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史 学 月 刊

2006年 第2期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王 娟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关键词]清末民初;北京地区;慈善事业;近代转型

[摘 要]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

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操作管理方式逐渐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些变化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定程度上本文是对慈善事业研究的一种区域性探索。

[中图分类号]K252-8;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2-0096-09

ResearchontheCharitiesoftheBeijingAreaattheTimefromtheEndofQingDynastytotheBeginningoftheRepublicofChina

WANGJuan

(InstituteofQingHistor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KeyWords:endofQingdynastyandbeginningoftheRepublicofChina;Beijingarea;charities;moderntransformationAbstract:ThetraditionalcharitableinstitutionsoftheareaofBeijinghadundergoneasignificanttransformationatthetime

fromtheendofthelateQingdynastytothebeginningoftheRepublicofChina,suchasthatthecharitiesincreasednu-merically,thewayofrelievingtransferredfromthesimplerelieves(food,money,clothesetc)intothefundamentalrelie-ving(teachingskillsandknowledgeetc),themanagementofthecharitiestendedgraduallytocombinetogether.Thisre-searchattachestheimportancetothesocialcharacteristicsofBeijingareainthemoderntimesanditsparticularinfluenceontheothers.Accordinglyitisausefulresearchonthecharitiesfromtheregionalangle.

古代中国的慈善传统源远流长,及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举办丰富多彩、功能迥异的慈善活动来救助社会脆弱群体,它们发挥社会调节功能的活动载体是形形色色的设施、机构、团体与组织等。这些载体不仅直接反映出不同慈善活动的基本宗旨、管理方式、救助实效以及自身演变等实际面貌,而且给后人解读当时社会境况和时代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而鲜活的视角。

在近代内忧外患与西风东渐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无论从思想理念还是实践操作模式上均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天子脚下0的北京城,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理、政治与文化意义,其传统的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这一关键时期所遭遇到的转型/阵痛0,无疑更值得我们深切关注与反思。同时,对北京地区慈善组织所展开的个案分析,也是对学术界历来较多关注南方慈善组织的一种区域性补充和学术呼应。因此,本文将兼顾双重的学术探索,对清末民初北京地区慈善组织进行不同地域与不同时期的比较与探析。

¹

一 慈善组织的数量呈现增长趋势及其社会原因

清沿明制仍以北京为国都,置顺天府下辖24个州县,其中大兴、宛平、良乡、通州、昌平州、顺义、怀柔、密云、房山、平谷、延庆等州县在今北京

¹目前国内外侧重研究广义南方地区慈善组织的主要论著有:日本学者夫马进的5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6(商务印书馆2005年);学者梁其姿的5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6(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小浜正子的5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葛涛译);王卫平、黄鸿山的5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

慈善事业6(群言出版社2004年)。代表性论文有范金民的5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6(5中国史研究6,1999,4);梁元生的5慈惠与市政:清末上海的/堂06(5史林6,2000,2);周秋光、曾桂林的5近代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5~1949)6(5史学月刊6,2002,11);熊秋良的5清代湖南的慈善事业6(5史学月刊6,2002,12);李文海、朱浒的5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6(5清史研究6,2004,2)等不一而足。相对而言,关注北方地区慈善组织的研究成果尚属寥寥,笔者仅见韩光辉的5清代北京赈恤机构时空分布研究6(5清史研究6,1996,4)与刘瑞芳、郭文明的5从地方志看清代直隶的慈善事业6(5社会学研究6,1998,5)等。这种状况具有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97#

市境内。以清末民初的北京内外城为重点及以上各州县将共同落入本文的考察视野。

整体而言,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慈善组织在数量上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5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6记载,除去养济院、普济堂、留养局诸类大型官办救济机构之外,光绪年间京城的各种官私慈善组织为个(见表1),到十二年,当时颇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北京教青年会0对北京内外城的慈善机构进行了实地调查,总干事刘锡廉负责编辑成书的5北京慈善汇编6显示统计结果为370余个。诚然,由于不同时期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的标准与记录的方法存有差异,从而导致数据的争议性;然而,这两组悬殊较大的统计数字还是能够基本反映出晚清到初期京城慈善组织在数量上的增长趋势。

表1:光绪年间京城慈善组织的类型与数目(单位:个)¹类型数目粥厂水局饭厂善堂

351596

类型粜米官厂栖流所暖厂育婴堂、局

数目5543

类型收还魂字纸局

惜字馆忠义总局蚕桑局

数目1111

类型怀少局牛痘局恤嫠所总计

数目11

平谷留养局

1

1

3

15

2

官立

[1](p41~46)

表2:宣统年间顺天府各州县办理的部分善举事项º

(单位:个/人)

州县善堂名称

留养局

大兴育婴堂(附设初等小学

堂)戒烟会

宛平资善堂(习艺所兼办暖

厂)

敬信斋、积善斋、王恕园、暖厂工艺局昌平

教养局怀柔戒烟局

留养局房山

工艺局蓟州养济院、留养局顺义留养局

教养局密云

养济院、惠民局、施药局

3

/

/

/

官立

1211

/114

31593626

/224

官立官立官立公立

111

102

12168

114

官立官立官立

数量412141

管理人数4122/81

居住人数16815101401955

服役人数4102/150

性质官立绅办官立绅办官立官立

通州

尽管宥于资料问题,以上统计数字并不能涵盖京城及各州县设置的全部慈善机构,但是可以大体看出它们在数量上的变化规律:即光绪、宣统年间的慈善组织多于清代中前期,而年间的慈善团体数目更是远远大于晚清时期。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慈善组织数量上呈现增长趋势,凸显出该地区社会贫困加速化与普遍化的时代特征。因为就慈善组织的职责而言,主要是对社会脆弱群体进行生活救助,这些脆弱群体包括生存能力低下的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人员,更多的是贫困不堪与流离失所的普通百姓。从慈善行为中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而言,救助贫困群体的慈善机构逐渐增多,必然意味着需求与接受救助的贫困群体在日益扩增。

造成近代北京地区社会贫困化与需要救助之贫困人数激增的原因很多,其中政治、经济落后,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导致的战争与下层百姓的连绵不绝是根本原因和主要因素,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自然灾害对社会财富积累的巨大破坏与阻碍作用,况且天灾与人祸往往互为因果,形成

¹º

至于京城之外顺天府辖各州县的慈善组织,通过查阅地方志可以发现,清末大多数州县的慈善救助机构尽管功能单一、数量有限,且因年久失

修而坍塌废弃,或因管理不善而实效甚微;但是到了时期,在旧有慈善设施基础之上又改造和重新设置了一批新型救助机构,因而在数量上含有增续的意味。例如,顺义县的传统慈善机构养济院(1所)、留养局(3所,始建于乾隆十九年)、白云观粥厂和务本社(经营施粥、舍药、施棺、义地、义塾等11科事宜),到时期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四年成立的慈善会除继续开展传统慈善活动外,又新增工厂、讲演所、学堂等机构,还进行葡萄、水稻和芦苇的种植、凿井、治水与赈灾等救济活动。清末各州县慈善组织的数量有所增长,这个历史事实同样可以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档馆0)馆藏的5顺天府全宗6中得到印证。光绪、宣统年间,顺天府各州县在原有慈善机构基础之上新增或改设不少教养局、工艺局、习艺所、戒烟会等(见表2)。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增长的总趋势下这些慈善组织的数量并不稳定,时有波动。

[2]

资料来源:周家楣、缪荃孙(清)编纂:5光绪顺天府志6,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331页。

资料来源:一档馆馆藏5顺天府全宗6第25、32、39、44、45、53卷等(注:∕代表不详)。#98#

恶性循环,共同导致社会贫困的恶化趋势。历史上,北京地区自然灾害发生频仍,清代以后更是进入灾害多发期与严重期[3]。据统计,顺治至雍正的90余年间,北京地区各类重大自然灾害80县次,平均每年0.88县次;乾隆至道光朝的115年间257县次,平均每年2.2县次;咸丰同治24年间61县次,平均每年2.5县次;光绪宣统37年间142县次,平均每年3.8县次,可见自然灾害的肆虐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交相缠织,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地区首当其冲地遭受到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社会贫困日益恶化的时代厄运。

晚清民初京城中的旗人与普通百姓贫况可骇,/有缀报纸为衣者,有夫妇共一裤者0[5](p42),甚至在隆冬季节,/身无寸缕,行乞于市,仅以瓦片及菜叶遮其下体而已0[6](p125)。衣杉褴褛的乞丐,/朔风阵阵寒,生吞硫磺团。只图一时暖,哪顾性命残0;曾经衣食无忧、养尊处优的旗民到了时期,无奈/游手好闲,柔懦无力。穷到尽头,相对自缢0[7](p31,36)。他们发出痛苦与绝望的哭号:/黄昏万语乞三钱,鸡毛房中买一眠,,天明出街寒虫号,自恨不如鸡有毛。0

除此之外,外来人口尤其是自然灾害灾民与战争难民大量涌入京畿,加深了北京地区的贫困化,因为这些辗转流离、鹄面鸠形的游民与流民必然在无形之中针对土地、粮食等基本资源以及有限的就业机会,与北京当地人口展开残酷而无奈的争夺。以1905~1908年为例,直隶计150余州县遭受多种灾害的严重侵袭,而周边省份如晋豫鲁等多达600余州县被灾[9](p712~748)。凡遇灾荒饥馑,直隶近畿及周边省份的受灾人口纷纷逃往首善之地以图饱暖,如光绪五年/畿辅旱灾,豫皆大灾,民之,,十之一奔赴京师0[10](p577)。这些来源驳杂、麇集求食的庞大流民群体成为京城社会秩序稳定的潜在隐患,令统治者深为忧虑和恐慌:/强壮者流为盗贼,老弱者转于沟壑。,,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0[11](p515~516)初年,情况并无多少改善,/自鼎革后,,复因天灾人患之种种变化,社会生计益形窘迫,内外九城号寒啼饥者触目皆是。或则投河自尽,或则觅井倾生,或因冻馁无依缢诸梁上,或因穷途无告僵毙屋中。惨哉矣,饥寒之逼人也!都门首善之区竟成贫民业聚之窟。0

[1](p67~68)

[8](p424)[4](p220~221)

府一筹莫展。面对京畿日渐严重的贫困化问题以

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它们无奈之下只得放弃家长制传统,逐渐将解救残局、救济贫弱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民间社会力量即各种慈善组织身上。因此清末民初北京地区慈善机构的/应运而增0是社会的需求,是时代的产物,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与充足的社会动力。社会保障理论界认为,社会发展程度与慈善事业的兴衰成反比关系:/一般来说,社会慈善事业是国家保障的补充。如果国家保障功能健全,社会慈善事业就会相对萎缩;如果国家保障不堪重负,慈善事业就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0[12](p44)通常发生调节作用的慈善事业,在晚清时期有时竟然起到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而慈善组织数量的增加即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与北京地区相比,同时期的广义江南地区慈善组织的数量略有逊色。例如,5湖南通志6(光绪十一年年刊本)的记载显示,全省共有育婴堂74所、养济院所、普济堂13所、同善仁堂23所,共170余所[13];上海在时期的慈善团体共有119个[14]。这种比较,既纠正了以往有失偏颇的/江南慈善事业盛于北方0的传统笼统认识,也从慈善事业研究的角度证实了/离开政治因素来谈论北京城市发展是不可能的0[15]。

二 慈善组织的救助功能普遍地

从/施养0转型为/教养0

慈善组织从救助功能的实现程度而言,分为治标型与治本型两大类。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通常附属于官方荒政体系,具有典型的临时性与临事性,且时常因为无法保证充足和稳定的经费来源,故而绝大多数属于治标型救助机构。它们以收养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为主要救助方式,以施养为手段达到道德教化与社会控制的目的。到了近代,受到西方救济理念的深刻影响,一部分先进的思想家开始批判和反思传统的慈善思想,既抨击封建等级制度下以恩惠施养为典型特征的落后的救济方式,又介绍与鼓吹以教代养的新型救济思想,提倡以传授知识与传习技能的长远性根本

然而,由于清末国库空虚、财政罗掘待尽,初期则军阀混战、政权迭变频繁,晚清与政#99#

救助替代一次性衣食救济¹。

传统慈善救助思想与实践模式的这种近代化转型,在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慈善组织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由前面表1可知,清代各个时期设立并延续到光绪年间的慈善机构,基本上属于施养型救济机构。光绪朝中后期开始,在/实业救国0思潮以及西方先进救济理念的双重影响之下,晚清首先在直隶地区创办一批工艺局场所,旨

表3:清末顺天府实行寓教于养救济方式的主要慈善组织情形º

名称功德林习艺所挂甲屯成善教养局顺天习艺所

地址

设立时间

原为功德林粥厂

原为挂甲屯成善粥厂。分设蒙养暨工艺半日学堂、两等学堂。设织布、条带等六科。

神机营胜字光绪三十二收取轻罪人犯,并酌收贫民使作工艺。设有宽布科、带科、木工科、筐科、粗布队操场旧基

年

科、毯科、印刷科、染科、毛巾科、席科等。

基本情况

性质

在解救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和京城贫困危机,尔

后逐渐在全国推广。作为/首善0之地的京城与顺天府各州县,这种寓教于养性质的机构自然为数不少,主要情况见表3。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晚清慈善组织的救助功能发生变化是/新政0的产物,它们大多是学制改革、司法改革与农工商改革的附属产品与/意外0收获。

普济堂教养局广仁善堂、广育善堂

京师广安门光绪三十二原为普济堂粥厂,后改为顺天教养第二局。专收贫民子弟学习粗浅手艺,并设外大街路北

年

光绪六七年

广渠门外娄

半日学堂。常月经费银500两;历届冬令,领棉衣裤200件,散放艺徒苦力。收养贫苦幼孩,延师课读;质地愚鲁者,令其学习工艺。兼办敬节育婴保婴,且教艺孀妇无依者。

冬春放粥,养济贫民,并括收贫民子弟教以普通知识,能自谋生为宗旨。附设

育英小学堂,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地理、历史与体育。曾添设广仁织布工官协绅办厂,后因资本较重遂停。蒙养、习艺结合。

广渠门内板厂

光绪三十二年

广安门大街路北

光绪三年

收养婴孩、运葬殇孩。附设初等小学堂。每年额支1280余两。

官督绅办官督绅办

同仁粥厂家沟齐家花光绪十九年园

赈恤所大兴县育婴堂

蓟州习艺所择署东房屋三间为习艺室。粮食材料并看役工食均由官筹。

试办习艺所,仍兼办暖厂。冬季暖厂收养百人,常年习艺学徒40余人。宣统元年设条带、织席、裁绒科。编筐、织布。

王恕园等五处粥厂及清真寺粥厂合并,另创设教养局。专收通州贫民,年

官办

宛平县资善堂房山工艺局

绅办

通州教养局等

力强壮者入局学习纺线、织布、编席等艺,老弱疾废者归粥厂就食。暖厂及栖流所两处,分别收养贫苦老弱疾废妇女男丁,附设女教养局,专收贫妇及十二岁以上幼女学习纺线、织布、编席、编筐等工艺,并将栖流所改为习艺所。

进入以后,北京内外城更是涌现大量的以教代养型慈善组织,见表4;并出现专为/救济

市民小本经营、农工商之缺乏0的贫民借本处与应/救济失业及调剂劳动需要0而设立的失业介绍所等新型机构。根据5北京慈善汇编6进行统计,时期京城以教代养性质的慈善组织占全部的40%左右。这个比例远远大于全国其他地区,基本可与上海慈善团体(119个)比肩,其教养型比例亦不过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慈善组织是全国慈善事业处于新[14]

[16](p204~205)

旧共生时代、并由传统施养向近代教养模式转型的一个特殊而典型的生动缩影。

¹ 主要参见以下研究成果:王卫平5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

的思想基础6,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田毅鹏5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6,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蔡勤禹、李元峰5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6,东方论坛,2002年第5期;王卫平5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6,江苏社会科学,

2005年第1期。

º 资料来源:一档馆藏5顺天府全宗6第42~45、53卷;巡

警部第7、126、261卷;会议政务处第280卷。#100#

表4:十二年北京内外城慈善组织的类型与数量¹

(单位:个)

数量名称区署半日学堂平民小学校平民夜学校聋哑学校工厂习艺所工读园养老院贫儿所孤儿院育婴堂收养院疯人院残废院慈幼院粥厂防灾会赈灾会救济会地方服务团

内城281621144252014112448145

外城23151160000111110030551

数量名称敬惜字纸施舍善书买鸟放生善社水会施舍米面施舍棉衣施舍棺木施舍钱文施医院施舍医品诊疗所贫民养病院施舍茶水暑汤失业介绍所京都市人力车夫休息所济良所贫民借本处其他服务社会机关

内城外城41078517151114111094

411317124038321106172

机构。九厂中设立的科目(即生产部门)包括图画科、织工科、提花科、绣工科、卫生衣科、染工科、料工科、扳金镀镍科、胰皂科、铜铁科、木工科、藤器

269卷)科等[18](258、。又如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在

原来创办北京慈幼局的基础上,于九年十月正式成立香山慈幼院,/教养贫苦子弟。,,其教育之妥善、设置之完备、建造之宏壮、秩序之严肃,诚为全国学校之翘楚,彼慈善学校又何敢望其项背?0

[1](p95~96)

。它下设五校,其中第四校为农工

实习场,农业有农场、家畜饲养场、养蜂场、动物园、植物园五所,工业有铁工场、木工场、陶工场和化学工场四所;第五校开办有机器、染织、制革、印刷、织袜与地毯等工厂[16](p141~143)。这些传授谋生技艺的慈善组织以其强烈的针对性、及时性与灵活性,收到养教结合的双重救助功效。

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地区新型慈善救济机构的区域分布特点是京城多、各州县少;内城多、外城少。形成这种地域布局的最大制掣因素是经费问题与救济资源的严重短缺。各州县较之京城财政状况更为拮据与窘迫,无力举办自成体系的较大规模的新型慈善事业。例如,蓟州/地瘠民贫,素鲜盖藏。一遇水潦,每致十室九空。民间衣食艰难,自顾尚不暇给,焉有余力以济人0。同时,内城多达官贵族居住,外城为贫民与游民的聚集之处,因此,救助资金与资源较为宽裕的内城比外城拥有更多的慈善组织也就不足为奇。

近代北京地区慈善组织发生功能性转型,与慈善救助主体的转换及慈善组织自身的积弊有着紧密联系。一方面,从晚清到,救助慈善主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直以来,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对民间慈善活动具有很大的排斥性,个人善行与皇家仁政不能相提并论,仅具辅助及点缀意义。这种伦理文化特征在/天子脚下0的北京地区,反映尤其显著。然而,晚清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毕竟也在寻求社会救济良方)))即便仅仅是顺水推舟式的被迫举动而非积极行为,故而清末新型慈善组织表现出主持或者官督民办的浓烈色彩。/在近代社会,各项(灾害与贫困)救治措施实质上是特殊条件下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形式,并借助维持封建社会生活秩序的发展,以保证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

¹

[19](44卷29号)

根据教养的内容,新型慈善组织主要有两大类别。一种是重视传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途径是举办各种新式学堂与教育机构。宣统年间各州县举办的慈善性质新式教育与启蒙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多达110余所;初期京城则开办各类半日学堂、平民小学校与夜学校等。这些学堂与学校除继续讲授传统的儒家经典之外,还传授西方各国语言、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也开设增强体格与提高审美情趣的课程。例如京师三城女学传习所开设的主要课程为: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理科等,辅助课为裁缝、编物、图画、音乐、唱歌、体操等;日本人创办的私立文明学校,设置有日本文、英国文、算学科、法政科、催眠

2081、13号)

术科等课程[17](2338、。这些琳琅满目、兼蓄中西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无疑扩大了教养型教育慈善组织的社会影响力。

另外一种新型慈善组织是设置简繁不一的生产部门,侧重传授具体的谋生技能与手艺。例如光绪三十四年庆亲王奕等奏请在/首善0之地京师设置的九个工艺厂(合称/首善工艺厂0),即为/兴实业而惠穷黎,宗旨在教养贫民0的官办慈善资料来源:刘锡廉5北京慈善汇编6,十二年,第41~46页。#101#

转0,因此,清末京城民间慈善活动始终笼罩在官办的阴影之中,是大树脚下的孱弱小草。早在20世纪初期,日本人经过考察就已作出类似结论:0这些慈善事业(注:清末北京的慈善事业),官营者当然出自预防民间作乱成为乱民,以免危及国家平治、社会安宁。同时也有意向全国施以恩赐,即为使国民感谢朝廷之恩,成为忠良臣民,支出库银经营各种慈善事业0。

到时期,救济行为与民间慈善事业的职责权限开始明确划分,传统慈善组织经常涉足的教育、医疗卫生、救灾等领域主要由负责,以往包括官办和民办两种参与力量的慈善事业如今几乎成为单纯/民间救济0的代名词。同时,民间慈善事业一方面逐渐摆脱对的行政隶属关系,走上相对的业务操作道路;另一方面又被以法律名义纳入救济行政管理之中,从而获得合法化的社会身份。这种貌似矛盾的依附与自主的模糊游离状态,并非不可理喻的悖论,反而折射出初期/国家与社会在慈善公益事业领域里0的资源争夺与力量妥协[22]。

另一方面,传统慈善组织能够进行蜕变式转型,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其自身的与积垢使然。这里仅以粥厂为例。/清代在北京城内外官办和公助私办的煮粥厂多达四五十处0[23](p382),它们在饥馑时期的确发挥了收养贫弱、拯救生命

日期初二初四初五初六初八初十十一十四总计

男大丁346132163125322239244343243929725

男小丁1213172321432285166317111827153314098

女大丁5143512253686125622774246853612448386

女小丁1867228725363152215417262374312319219

[21](p422)

[20]

的巨大功能,例如光绪二十四年正月通济门外粥

厂的赈济情况(见表5)。然而粥厂内部积弊无穷,因公肥己、敷衍塞责、监守自盗等现象屡见不鲜。/火车一拉鼻儿,粥厂就开门儿。小孩儿给一点儿,老头儿给粥皮儿,搽胭脂抹粉儿的给一盆儿0[24](p47),即为对施粥不公的形象说明。宣统年间5进化报6的一则/本京新闻0,对京城具有慈善救助性质的平粜局的舞弊情形也进行过大胆揭露:/齐化门内弘兴寺平粜局所出的现象,是一言难尽。,,该局门外的巡警,是左厅二区的,就管门外弹压,不管院内的事情。院内也有巡警,可不是区里的,是人家顺天府派来的。这把子巡警,顺天府的是时常调戏妇女。,,该局买米的分为三等:曰男子,曰女子,曰美女子。男子一个人就买一份,还费好大的事情;女子一个人可以买两份,并且不费事;要是美貌的妇女,一个人可以买好几份呢,外带着是不费事。这还不要紧,听说该局官役,跟买米的人等很有勾串的情事。,,如今官场的毛病,许他作不文明的事情,不许你说他不文明,永辈子没认过帐。0[19](47卷61号)其他慈善救济机构内部因管理不善而导致的现象同样枚不胜举。这种状况倘若不予改善,必然会被历史淘汰。因此,传统慈善组织发生功能性转型,其自身存在的消极因素也应列入考察范围,毕竟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才使事物突破量变飞跃到质变层次。

实际人数1168412348131721379413968152501537813744109338

粥米数量58石4斗2今61石7斗4升65石8斗6升68石9斗7升69石8斗4升76石2斗5升76石8斗9升68石7斗2升546石6斗9升

柴薪数量87担63斤92担61斤98担79斤103担45斤104担76斤114担37斤115担33斤103担8斤820担2斤

表5:光绪二十四年正月通济门外粥厂施粥情况¹(单位:人)

三 慈善组织在管理上借鉴西方模式并走向联合化

慈善组织的管理包括许多方面,本文限于篇幅仅谈一个问题:即西方来华势力在北京设立的慈善组织给予传统慈善事业带来的影响与启发,以及管理制度方面由此而发生的重大变化,即走向联合和统一。西方来华势力主要指教会力量,晚清以后它们成为近代北京地区慈善救济事业新鲜的有力的组成部分。根据5北京慈善汇编6统计的西方慈善组织如表6;另外,依据其他资料统计各国来华势力在北京设立的慈善性学校与医院见表7。

¹ 资料来源:一档馆藏5顺天府全宗6,第49卷第58号。#102#

表6:十二年统计北京内外城西方势力举办的慈善组织概况¹

名称

无(施舍面票)民本小学校仁慈堂妇孺救急会人力车夫休息所

京都人力车夫休息所(王府井大街)京都人力车夫休息所(米市大街)美国医院协和医院服务部青年服务女工厂救世军法国养老院法国施医院天主堂施药所天主堂附设医院慕贞女子小学校

救济贫民教育学童收养婴儿

遇到战事预防危险便利车夫便利车夫施舍茶水施医

办理慈善各事以针业作工代赈每年冬季施放贫民粥食救急孤苦男女老人施治男女老幼病症施药施诊药教养女界人才

宗旨

举办者美国人巴尔穆美国人法国仁爱夫人美美会全体美国贺庆人公理会公理会儒拉

美国普大夫人艾德敷夫人英国人保威廉林主教噶巴叶马利亚克理盟美国吴教士

光绪13年11年11年7年8年光绪31年10年10年5年光绪27年光绪27年10年4年10年

设立时间11年

表7:清末民初西方各国在北京创办的救济性学校与医院等

国家

名称

育英学校潞河书院(中小学)崇实中学贝满女校汇文大学

美国

潞河书院(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燕京女子大学协和医学堂大常育幼院

日本

文明学校东文学社日英语学校东文学社

德国法国

德华学堂宠爱堂孤儿院救贫医院

英国

启明瞽目院救世军培德院

同治9年21年1901年光绪28年4年

顺治门内石驸马大街宣武门外前孙公园琉璃厂东北园南极庙西

京师正阳门内化石桥甘雨胡同东城小取灯胡同

顺天时报2314号。

张宗平、吕永和(译):5清末北京志资料6,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顺天时报1639号。

张宗平、吕永和(译):5清末北京志资料6,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创办时间14年1867年11年15年13年13年1905年1906年1906年15年

东单北帅府园东口东城菜园子

顺治门外椿树三条胡同

张宗平、吕永和(译):5清末北京志资料6,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顺天时报13号顺天时报2313、2314号。

崇文门内船板胡同

地址

资料来源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组:5北京史(增订版)6,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396页。

这些慈善组织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对华侵略的先行军,在传教的同时也进行文化传播、社会救济等公益事业,客观上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

风俗等方面给中国带来一些积极影响,/以教育、

¹ 资料来源:刘锡廉5北京慈善汇编6,十二年。

#103#

慈善救济、医疗作为三项主要切入点进行传教,促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物质科学和社会救济工作的重要性0[25]。若从慈善管理制度来看,模仿并借鉴近代西方国家的慈善救助模式、组建自己的大型慈善联合团体,是西方慈善组织给北京传统慈善事业带来的最大启迪。

鉴于北京地区慈善团体基本上是自发形成并各自为政,在运行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统一性管理,难免造成力量的分散和资源的浪费,从而陷入/屡救而不济0的泥淖与恶性循环中;而且,众多雷同的小型单一救济机构催生/懒汉现象0,遭到时人讥诮与抨击:/(北京慈善组织)皆是各司其是,小异大同,惜无联络之精神,,常此以往,虽糜费巨款,可难达完全地位,徒令一般困苦同胞反生倚赖性,质殊失救济之本意。0而西方慈善机构的救济效果给予的强烈冲击,刺激京城慈善界人士强烈呼吁在多样性的慈善组织基础上应加强联合,/倘能施以普通教育、家庭手工艺,并助以临时慈善,全城联为一气,共同拯救,不数年间必有一番新气象矣0[1](5弁言6)。因此,进行慈善组织的分类管理、优化整合并走向联合统一是年间管理制度方面的显著进步与鲜明特色。据统计,初期成立的较大规模的联合性慈善组织有二三十个,下面略举一二。

以/京畿一带贫民众多,每届冬令饿殍载途0,而成立于十一年的京畿粥厂,是专门负责京师内外及四郊暨大兴、宛平、通州、密云等处26个粥厂的统一组织。其筹备处位于东安门外北池子,后专设稽查科并派稽查员于放粥时期分赴各粥厂进行监管。此26个粥厂每月领粥人约四五万丁口,领赈衣者三万五千余名;1845年左右,由英国人伟良佐治创设的世界教青年会,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至十二年各城市青年会已有30余处,学校青年会近300余处。其中北京教青年会所设教育股分管通俗教育、劳工问题、慈善事业及造就服务人才等事宜,/尤以联络全城服务士女,共挽社会狂澜为主0;由教青年会主要成员组织创设的北京地方服务团成立于八年,事务所设于灯市口。内设贫民生计所、妇女习工厂、贫民学校、儿童游戏场、贫民借本处等机构,因颇有成效,各处仿者已有六处。后组织成立北京地方服务团联合会,/以期全城慈善事业通力合作,扩充事业遍及全城0;设立于外交部街的京师公益联合会,于十一年四月由汪大燮、恽宝惠、刘锡廉等发起,其宗旨在专办北京慈善事业;

¹

[1]

北京慈善性水会的联合团体京师外城同善总局统

一管理外城及四郊32处水会。另外如恒善总社、北京中国三教圣道总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京旗生计维持会、北京老弱临时救济会、京都市人力车夫休息所及北京市各慈善团体联合会等

[16](p128~129)

,恕不赘述。它们均以加强

联络为要旨,共同推动京城慈善事业走上联合与统一管理的近代化道路。

慈善组织在管理制度方面出现联合化的趋势,除了向西方模仿、提高救济效率之外,还有一个内部原因,即慈善组织的管理者与组织者的构成成份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一批新型的官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接受并掌握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知识,拥有煊赫的社会地位与雄厚的资金、财富,加上他们积极的人格魅力与丰富的人际网络,使得他们成为近代慈善事业的新生力量与希望所在,给北京地区的慈善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并推动传统慈善组织进行自我更新与调整。例如光绪三十一年创办的官办慈善救济机构京师习艺所,宗旨在于/惩戒犯人,令习工艺,使之改过自新,籍收劳则思善之效,并分别酌收贫民,教以谋生之计,使不至于为非0。该习艺所所长世常与委员昆山、延龄等,均曾于光绪二十七年赴日本东京警视厅留学;看守官福来、崇福等也曾入警务学堂学习。因此他们在参与制定章程和进行日常管理时能够作到/参考各国制度,斟酌地方情形0¹。另外时期涌现出一批社会名流,他们热心参与和主持各种慈善活动,如熊希龄、汪大燮、喀拉沁王、孙宝琦、赵而巽、钱能训、朱启衿、恽宝惠、王人文等,当然也不乏博学多识、忧国忧民且颇具眼光与胆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其中为北京地区慈善组织走向联合一体化做出突出贡献的刘锡廉等人即为典型代表。

西方势力渗入并影响中国的慈善事业,/从社会养育功能方面昭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0[20](p368);同时对北京地区慈善组织的考察,显示出该地区近代慈善事业强烈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气息。尽管清末民初北京慈善组织留有深刻的半殖民半封建烙印,然而它更是中外慈善行为彼此模仿与相互改造的结晶。下面这段资

陈建明:5近代教在华医疗事业6,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宋光宇:5从中国宗教活动的三个重要功能看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宗教互动6,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104#

料,道出的应该不仅是日本人如何分析欧美及日本人在中国开展慈善事业的异同:/外国人参与开办的学校在北京有十余所,欧美人开办的学校,因借助教会或本国的力量,基础坚实,经费亦充足,因而校舍及设备也较完备。与之相反,日本人参与开办的学校,因靠个人资力,故基础不牢靠,经费亦不足,校舍及设备也难免极不完善。,,加之欧美人能从教会或其他方面得到一定的俸给而从事教育,但日本人却靠自己经营学校而解决衣食。又欧美人多能熟练运用中国语,而日本人却不然,其原因在于欧美人来北京后,在一定时间内在教会里学中国话,然后从事教育,而日本人来北京尚未学习中国话即从事教育。0

[21](p210)

局,想必是/皇城0根下北京地区的/先民们0所始

料未及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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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因此,

与其说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的艰难转型是个模仿过程,不如说是传统慈善自身改造与外来慈善模式

本土化的一个互动过程。

余 论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传统的慈善组织一直扮演着辅佐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调节器0角色,并常常由于官方的强制涉入,致使救济与民间慈善的行为领域呈现相互交叉与渗透的特征。近代西风东渐,猛烈荡涤着晚清帝国的方方面面;救济理念与公益思想更是强烈撞击着因袭千百年的慈善传统这座古堡。这种夹杂着失落与收益的转型/阵痛0,由/首善0之地北京地区逐渐蔓延、辐射到全国各地。之后,慈善救济事业加速了自我更新的步伐,涌现出一大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新旧模式的更替,潜含着丰富的权利、生产力、伦理道德与中西文明的复杂纠葛与妥协,最终结果是诞生了近代慈善公益事业:由于/中西现代化赖以发生的传统社会不同0,中国现代化/反映在公益事业发展上,表现为-小共同体.和-社会.的同时觉醒0,/传统时代受到大共同体压抑的小共同体公益在近代化中大有发展,并与西方传入的公民社会公益形式并行乃至交融式地成长,形成了奇特的公益景观0[26](p230)。也就是说,在近代社会变迁的洪流中,作为古老慈善行为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异,慈善公益事业开始更多地以追逐和尊重个益为目的,而与昔日的皇权恩赐之内涵格格不入。社会变迁给慈善救济领域带来的巨变结

收稿日期 2005-06-01

作者王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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