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典文学中“以悲为美”审美方式及其演变探究

袁媛

长春师范大学，吉林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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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们从春秋战国起，就开始关注艺术以及人情感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以悲为美”是重要

的审美方式，人们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探究。本文主要针对古典文学中的“以悲为美”，结合文学自身演变规律，以屈原以及汉文学创作为基础，融合时代背景，探究其审美方式以及演变。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究，即：首先探讨了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以悲为美”的审美方式的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以悲为美”审美方式的演变过程。本文主要通过探究了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以悲为美”的审美方式以及演变规律，进而影响人们的文学审美倾向。

[关键词]古典文学；以悲为美；审美方式；演变

DOI:10.112/j.cnki.1001-8476.2016.30.025

针对当下社会，在文化领域中存在的崇尚物质、鼓吹粗鄙的问题，人们以我国古典文学中重要审美方式“以悲为美”为基础，探究这种审美方式及其演变过程。在文化领域中崇尚物质以及鼓吹粗鄙，会造成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藐视，也会逐渐消解人文精神以及文化的传承；当人们过度追求物质以及金钱时，会对纯洁精神大肆批评，如果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认知“以悲为美”的审美方式，并可以通过认知悲剧性，获得民族精神的深度和纯洁，从而影响我国的文化价值取向，这正如应该学着特里·伊格尔顿说“悲剧在当今是个过时的话题，而这正是讨论它的一个很好理由”。为此在当下探究“以悲为美”审美方式及其演变过程，意义重大。关于悲剧性的研究，其合法性存在巨大争议，这同我国学术界中哲学学科“合法性”完全类似，但本文重点不是研究悲剧的“合法性”，而是讨论“以悲为美”的审美方式及其演变过程。

一、“以悲为美”审美方式概述

“以悲为美”的审美方式，在我国具有很长的历史，所谓“悲”，《说文解字》以及《尔雅》均有涉及，具体是指“伤心、痛绝”，即“悲，痛也”“悲、伤也”。“悲”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我国古典的情感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同“悲”密切相关，在我国经典文学著作《诗经》中就有需要“悲”的表达模式，譬如《小雅·鼓钟》就有“忧心且悲”的名句，在《召南·草虫》中也有关于“悲”的表达即“我心伤悲”。

古人关于“悲”的审美方式主要产生于战国时期。在《韩非子·十过》当中那个有关于师矿和晋平公就音乐所产生多话的记载：师矿为晋平公奏乐，名字为《清商》，晋平公问师矿这首《清商》是最悲伤的音乐吗，师矿则说最悲伤的音乐是《清徵》，为此，晋平公想让师矿演奏这首音乐，师矿说不可以，为此，晋平公发出感叹说：“音莫悲于《清徵》乎！”从上述对话，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在战国时期，基于艺术审美的“悲”和“美”，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作者简介]袁媛（1981-）,女，汉，长春,长春师范大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到汉代，人们对“悲”的论述更为普遍。王充在其著作《论衡》一书中说“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这篇著作中“悲”已经被当做与“美”相同的概念。出自于《汉书·艺文志》的“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以及出自于《洞箫赋》的“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者怪而伟之”都有关于“以悲为美”的记载，依据钱钟书先生所示，“以悲为美”已经成为一种时代取向。在著作《后汉书·周举传》有这样描述，即：在永和六年的洛水，大将军梁商招待宾客，在主客畅饮正酣时，让人奏乐《薤露》之歌，席间人们听着音乐，均掩面啼哭。当欢快的宴会到达高潮时，辅以《薤露》之歌，这种情况在古典文学中“以悲为美”的时代时有发生。

魏晋时期，人们则把“以悲为美”看做主流的审美方式。出自于猫康的《琴赋》一书指出悲在古典文学审美当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强调了艺术的主要作用是使人感到“悲”，并陶醉于“悲”，文章具体这样说：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评价美文主要有五个标准，陆机在其著作《文赋》中更是指出“悲”是最重要的；钟嵘的著作《诗品》明确指出“以悲为美”已经成为审美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古典文学中“以悲为美”审美方式的演变探究

1.《诗经》忧患意识以及以悲为美的形成

《诗经》是以周朝采风制度为基础，属于周人“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周取代商的过程，实际上是同种文化系统内部斗争的产物，因此，周人对商的命运体会更加深刻，尤其是商后期不可调和的统治者以及民众的矛盾，给周朝统治者更加深刻的警示以及思考。在《尚书·酒诰》一书中记载了商朝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现状，即“民罔不尽伤心”，也就是说，商朝统治者只贪图自己安居享乐，不关心民众疾苦，失去民心，且农民，导致民怨增加，造成赫赫有名的王朝由于民众怒火而毁灭，这造成周朝统治者人心惶惶，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调和与民众的矛盾至关重要，为此，周朝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举措在于“保民”。与商朝统治者的君王“受命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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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不同，周朝统治者认为“惟命不于常”，也就是说，上天不会特意眷顾哪个朝代，如想永葆江山，必须“保民”。《康诘》一书指出“天畏裴忱，民情大可见”，也就是说，统治者需要以体察民情作为基础，制定措施。《诗经》是周朝统治者的“忧患意识”与“保民”相结合的具体产物，从内容上考虑，这种表现有倾向性。

《诗经》中存在很多怨刺诗，这种诗既可以激发统治者“知得失、自考正”，也主要因为这种怨刺主要是由于追求国家安康，这并非是为了激发统治阶级以及民众剧烈对抗。这种来源于“忧患意识”的“悲”文学，可以最终实现中正、和谐“保民”，为此，我们可以说《诗经》忧患意识是“以悲为美”产生的重要源头，对于“怨而不怒”以及“哀而不伤”，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美学之最。

喻，即隐喻。这种情况使我国古典文学中存在一个奇特的现象，即：由死亡造成的悲伤，文人墨客通过吟咏自然万物的形式进行情感抒发，文人又通过这些自然意象，从死亡的恐惧当中获得短暂的情感喘息，并在吟咏过程中的瞬间获得走出因果统治的现实世界，并得到一种纯粹的审美体现。因此我们说“黍离之悲”是“黍离之美”的体现，通过质疑上天，从而是我们获得不被侵犯的人类尊严，这便是“以悲为美”更具现实意义的表现。

3.综述

“以悲为美”这种审美方式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重要审美形式，也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成分。“以悲为美”的审美方式起源于先秦，并在汉代成为一种主流审美方式。“以悲为美”的审美方式，其形成以及成为主流与屈原以及以屈原为模型的许多汉代文人墨客紧密相连。需要注意的是，汉代文人墨客由于面临的生存环境，促使他们开始主动反省、自察，从而觉醒个体意识。换句话说，我国古典文学从摆脱名教主义的束缚开始，到自我认知的形成，这一过程存在很浓郁的感伤气息。这主要同时代密切相关，也与那个时代的文人墨客对生命短暂的深刻认识紧密相连。为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基调则是“以悲为美”。

在汉初流行的黄老学说与武帝后真正成为思想统治工具的儒家学说双重影响下，对社会现实与人们生命困境的关注，成为汉代文人人生态度的两种基本写照。无论人们采取的态度是反抗或是安顺，在当时的背景下都无一例外地染上了浓重的悲情色彩；这样两种哲学思想反过来，也就成为了这一审美倾向的重要哲学依据。而通过学习《离骚》的“悲”的文学抒情方式，中国古典文学真正实现了由“悲”到“美”的转化。

三、结束语

“以悲为美”的审美方式在中国美学史上是极为特殊而又重要的美学现象，这种审美方式与汉代文人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刻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其人生观、价值观在文学审美中的体现。他们以悲伤深切的情感与质朴纯洁的形象，描绘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崭新的篇章。这种“以悲为美”的社会审美倾向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普通的文学理想的兴起，蕴含着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学习。

2.“黍离之悲”与“以悲为美”的具体形态

上文是从历史角度探讨了《诗经》中“以悲为美”的主要现象，并着重强调了很多情况下，“以悲为美”同文人的个人深层心理思考密切相关，这种私人化、隐蔽性的“悲”体验，则通常来源于个人经历以及历史感受的融合，其中基于《诗经》的“黍离之悲”则代表了独特的审美心理。

无论处于何种时代，人们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死亡这个根本问题。对于《诗经》所处的时代，死亡不仅仅是一个严肃且深刻的哲学思辨，更是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客观存在。古代，由于自然环境残酷，医药技术极为落后，事物短缺以及长时间的战争，这导致人无时无刻不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死亡意识的产生与文明觉醒同步发展，死亡使人害怕，也使人无助，然而也正是由于死亡不可避免、无从逃避，才使人类在原始社会边开始考虑并试图慢慢理解死亡。对死亡理解的最终结果，则是将死亡同具有同样客观现实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于是，死亡与自然环境对读的方式便产生了。生命的轮回以及自然循环往复便存在了隐蔽以及不可分割的联系，将人的生命轮回与日月交替、鸟兽迁徙、四季转换紧密连接，并将很多意象，譬如残阳、枯木、鸣鸦、断桥、流水作为死亡的对应产物，当做死亡的象征，当做死亡的替代品。

草木，自由生成且茂密，也会使人们在内心深处产生极大的悲伤以及苦楚，这主要由于这些草木生长与残败不堪，极其荒芜的故土废墟中。文人心目中的悲伤无法为他人理解，这是更加令人难以承受的悲伤，苦命的个人性与国家的集体性，通过草木的意象，借由文人之手，通过文字欲于抒发，进而引起读者共鸣，这些著作中充斥着的便是死亡幽冥。突如其来，完全没有防备也没有办法抗拒的死亡，以及死亡在大地上形成的阴影，毫无道理可言，也是人类所有悲伤的主要来源。但是，正是由于深层心理机制以及集体的无意识死亡现象，这使我国古典文学中的死亡本体极难显现，悲以及伤则成为死亡的真正的表现手法。然而这些意象的存在，譬如残阳、枯木、鸣鸦、断桥、流水，则成为关于死亡的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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