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世神话看中西方的民族特性
摘 要：创世神话是远古初民对开天辟地、万物生成、人类起源及存在的整体思考和想象，不同民族起源神话的不同表达传达了不同文化特征差异性，折射了不同民族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民族心理构成和价值观。将中国几十个民族的创世神话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创世神话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阐释造成中西民族性格、宗教思维及文化心理差异的影响根源。意欲通过对西方和中国创世神话的解读比较，从而初探出蕴藏在中西文化异同背后的部分根源，以待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
关键词：中西方；创世神话；异同；民族特性；比较
神话反映的是远古初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并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故事和传说。而其中的创世神话是一个民族历史意义上的架构，其中包含了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标准和道德风俗等民族意识内容,它必然对后世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等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和西方的创世神话蕴含着丰富的原始文化，奠基着各自文明传承的根基，是相应文化区域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神之思想源头，是后世思想之种种萌芽的发端之处，他们对世界影响广泛。其中希腊创世神话更是整个西方神话的源头，对西方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中西创世神话的比较研究对于理解中西民族特性之差异,促进彼此理解与尊重,减少隔阂与误解具有积极意义。
一、中西创世神话的概述
西方创世神话最明显的特点是创世神有很强的系统性。根据赫希俄德《神谱》记载，古希腊创世神话有分新旧两系。宇宙从最初天地未分的形态 “chaos”也就是混沌未开到地母 “该亚”——随后生出天神 “乌拉诺斯”，天神地亩结合生出十二提坦神，形成了旧系神谱；后经长期繁衍结合，生出宙斯，宙斯又制服父亲克罗诺斯，并迫使其吐出被吞掉的兄弟姐妹，推翻旧神系，然后和兄弟姐妹还有儿女成为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主神，建立起新神系：奥林匹斯神系。先觉者普罗米修斯按天神的样子用泥土塑造人类，智慧女神雅典娜把灵魂的呼吸吹送给人类，使他成为大地的主人。历几世，后来人类堕落，宙斯等众神不堪忍受，降大洪水，只有留皮拉两口生还。北欧创世神体系与希腊的很相似:主神奥定与兄
弟费利和凡分管陆、海、冥三界,奥定的子女神及其他神也直接或间接地与奥定有血缘关系,他们共同创世,形成了以奥定为核心的家族创世集团。教文化是希伯来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尽管起源于东方，但是多有西方文化的形成起了苏醒作用，成为塑造西方文化的一大源流，其影响至今不衰，故而算作西方文化传统。在教创世神话中，创世神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圣经》里有这样的叙述：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同样，人类堕落不堪，上帝降大洪水，好人诺亚一家得上帝眷顾，建诺亚方舟，躲过灾难。
中国的创世神话则显得较为复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练石补天，女娲后又造人安排婚姻匹配。中国的创世神是零落分散，不成体系的。不但几十个民族的创世神构不成系统，就是从单个民族的创世神也难以寻出个完整系统来。以创世神话保留完整、内容丰富的少数民族为例，苗族的盘古，拉祜族的厄莎天神，瑶族的密洛陀，壮族的布洛陀等，都是单个的神，他们之间也攀不上亲戚，构不成系统。而最让中外学者惊讶的是，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的汉族竟然没有一部完整的、篇幅稍长的创世神话与史诗。如果要找汉族的创世神，那么只有帝俊、巨灵、烛龙及黄帝可算了。帝俊之妻羲和生十日、常羲生月十二，可算日月之神。而巨灵的主要业绩只是“造山川，出江河”，烛龙则是有“开天辟地之功，主宰时令之能”的“人面蛇身而赤”的大神。但这几位大神的影响力却不大，且流传不广，只能从《山海经》、《国语》等古籍巫书里寻得相关的只言片语。而黄帝虽位居天帝之尊，影响远大，但他似乎只是历史上汉族的祖先，而不是文学里的神。因此茅盾先生在《神话研究》里经几番推敲,最终否定了他们充当中国古代神话主神之地位。再者，他们之间也拉不上关系，构不成系统。因而，中国的创世神成了孤神游仙，民族的创世神自成一体，其创世活动大多只能一个人完成，再不然便是多个妻子、兄弟之类作帮手，他们的本领也就更大更全面了。
二、中西创世神话异同比较
各民族早期人类社会有相同的自然条件、生活经历、生产方式及思维方式，这使得西方教的创世神话与中国上古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迥异的历史文化背景又使得这两种创世神话有着很大的不同。
不论是在上帝耶和华创世之初，抑或是盘古开天辟地之前，世界在远古人类
的头脑中都是混沌一片，无形无状的。在“创世记”神话中有“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描述。而在“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中，“天地混沌如鸡子”的描述，彰显着世界之初的“空虚混沌”。接着，从中西创世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创世工作是有条不紊，按照一定的顺序对这个世界进行着构建。“创世记”中，上帝首先造了光来划分白昼和黑夜，然后造了天地和万物，最后才造出了人类亚当。中国的创世神话也遵循着一定的顺序。首先有盘古的“开天辟地”，变“阳清为天，阴浊为地”，使“天去地九万里”；再有“垂身化身”，变雷霆、日月、山岳、江河等等；尔后才有“女娲抟土造人”。再说造人，不论是西方教的造物主还是中国的盘古和女娲，他们都是无所不能的超人，他们要风就来风，要雨就得雨。他们都是用地上的黄土和泥而造人，这似乎意味着对人类来自于泥土，死后又会复归于泥土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最后来看中西神话有的洪水之灾，虽然起因不同，解决方式有差异，但我们可以看到远古初民们艰难的生活处境和面对自然灾害的无惧勇气。
在中西创世神话拥有相同处以外，也有无数的不同点流露而出。从各自神话的出处来看，西方神话是完整而系统地保留在《圣经·旧约》中，为宗教信仰所用；而中国神话是由诗人、哲学家、史学家等不同人保留下来，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各为所用。在《创世记》中，上帝以指令的方式造就了世间万物，“要有光，就有了光„„”为了报复人类对他的背叛，他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让洪水泛滥，以消灭罪恶的人类。在洪水降临之前，他和义人挪亚立约，要挪亚带一切生物的一公一母进方舟以避洪水之灾。而中国神话中先是“盘古开天，身化万物”，然后是女娲“抟土造人”，面对由于“四极废，九州裂”所造成的洪水，女娲遂炼五石以补天，断兽足以立地；从而“狡虫死，颛民生”。西方神话的造物主是唯一的，他具有无上的权威，他与自然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是他的指令使世间万物得以产生。与他子民之间是处于一种契约关系，换言之，你遵循信奉他，他就让你安身立命，否则就让你被逐，让世界生灵涂炭。而中国神话的造物主不但有盘古，还有女娲，他们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合一的关系，盘古用自己的身躯造就了世间万象，女娲又用世间的五色石补天，用各类兽足立地，从而远避洪水之灾，以拯救黎民百姓。为了他们的子民有着一种无私的牺牲精神。
三、由中西创世神话差异看民族特性之不同
神话是一种文化积淀，也是一种民族特性的积淀，它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几千年来人们的文化思维与行为习惯。中西创世神话的差异也必然地造成了中西方民族特性上的差异。
(一)求知与务实
西方创世神话里，创世神们似乎天生地爱求知，热衷于探索如何使自己变得更强大有力，这是为争夺或保护至高无上之权力地位的目的所使然。如宙斯以酷刑折磨普罗米修斯不仅是因为他为人间盗火，还在于他懂得宙斯将被另外的神推翻的秘密，宙斯为了套出秘密好防患除忧，当然要对普严刑逼供。北欧众神之王奥定为了喝一勺“智慧的泉水”，情愿以自己的一只眼睛为代价。希伯莱惟一神上帝是用意念创世的，他创造天地万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探和求知的过程，否则他造不出如此美妙的世界和诱人的天堂。西方创世神那强烈的求知欲也在他们创造人类的时候一并传给了人。而求知欲又助长了冒险精神，冒险精神又成为后来欧洲骑士精神的重要成分。冒险与求知带来大量的探险活动，哥伦布在探险中发现了美洲，以《鲁宾逊漂流记》为代表的探险文学也应运而出。求知所具有的开放性使西方善于吸收优秀文化,富于创造力，从而使自己不断强大起来。
而对于中国的创世神，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大都具有一种务实的精神。袁珂先生深入研究中国神话所得到的第一个结论便是：“在我国神话中,响彻了劳动的回音„„神话中所歌颂的具有威望的神，或是神话的英雄，几乎无一不与劳动有关”。中国创世神多是单干，无他神相助，加以有妖魔鬼怪和恶劣气候环境阻碍，这就注定他们一点一滴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当创世大业完成之时他们大多已牺牲了，留给人们的也便只有这种勤劳务实精神。务实使中国民族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但务实所带来的封闭性又促使这种探索浅尝辄止，没有太大的突破，发明了火药就只限于做鞭炮，发明指南针主要用来看风水，生活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整日只知忙于“土里刨食，养家糊口”之“正业”，没有心思去探险去搞发明创造。结果，这些盘古、密洛陀们的后世子孙在近代被上帝、宙斯和奥定所创造的人打败了。
(二)尚武与尚德
古希腊开放的海洋文明形成了古希腊人开放的性格，使得他们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力”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而在整个希腊神
话中，崇尚的是强大力量的持有者。这些天神具有超人的神力和非凡的智慧，而伦理道德水准极低。因而在希腊神话中，混乱的两性关系比比皆是，但这丝毫都不影响人们对他的敬畏和崇拜，因为希腊社会所需要的不是严以律己的有“德”者，而是扭转乾坤的有“力”者。这就与中国创世神话故事中所体现的“尚德”的伦理原则完全是背道而驰。希腊神话中赞美景仰的不是救苦救难的三皇五帝似的有“德”者，而是叱咤风云的有“力”者，“力”是他们开拓求知所必需的。可以说，希腊精神基本要素就是对“力”的崇拜，对智慧的追求。所以现在西方民族精神中，力量是最受推崇的，是第一位的。西方人尚力，在强有力者面前服软，明哲保身，不敢有丝毫反抗，这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也是受了利己价值观的影响。
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中国战争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善的一方到最后总是能取得彻底胜利，这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或道德要求，即“尚德”。
中国创世神话故事中所塑造的神全都是崇高和圣洁的，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平凡人的七情六欲。像宙斯那种风流成性的神在中国创世神话中是找不到的。相反，他们个个都是规矩和检点的，处处为人类着想，根本不会戏耍人类，更不会嫉妒和残害人类，他们个个都是品行和德操高尚的楷模，都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牺牲自我的优良品德。他们身上有着神圣的光环、纯洁的品性和高尚的情操，这也成了人们对“圣贤”的基本要求。这种思维方式和评价模式深深地注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中，成为了人们评判现实人物的标准。有德者，必然就是克己为人，时刻以集体利益为重的人。所以，中国创世神话所反映出来的“尚德”价值观，其实也是“利他”价值观的必然。
(三)由命与听天
在西方创世神话中，尽管创世神力量与神通都是无比强大的，但他们也不能左右自己既定的命运，因为命运女神的审判是谁也无法违抗的。就连宙斯也要为自己的注定被另一神取代的命运而慌恐不安，奥定也得为预知诸神毁灭之命运而忧悒。众神之王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神与人？至于希伯莱的上帝，倒是个例外，因为命运之神也是他自己。尽管命运之神所定之劫数不可逃避，但众神似乎并不因此而萎靡不振，反而更珍视现在，为所欲为，不再有所顾虑。命运观给西方人带来了困惑，也带来了动力。由于人的一生命运既已注定，那么每个人尽可随心
所欲去做一切事情，不必担心违反什么天意神旨。这使得每个人的个性与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与扩充，社会充满活力,却也因此常使民族精神的内聚力不强，大家各行其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在中国创世神话里，最让人不理解的恐怕就是，创世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却在许多时候按“天意”行事。如阿昌族神话《遮帕麻与遮米麻》,当中国(大地)的人们受到妖魔的残害时，远在南方拓荒的遮帕麻打算回去救而受到百姓挽留，于是他便决定让天意定其去留。乃相约与民共狩猎，若山鼠从旧洞出进新洞则留，反之则去。而壮族神话里，洪水中幸存的伏羲兄妹亦是通过隔山烧烟烟相合，隔山滚磨磨相并等天意验证后方才婚配再造人类。这种天命观曾起过积极作用，它成为原始社会民族内聚力和社会一体化的促进力，有利于集大众之力于一目标，更好地与大自然作斗争。但天命观亦给中国人找到推诿责任的籍口：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更找到危险的不思进取的理由：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于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天之过”。于是也就难怪中国千百年来为什么看风水黄历、卜卦算命之风长盛不衰了。
(四)宗教思维的排异与包容
我们知道，西方创世神极热衷于扩张，借以增强自身的力量和提高自身地位，因为谁的力量最强大谁就是众神之王，而众神之王也时刻提防和打击其他企图超过自己的神。由希伯莱创世神话发展起来的教更是注意排斥和消灭其他神，强化其惟一神的观念。《旧约》里的摩西十戒上帝明确宣布：“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并以种种犯戒惩罚相威胁。在这种宗教意识的灌输下，虔诚的信徒们常常用潜意识中对力量崇拜的狂想去捍卫精神领域中的惟一神，对异教信者便不会有什么好感，甚至是敌视了，因而由于宗教信仰差异所引发的和冲突时有发生。总之，西方宗教思维的排异性与凝聚于其创世神话里的民族文化心理与思维意识是相关联的。
而在中国，宗教思维却更多地表现为包容性。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复杂，宗教信仰亦很复杂。几千年来，活跃在中国土地上的有道教、佛教、教、教等许多宗教派别，但信仰不同的教派却终能相安无事，不敌对，不冲突，这不能不让人惊奇。而这种宗教思维的包容性，我认为，至少有如下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创世神话没有发展成宗教。如若各民族创世神话
得到完善的发育，并为后世统治集团所利用而变为宗教，那么现今民族间的差异，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等因素一定会比现在多得多。二是中国各民族创世神之间自古相安无事，各创世神之间并没有相互征讨，强迫对方归附。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观念，但它们并不拒绝接受他族的创世神，事实上许多民族共尊一个创世神的情况并不少见，强大的汉族也接受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观念，如盘古和女娲就在汉族中广泛流传。三是神话的历史化。创世神历史化为民族始祖，他们搬进人类所建立的宗宙后，虽然失去了成为宗教神之可能，但中国伦理观念重“孝悌”，神可以不敬，但祖宗却绝对不可不敬。变成始祖神后的创世神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外来神不能动摇的，这使得国人既可接受其他外来宗教的存在，又不会有那种笃信某一宗教，抛弃祖先神，而虔诚地按教条规规矩矩办事的狂热，而且信教者也只占少数。有人说，中国人宗教观念非常淡薄，我认为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宗教思维的包容性。
综上所述，中西方的思维形式与方法同时出现于原始文化即神话之中，又因为出现了同一和差异的辩证联系，使不同民族的特性有了一种超越。对于它们同一性的差异性的取舍，一方面反映的是对象内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正如刘魁立在《原始文化经典译丛》总序所说：“任何未来都是昨天的继续，只有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原始文化，才能更好地把握今天和创造明天。原始文化是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一个遥远的但确实是十分坚实的、十分本真的基础和原发点。”用一位哲人的话就是，我们所知仍很少，但我们已经到达这样一个程度：我们能相当准确的猜测很多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某种形式上的关联，从文明发生的源头上理解和把握今日中西方文化体系之差异的原因，有益于鉴别性地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体系的合理成分，科学地继承和全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加快建设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当代中国文化。同时，也更有利于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促进彼此理解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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