患重病仍然继续阅卷。

本文还论述了重视对策的评卷，必然包含“搜落卷”。那是因为不少考据学者不擅长八股文，从而在首场受到斥退的可能性很高。然而实行“搜落卷”也不是容易的事。一般说来，只有主考官可以搜索落卷，他在采录落卷时，难以避免内心的冲突。其理由在于磨勘官认可主考官采取落卷的判断不错，则将该卷抛弃的同考官受到处罚，一般同考官因而不喜欢主考官进行“搜落卷”。根据这个事情可以推测，主考官在“搜落卷”的时候会感到踌躇，历史记录却表示有些考据学者的答卷是由于对策卓越的缘故从落卷中拣出来的。总之，注重对策的评卷，克服评卷时间不够以及同考官的不满等困难才能达成，实行那样评卷的考官之精励刻苦，值得特书一笔。

通过重视对策的选拔进入官界的人士，可能将来自己被任命为考官，他们采用的评卷方针很可能跟座主的一样。以此为前提进行调查，就发现了朱珪重视对策的评卷方针由门生阮元继承，再由阮元的门生王引之继承等事例。重视对策的阅卷似乎由汉学家官僚继续下去，汉学家官僚就这样被“再生产”。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汉学家以“再生产”汉学家为目的，主要根据对策的质量继续发掘人才。着眼于他们的用意在于保护和扩大属于汉学阵营的成员，重视策文的评卷可以说是一个“运动”，这种运动有所支撑考据学的发展。 黄爱平阐述了对清代汉学发生与发展的研究史，将諸家之说分类为“外在因素说”、“内在因素说”以及以两者为基础而发展的“综合因素说”。“外在因素说”指对学术的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之影响；“内在因素说”指在学术内部的发展、变化；“综合因素说”是强调多元的视角与综合的考察之说。［59］而在构成各说的诸因素中看不到科举的因素，本文的议论或许可谓对清代汉学发展的议论附加了一个新因素。

最后，对很多考据学者考中科举的现象，前人主要从科举以及皇帝的学术嗜好进行讨论，管见所及，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的。不但如此，关于清生准备科举的事情，比如，考生对策问采取的对策［60］等方面，目前还没有全面的研究。清代科举以及其与学术的关系，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注释：

［1］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 pp.90-94.中文版：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

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65页。

［2］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219； pp.174-190日文版：何炳棣著，寺田隆信、千种真一译：《科举と近世中国社会——立身出世の阶梯》，平凡社，1993年，第216页；第177-190页。 ［3］李帆：《清代理学史》中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4页。又参考李润强《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第四章《清代进士与康乾学术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40-243页。 ［4］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506-519. ［5］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9-62页。 ［6］蔡长林：《论常州学派的学术渊源—以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评论为起点》，《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8期，2006年，第178-179页。

［7］参阅徐珂编《清稗类钞》第二册《考试类·考试送关节》，中华书局，1984年，第587页。

［8］罗继祖编：《朱笥河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六年条，陈祖武选《乾嘉名儒年谱》第五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358页。

［9］尚小明对卢见曾，朱筠，毕沅，谢启昆，曾燠，阮元等乾嘉时期重要学人幕府加以详细论述，值得参考。见尚氏著《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第二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同书第266-269页揭载寄居朱筠幕府的人士之一览表。 ［10］黄云眉编：《邵二云先生年谱》，《乾嘉名儒年谱》第八册，第486-495页。 ［11］李威：《从游记》，《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四四○册，第114页。 ［12］参照本文第三节（二）。 ［13］钱大昕：《科场》，《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98页。 ［1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三《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邵君墓志铭》说：“予奉命典试浙右，靳取奇士不为俗学者。君名在第四，五策博洽冠场，佥谓非老宿不辧。及来谒，才逾弱冠，叩其学，渊乎不竭。予拊掌曰：‘不负此行矣。’”《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第743页。 ［15］黄云眉编：《邵二云先生年谱》，《乾嘉名儒年谱》第八册，第496页。 ［16］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年，第113-114页。 ［17］同上，第19-21页。 ［18］吕培等：《洪北江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五年条，《乾嘉名儒年谱》第九册，第235-236页。

［19］同上，第210-212页。 ［20］阮元：《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揅经室二集》卷三，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432页。更详细的记事，见张绍南编《孙渊如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一年条，《乾嘉名儒年谱》第一○册，第41页。

［21］王立中编、蔡元培补订《俞理初先生年谱》谱余补第一条，《乾嘉名儒年谱》第一三册，第594页。 ［22］吴昌绶编：《定盫先生年谱》道光六年条，《乾嘉名儒年谱》第一四册，第371页。 ［23］吴昌绶编：《定盫先生年谱》嘉庆二十四年条说：“应恩科会试不售，留京师，始从武进刘申受礼部（逢禄）受公羊春秋，遂大明西京微言大义之学。”《乾嘉名儒年谱》第一四册，第349页。

［24］胡虔：《柿叶轩笔记》第七条，《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一五八册，第38页。这个事例，漆永祥在《清代学术札记》第一六则《江永、戴震之不通科第》中已经介绍。见《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7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25］宫崎市定《张溥とその时代》，同人《宫崎市定全集》第一三册，岩波书店，1992年，第104-105页。 ［26］宫崎氏说：“清代的考官更有权威，因此一般举子一味研究而摹仿他的学风文体，试图获得科名。明末的风气反之，考官在评卷之时，通过答卷的文体猜测作成者，选拔名士，以此自豪。”同人《张溥とその时代》，第105页。 ［27］朱锡经：《南厓府君年谱》乾隆五十一年条，《乾嘉名儒年谱》第六册，第521页。 ［28］张绍南编：《孙渊如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一年条说：“朱文正尝谓君时艺虽不佳，吾阅之，字里行间，皆通人气息也。”《乾嘉名儒年谱》第一○册，第41页。 ［29］朱锡经编：《南厓府君年谱》乾隆五十一年条说：“汪则不工为时文，其学通雅精确，为江淮学者冠。”《乾嘉名儒年谱》第六册，第521页。 ［30］吕培等编：《洪亮吉年谱》乾隆四十五年条说：“座师以制艺皆散体，已定作副榜第一矣。忽中允得五策，以为顾亭林复生。蔡文恭公取阅，亦深赏之，遂移入前列，以五策进呈。”《乾嘉名儒年谱》第九册，第222-223页。 ［31］袁枚《答书》，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答袁简斋前辈书》附载，中华书局，1996年，第93页。 ［32］“谒，倒屣而迎。阅君诗，跋其卷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读足下之诗，天下之奇才也。恨相见之晚。’”《乾嘉名儒年谱》第一○册，第34页。 ［33］袁枚：《随园词话补遗》卷二第三，《袁枚全集》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87页。 ［34］李绂：《浙江庚子乡试墨卷序》，《穆堂初稿》卷三四，《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四二一册，第611页。

［35］明清科举重视首场的实态以及其背景，参阅侯美珍：《明清科举取士〈重首场〉现象的探讨》，《台大中文学报》第23期，2005年。 ［36］钱大昕编：《钱辛楣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年条，《乾嘉名儒年谱》第六册，第384页。

［37］钱大昕：《浙江乡试录后序》，《潜研堂文集》卷二三，《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第356页。

［38］张鉴等编：《雷塘庵主弟子记》嘉庆四年条，《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第21页。

［39］对嘉庆四年己未科会试的一般评价以及其意义，参阅水上雅晴：《清代科举における策问——乾嘉期における策问重视の实态》第五节《乾嘉期における策问重视阮元を中心に》，《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第128号，2009年（http：∥hdl. handle. net/2115/38825）。 ［40］李威：《从游记》，《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四四○册，第113页。 ［41］李世愉：《搜落卷制度初探》，《清代科举制度考辩》，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71页。 ［42］林则徐：《请定乡试校闱章程折》说：“臣闻近科房官，每有争先荐卷之弊，以为荐早则获隽者多，荐迟则中额已满，难于入彀。故于头场分卷到手，辄将首艺中幅，略观大概，谓之‘望气’。其合意者，汇为一束，以备加圈呈荐；稍不称意，即置落卷之列，不为下笔。原其初心，仍欲俟佳卷荐完；再将落卷覆加细看，以决去取。乃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三场试卷已陆续送入内帘，因又赶觅已荐之字号连、策问，一并加圈，亟随头场呈荐。”林

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一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页。这是道光十二年（1832）六月二十五日的上疏，只是基本上清代对评卷方式在基本上没有加以变更，而且考官争功的心情肯定是一般的，因此可谓林则徐指出的情况，也在乾嘉时期处处看得到。

［43］汪喜孙：《汪荀叔自撰年谱》嘉庆二十二年条说：“策问《说文》，余以平日所闻于王先生者，悉举以对，主司未阅策，评云：‘首艺清老，未中式。’”《乾嘉名儒年谱》第一四册，第214页。

［44］关于阮元受到干扰的情况，参照本文第二节（二）。 ［45］朱锡经：《南厓府君年谱》乾隆二十四年条说：“竭十八昼夜之目力，阅场中卷四千八百有奇，得士吴廷坚等七十一人。吴睢州人，闱中搜落卷得之。策对岁差，举宗动天，以岐周分五山五岳，且证岳山为吴山，分野尤了了。”《乾嘉名儒年谱》第六册，第471页。 ［46］李世愉：《搜落卷制度初探》，《清代科举制度考辩》，第70-71页；第78-80页。 ［47］严荣编：《述庵先生年谱》乾隆二十八年条，《乾嘉名儒年谱》第六册，第22页。 ［48］阮元《隐屏山人陈编修传》，钱仪吉编《清碑传集》卷五一，《清碑传合集》第一册，上海书店，1998年，第670页。 ［49］《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二《礼部四三·贡举·试艺体裁》，第四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934页-935页。 ［50］乾隆帝斥责当时举业中的谕旨，集中收录于《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二《礼部四三·贡举·试艺体裁》中。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上谕说：“无如近日士风，专为弋取科名起见，剽窃浮词，不复研究经史，为切实根柢之学，以致文体日就卑靡。虽屡经降旨训饬，而积习难回。”第四册，第935页。 ［51］《礼记》“王制”说：“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卷一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1页。

［52］张绍南编：《孙渊如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二年条，《乾嘉名儒年谱》第一○册，第34页。

［53］乾隆五十二年殿试策问以及一甲合格者：史致光、孙星衍、董教增三位的对策全文，均收入仲光军等编《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524-531页，以及邓洪波等编《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98-1608页。 ［54］《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二《礼部四三·贡举·试艺体裁》，第四册，第936页。 ［55］陈康祺《朱石君衡文之精》说：“朱石君先生每握文衡，必合观经、策，以精博求士。乾隆丙午典试江南，一榜多名士宿学。嘉定李许斋方伯赓芸以第二人中式，仪征阮文达公以第八人中式，尤为先生所奇赏。”《郎潜纪闻初笔》卷一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292页。

［56］闵尔昌编《王伯申年谱》嘉庆二十四年条，《乾嘉名儒年谱》第一二册，第168页。

［57］根据徐士芬《李次白传》“嘉庆戊寅举于乡，对策为浙士冠，得进呈”，李氏在此科录取。待考。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七六，《清碑传合集》第三册，第2914页。 ［58］关于这个问题，参看尚小明前揭书第二章与第三章。又参看下列拙文：《清代の幕府と学術交流——许慎の官衔をめぐる议论を中心とし て—》，《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107号（2002年。http：∥hdl.handle.net/2115/34025）；《段玉裁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北海道中国哲学会编《中国哲学》第31号，2003年；《阮元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仪礼〉の校勘を中心に—》，《中国哲学》第32号，2004年；《〈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の编纂につぃて—清代幕府の学术机能の—端—》，《日本中国学会报》第

57集，2005年。

［59］黄爱平《清代汉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回顾与思考》，陈桦主编《多元视野下的清代社会》，黄山书社，2008年，第362-383页。

［60］关于元代人士对策问的对策，宫纪子在《〈对策〉の对策—科举と出版—》中详论。见同人《モンゴル时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 （作者系日本琉球大学教育部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