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战国简帛的发现与研究
简策作为先秦时期人们书著文字的最主要的形式，它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汉晋两代，先秦简策主要有孔壁古文经与汲冢竹书的发现，后于南朝续有所获，而汉人木简于北宋徽宗朝也有出土，但原简均久已散佚。尽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汉晋简牍的发现使简牍研究迅速形成专学，然而对于先秦简牍的了解，却晚至20世纪50年代才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逐渐为人们所认识。20世纪70年代后，大量战国简策的出土已不同于早期的零星发现，不仅数量浩繁，而且呈现出众多前所未见的竹书，从而为先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古典哲学、先秦思想史、古代文献学、简策制度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简帛资料概述
（一） 简牍
目前所见战国简牍有楚简、曾简和秦简，先后共发现27批，其中以楚简和秦简为大宗。
1． 楚简 共发现19批，出土地点主要集中于两湖和河南地区。
湖南楚简前后出土6批。新中国建立之初，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湖南长沙楚墓的考古发掘首先获取了楚简。1951年，长沙五里牌406号墓出土竹简37枚，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竹简43枚，内容均为遣策(1)；1954年，长沙杨家湾6号墓出土竹简72枚，其中书字简54枚(2)。20世纪80年代后，湖南地区出土的楚简更趋丰富。1980年，临澧九里楚墓出土100余枚残断的竹简，内容不详（3）。1983年，常德德山夕阳坡2号墓出土竹简2枚，内容为纪年记事文书（4）。1987年，慈利石板村36号墓出土残竹简4557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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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00枚，内容为记事性古书，以记吴、越二国史事为主，如黄池之会、吴越争霸，似与《国语·吴语》、《越语》或《越绝书》有关（5），极为珍贵。
湖北楚简的发现集中在江陵和荆门地区，出土楚简数量最多，共有11批。1965年，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竹简207枚，内容为卜筮祭祷记录（6）。次年，望山2号墓又出竹简66枚，内容为遣策（7），涉及器物名称达320种之多，许多不见于文献记载，所记器物排列有序，与出土实物对观也基本符合，颇便考定随葬器物之名称。1973年，江陵藤店1号墓出土竹简24枚，内容也为遣策（8）。1978年，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竹简，其中完整者70余枚，另有残简若干，内容为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9）。1981年，江陵九店56号墓出土竹简205枚，一种内容为《日书》，另一种似为农书（10）；19年，九店621号墓又出竹简127枚，其中书字简枚，内容为先秦佚籍；411号墓也同时出土竹简2枚（11）。1982年，江陵马山砖瓦厂1号墓出土竹简1枚，内容为遣策（12）。1987年，江陵秦家嘴1号、13号和99号墓分别出土竹简7枚、18枚和16枚，内容为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13）。同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竹简448枚，其中书字简278枚，存12472字，内容为卜筮祭祷记录、司法文书和遣策，司法文书简中自书篇题的有《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狱》四种，此外尚出竹牍一枚，亦赗方之属（14）。1993年，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竹简804枚，存13000余字，内容为先秦典籍（15），其中兼及儒道学说的佚籍有《语丛》四种；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种抄本，且丙本同抄佚籍《太一生水》，系对《老子》哲学之核心思想的精详阐释；儒家著作则包括《缁衣》、《穷达以时》、《五行》及数种佚籍，如《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情》和《六德》，《缁衣》与今传本不同，《穷达以时》近于《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七及《说苑·杂言》，《五行》又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乃《荀子·非十二子》指斥之思孟五行学说。这些文献珍异非常，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特殊的价值。1994年，上海博物馆自购归入藏战国楚简1200余枚，存35000余字（16），似亦出土于荆门地区，内容涉及约百种先秦典籍，包括儒、道、兵、杂各家，如《易经》、《子羔》（含《孔子诗论》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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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邦大旱》章）、《容成氏》、《缁衣》、《性情》、《孔子闲居》、《彭祖》、《礼乐》、《曾子》、《武王践阼》、《赋》、《子路》、《恒先》、《曹沫之陈》、《夫子答史蒥 问》、《四帝二王》、《曾子立笑》、《颜渊》、《乐书》等，多为古佚书。除个别典籍为今本的不同传本外，《易经》为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抄本，《子羔》篇有关孔子诗论的内容是先秦《诗》学的重要著作，对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探讨《诗》义、《诗序》的形成、《诗》教的作用等问题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河南楚简发现2批。1957年，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竹简148枚，内容分两种，一种为遣策，另一种似为先秦墨学佚籍（17）。2002年，新蔡平夜君成墓出土竹简1500余枚，内容为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卜筮祭祷记录又有三种不同的内容（18）。
2. 曾简 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计240余枚，6600余字。内容为遣策，所记以车马兵甲为主，为解决古代车制等问题很有裨益（19）。由于楚、曾地域毗邻，曾简所记之文字与官制均近于楚简。
3. 秦简 战国秦简共见8批，出土地点多在湖北云梦、江陵地区，湖南、四川及甘肃诸省也有发现。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竹简1155枚，另有80余片残简，内容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及《日书》甲、乙二本（20）。次年，睡虎地4号墓又出土木牍2枚，
（22）内容为家书（21）。1986年，江陵岳山36号墓出土木牍2枚，内容为《日书》。1990
年，江陵扬家山135号墓出土竹简75枚，内容为遣策（23）。1993年，江陵王家台15号墓出土竹简800余枚，内容为《效律》、《日书》、《归藏》及星占书；另有竹牍1枚（24）。1979年，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墓出土木牍2枚，其中一枚正面书录秦武王二年颁布的《更修田律》，背面则书不除道日干支（25）。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墓出土竹简460枚，
（26）内容为《日书》甲、乙本及《邸丞告书》。此外，2002年湖南里耶古城遗址1号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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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简牍2万余枚，其中少部分的时代可早至战国末期，内容有算数书及官署档案等（27）。
（二）帛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据帛书上的朱栏、墨栏及文字的大小疏密判断，原本应有五六种之多（28）。今分藏美国赛克勒美术馆及湖南省博物馆。这些帛书资料个别已经公布（29），其余则仍在整理（30）。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重对该墓进行发掘，获得一件罕见的战国帛画，并据随葬器物组合的研究，判定帛书的完成时间当在战国中晚期之交（31）。
帛书中完整的一件写于一块正方形的缯上，由内外两部分内容组成，内层为方向互逆的两篇文字，首篇创世章居右，共8行3节，次篇星占章居左反置，共13行2节。外层分帛书四周为十六等区，其中居于四隅的四区分别绘有青、赤、白、黑四色木，余十二区则依次绘有十二月神将，月将之间则书月令章，月名形式同于《尔雅·释天》。帛书以创世章为始，自内而外旋读。对楚帛书的早期研究旨在通释全文，辨明性质，但苦于文字漫灭，阙疑待问者众（32）。20世纪70年代后，学者始利用帛书红外照片考释文字，疏通语意，使对帛书内容及性质的认识转臻成熟（33）。
出土竹简的墓葬除个别小型墓外，多为大中型墓，棺椁自一椁一棺至二棺三椁不等，墓主级别一般较高。遣策则多见于大夫以上的贵族墓葬之中，马山砖瓦厂1号墓仅为一小型土坑竖穴墓，竹简似为亲友馈赠物品的记录，数量最少，也最短小，可谓特例。典籍的出土则因墓主人身份的不同而各有差异。郭店楚墓漆耳杯铭“东宫之师”，墓主似为太子傅，故多随葬儒道文献。王家台秦墓随葬品有式盘、算筹、骰子及占卜用具，墓主似为卜官，故多随葬卜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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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种简帛的时代，除曾简当战国早期外，一般多属战国中、晚期之物。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所出竹书《编年记》记事止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故同墓所出其他竹书的书录年代可溯至战国末期。
战国简牍层出不穷，数量已近9000枚，存文逾19万，资料丰富，价值弥重，简牍学及战国文字学也因之迅速兴起。学者据以印证楚世族源传说，发覆楚秦史制度，考稽历法，建说官制，比察名物，释证地理，探究葬俗，研究战国历史及文字，精彩纷呈。
二、先秦简牍制度
简牍发展至战国时期，其形制显然已相当完善。竹简由成竹劈破成条，去节杀青，刮削整治而成，制作多较精细。简宽一般在0.6-0.9厘米之间，个别较宽者可达1.2厘米，而最窄者仅0.4厘米。竹简依其长短由2或3道编绳缀连成策，竹简一侧边缘，大部分刻有不同形状的契口，用以固定编绳，有些竹简于出土时还留有编绳痕迹，甚至残存丝质编绳朽痕。长台关部分楚简的编连是每4枚为一束，两两相对，字面向里，先编连，后书写，颇具特点。竹简的首尾两端多经修整，或呈圆形，或呈梯形，也有相当部分为平头形。天水放马滩简的天地头两面多粘有深蓝色布片，推测编册后曾用布包裹粘托以示装帧。少数简背有用刀刻出的斜线或用笔划出的墨线，应该是在简策编成后所做的标识记号，以备编绳朽断后据此重缀散简时不致混乱。
简牍的制作也已遵循一定的制度，但这种制度似乎并不完全体现在简牍尺寸的整齐划一，而表现于用简者尊卑地位的高下以及简书内容对于简牍形制的影响（34），楚简制度尤其如此。从目前所见具有不同内容的简策看，楚简遣策的尺寸一般较长，除马山砖瓦厂楚墓所出拴在竹笥上的一枚竹简长仅11厘米，杨家湾简遣策长13.5厘米，仰天湖简遣策长22厘米，约合其时半尺、六寸或一尺外，其余均在59.6-75厘米之间，其中曾侯乙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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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品级最高，所出遣策的长度为72-75厘米，在所见遣策中也最长。
同墓所出遣策形制的差异无疑反映了遣策内容对其形制的影响。包山简遣策共有四组，出于东室而记食品与食器的遣策长.8-68厘米，简文自称其所记内容为“飤室之飤”与“飤 室之金器”；出于西室的遣策皆残损，最长者.5厘米，所记为日用行器；出于南室葬器之下而记青铜礼器与漆木器的遣策长72.3－72.4厘米，简文自称其所记内容为“大兆之金器”与大兆之“木器”；出于南室葬器之中的遣策长72.3-72.6厘米，所记为车马器与兵器。事实上，四组遣策的长度可以划分为两种，这意味着其时的遣策之制又以记录食品及日用行器的简稍短，而记录礼器、车马器及兵器的简略长。曾简遣策以记车马兵器为主，正合此制。似遣策应以时制三尺为准，而随墓主地位之尊卑及所记内容的不同或有伸缩。
包山简中的卜筮祭祷简长.4-69.7厘米，司法文书简长55-69.4厘米，与记食品及行器的遣策相近或稍短；德山夕阳坡文书简长67.5-68厘米，也与此符合。盖文书简之制不出三尺，似为当时通制。
典籍类竹简的长度虽均短于遣策和文书简，但形制悬殊，最短者如郭店简《语丛》，长仅15厘米，最长者为上海博物馆藏简，可达57.2厘米。九店简《日书》、农书简长46.2-48.2厘米，长台关简墨学佚籍和慈利石板村史籍简皆长45厘米，均不出此范围。郭店简除《语丛》外，长度均在26.4－32.5厘米之间，似乎差别不大。然而尽管上海简的全部资料尚未公布，但同一种古籍具有不同形制的特点仍然反映得相当清楚。郭店简《老子》甲、乙、丙本三组简的长度分别为32.3、30.6、26.5厘米，互有出入；郭店简与上海简同见《缁衣》与《性情》，但郭店简二书同长32.5厘米，上海简则分别长54.3和57厘米；差异明显。其中所涉及的简策制度问题或可能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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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简的形制较楚简单一，遣策、文书与典籍并无悬隔不容。扬家山简遣策，睡虎地简《编年记》及《日书》乙本，天水放马滩简《邸丞告书》及《日书》乙本，王家台简《归藏》，长为23－23.5厘米；睡虎地简《语书》、《为吏之道》、《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及放马滩简《日书》甲本，长为27－27.5厘米；睡虎地简《法律答问》、《封诊式》及《日书》甲本，长为25-25.5厘米；是秦简制度一般为时制一尺至一尺二寸。王家台《效律》与《日书》简长45厘米，似仿木牍之制而不逾，当属特异。
牍制与简制一样，秦楚也有不同。秦牍长度似以一尺为准，倍尺为制。睡虎地木牍长23.1、宽3.4厘米，岳山木牍长23、宽5.8厘米，虽有家书、《日书》之别，但牍长无异。青川郝家坪木牍长46、宽3.5，恰为一尺之倍。楚牍有包山竹牍，长48、宽2厘米，较秦制为长。
简牍上的文字皆用毛笔蘸墨缮写，而无契刻成文。笔毫大都较硬，故文字常可写得十分细小。竹书文字一般写于蔑黄，蔑青留白，但也有少数竹简书于蔑青，或于简的蔑黄、蔑青两面缮写，颇为特别。 木牍竹牍则两面缮写。零星刊误似由刀契后补书，但长篇误书漏书则需补抄。上海简《性情》一般满简36字，但简1、40、41三简每简46字，似为补抄所致。九店56号楚墓竹简成卷入葬，内裹墨盒和削刀，盒内盛墨，为当时的书写工具。
战国时期已出现熟谙楚文字或秦文字的职业抄手，在郭店简与上海简这些相对集中的竹书资料中，均反映了具有不同风格的抄手的作品。竹书文字多单行满简书写，然而有时也可在相当窄的竹简上双行书写，足显缮写之精。某些抄手习惯于在竹书的天头地脚留白，但像上海简《子羔》篇《孔子诗论》章那样将其中的一些简于上下编绳之外大段留白，且留白简与满写简混编的情况却极为少见。
竹书的书写格式也有很大变化，除通简书写之外，也可分栏书写。睡虎地简《编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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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上、下两栏，《为吏之道》则分为五栏。有的甚至在同一部竹书存不同的分栏形式，睡虎地简《日书》乙本自通简书写而至二栏、三栏、四栏不同，而《日书》甲本则自通简书写而至二栏、三栏、四栏、五栏、六栏、八栏，变化不定。分栏书写一般都画有规律的格线，个别竹书如《为吏之道》虽无格线，但栏间则用利刃划出横线，以保证文字书写得整齐。有的横线以朱笔绘出，十分美观。
竹书与帛书虽以文字为主，但有些则又配以插图。子弹库楚帛书于文字之外配绘图像，而睡虎地《日书》则配绘《艮山图》、《人字图》等，表明制作精好的竹书，简面密接平滑，便于作画。
为便于读诵竹书帛书，各种符号也应运而生。句读的表示符号一般为小墨节（ ）、墨块（■）和小墨钩（┗），皆写于文字的右下。分章分节则多使用墨杠（▃），横惯于简，楚帛书则使用空墨杠（ ），宽同文字。文章结束或以大墨钩（し）标识，书于文字右下。泾渭分明。
有些竹书原有篇题，每每写于卷首或卷尾数支简的蔑青一面，即竹书卷在最外面的简上，有时也可以书于篇首简的启首处。这些知识对于我们研究古书的体例与流传都具有重要价值。
注 释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仰天湖第25号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2期；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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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杨家湾M006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2期；《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1期。
（3） 熊传新：《临澧县发掘一座大型战国木椁墓》，《湖南日报》1980年12月13日（转引自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考古大事记》12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4） 杨启乾：《常德市德山夕阳坡二号楚墓竹简初探》，《楚史与楚文化》，《求索》杂志增刊，1987年；刘彬徽：《常德夕阳坡楚简考释》，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百年暨国际汉语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1998年10月。
（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10期。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7） 同（6）。
（8）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9期。
（9）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1期。
（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
（11） 同（10）。
（12）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大批战国时期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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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1982年10期。
（13） 荆沙铁路考古队：《江陵秦家嘴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2期。
（14）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 湖北省荆门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7期；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
（16）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出版公司，1994年。
（1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局、新蔡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2002年8期。
（19）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20）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云梦睡虎地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21） 湖北孝感地区第二期亦工亦农文物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9期；黄盛璋：《云梦秦墓两封家信中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文物》1980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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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湖北省江陵县文化局、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秦汉墓》，《考古学报》2000年4期。
（23）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扬家山135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8期。
（24）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1期。
（25）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1期。
（2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年2期。
（27） 《龙山里耶出土大批秦代简牍》，《中国文物报》2002年8月9日。
（28） 曾宪通：《商锡永先生与楚帛书之缘及其贡献》，《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2002年。
（29） 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石印本，1945年；商志 ：《记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战国残帛书》，《文物》1992年11期。
（30） 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中国文化》1994年10期。
（31） 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文物》1973年7期；《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文物》197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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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关楚帛书的早期研究成果，可参见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第一章《楚帛书研究概况》，中华书局，1985年。
（33） Noel Barnard, The Ch’u Silk Manuscript-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Studies on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Part 2,Monograph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5,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mberra,1973.曾宪通：《楚月名初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1期；陈邦怀：《战国楚帛书文字考证》，《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中华书局，1985年。
（34） 生：《简牍制度新探》，《文物》200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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