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地处我国中部地区,是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及联结东、西部地区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湖南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湖南省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1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主成分分析
1.1构建指标体系
结合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着科学性、可比性、典型性、可获取性的基本原则,选取3类8个单项指标构成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人均GDP(X1)、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2)、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X3),用来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实力和产业结构高度;非农业人口(X4)、社会消费零售总额(X5)反映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X6),反映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投资环境;。
。。选取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益阳、郴州、永州、怀化、娄底等13个地级市(湘西州吉首市为县级市人口、经济规模偏小,因此,此处未作比较)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比较研究。
(2)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原始数据标准化的方法很多,主要运用极差值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其计算公式为:
正向指标:Xij′=
反向指标:Xij′=
其中,X、Xmax、Xmin、X′分别代表原始数据初始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化值。
1.3主成分分析过程
。利用因子分析技术,对2005年的数据矩阵进行处理,根据其特征根分布特点(碎石图),可判断选取3个主因子比较合适,其累积方差达到90.567%,能够解释全部信息量的近91%。
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各个成分的特征根、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见表2)和主成分载荷值(见表3)。
(1)第一主因子——经济综合实力。第一主因子特征值达到3.420,贡献率达到42.746%,该因子与人均GDP、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非农业人口、人均电信业务收入、货运总量呈高度相关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实力,因此,可以把它归纳为经济综合实力。
(2)第二主因子——投资环境。第二主因子贡献率达到30.306%,该因子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高度相关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和商业情况,因此,可以把它归纳为投资环境。
(3)第三主因子——产业结构高度。第三主因子贡献率达到17.515%,该因子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呈高度相关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经济的产业结构水平,因此,可以把它归纳为产业结构高度。在表3的基础上,可计算出第
一、
二、三主成分在各城市经济发展的得分,再按照三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即可得出综合得分(见表4)。
1.4湖南省城市区域经济差异特征
(1)城市区域经济差异显著。长沙作为湖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优势相当突出,从主成分综合得分来看,长沙(1.922)与排在最后一位的永州(-0.428)相距甚远,即使与排在第
二、三位的株洲(0.131)、湘潭(0.142)差距也相当显著。
(2)从地理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呈现出“湘中>湘东>湘西”的城市经济发展格局。经济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湘中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集中在湘东地区,而经济欠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湘西地区。
2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类型划分
依据综合得分可以把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经济发达、经济较发达和经济欠发达3个基本类型(见表5)。
2.1经济发达类型
该类型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和岳阳四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综合得分均大于0,远高于其他城市。长沙作为省会城市其经济极化作用相当明显,而株洲、湘潭是三线建设中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岳阳作为湖南的新兴工业城市,近些年来社会经济增长相当明显。2005年四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1658.372亿元、1554.373亿元、8.273亿元、868.227亿元,分别占全省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38.35%、38.62%、40.98%、41.21%,城市经济发展绝对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为湖南省经济中心区域。
2.2经济较发达类型
该类型包括衡阳、郴州和常德。衡阳是湖南省老工业基地,近些年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趋缓,逐渐被岳阳、常德等新兴工业城市超越,2005年其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126.385亿元、148.719亿元、66.06亿元、52.088亿元,落后于岳阳(282.474亿元、465.046亿元、122.266亿元、75.813亿元)和常德(255.826亿元、215.685亿元、74.826亿元、60.093亿元)。作为湖南“南大门”的郴州(127.317亿元、124.735亿元、79.951亿元、61.5亿元)借助靠近广东的区位优势,经济发展也较为迅速,部分经济绝对指标已经超过衡阳。
2.3经济欠发达类型
该类型包括怀化、张家界、娄底、益阳、邵阳、永州。该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的西部地区。怀化、永州分别与贵州、广西交界,区位优势相对较差,城市规模、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截至2005年,6城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分别为23.59万人、14.38万人、41.87万人、33.12万人、28.65万人、28.74万人。
3协调湖南省城市经济差异的对策
3.1强化长株潭城市群辐射和带动作用
抓住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两型社会”国家级试验区的机遇,加快改革,进一步发挥其核心增长极的中心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促进湖南经济的全面发展。长株潭城市群既是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也是带动湖南省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但是目前区域经济发展规模偏小,城市间区域经济协作机制不完善,行政区经济的痕迹相当明显,产业生产、消费网络空间并没有形成,还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初阶段,其辐射和带动作用有限。强化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的关键就在于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建立完备的协作、互动机制,明确城市的功能和产业定位,构筑完善的城市产业网络。长沙作为最具潜力的产业增长中心,应以第三产业为重点,加快发展商贸、金融、运输、科技、教育、文化、信息、旅游等产业,着重构筑现代科教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中心及信息中心,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株洲作为有基础优势的工业中心,应依托自身的交通中心地位,增创工业新优势,重点改造提升有色冶金产业、轨道机车及车辆产业、化工原料产业、建材产业,培育发展新材料、医药保健制品、先进制造技术和环保节能降耗等高新技术产业;湘潭要加速传统工业产业的优化升级,力争建成一个新型的加工工业和精细化工工业中心,形成国内领先,且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实力的城市群,从而带动湖南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2培育地方特色产业集群
大量经验表明,地方产业集群或地方企业集群正在推动着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国外的“硅谷”、“128”公路以及“第三意大利”;国内浙江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集群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湖南省地域广阔,地理条件千差万别,如中、北部地区为丘陵、洞庭湖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十分有利于工农业发展,而欠发达地区的西部地区多丘陵、低山,交通不便、能源缺乏、工农业经济基础薄弱,但山川秀丽,少数民族集聚,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因此,需针对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结合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积极实施不同的区域产业集群,从资金和上扶持地方产业集群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是缩小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途径,如湘中长沙——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株洲、湘潭——重化工业、制造业集群,岳阳——石化产业集群以及大湘西张家界、吉首——旅游、微生物发酵产业集群,继续做大做强民族特色产业集群,构建和谐社会。
内容摘要:本文以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的代表性指标,选择城镇化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市区建成区面积为解释变量,构建城市经济发展多元回归模型。并对河南郑州、开封进行实证分析,描述经济发展的运行轨迹,对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定量研究。
关键词:经济发展模型 多元回归 相关分析
城市经济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从中选择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指标,与城市的人均经济总量进行相关分析,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描述城市经济发展的运行轨迹,并对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城市经济发展模型的研究
(一)分析指标的选择
人口、土地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素。反映人力资源的指标有总人口、城镇人口、从业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率)等,考虑到城镇化率是一个能够综合反映人力资源分布以及人力素质的综合指标,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选择城镇化率作为反映人力资源的指标,能比较合理和准确地衡量城市化水平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反映土地资源的指标采用市区建成区面积指标。反映资本投入的指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指标采用人均GDP 指标。上述三个指标是否与人均GDP存在着相关关系,可以计算其相关系数来判定它们之间的相关强度。
本文运用河南郑州市和开封市1994―2006年的统计数据,以人均GDP为经济变量,分别以城镇化率、市区建成区面积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解释变量进行直线相关分析,计算各解释变量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
直线相关系数是用来度量两个随机变量之间线形相关关系强度的指标。河南郑州市、开封市人均GDP与城镇化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市区建成区面积的直线相关系数均在0.9以上,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选择城镇化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市区建成区面积作为解释变量,对城市的经济发展进行定量分析。
(二)城市经济发展的多元回归模型
城市经济发展的多元回归模型构造为:
y = a+b1x1+b2x2+b3x3
式中:y为因变量,x1、x2、x3为解释变量,b1、b2、b3为回归系数。
其中:y代表人均GDP;x1代表城镇化率;x2代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x3代表市区建成区面积;b1表示在另外两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的数额;b2表示在另外两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每提高1亿元,人均GDP增加的数额;b3表示在另外两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市区建成区每增加1平方公里,人均GDP增加的数额;a表示难以用城镇化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市区建成区面积来解释的部分。
河南郑州城市经济发展模型的实证分析
河南郑州于2006年人均GDP(按当年价格计算)达到27961元,较1994年增长4.65倍,年均增长15.52%。本文运用河南郑州市1994―2006年的统计数据,建立郑州市经济发展的多元回归数学模型为:
y = -4722.42+146.9x1+5.069x2+69.434x3
R2 = 0.970F = 96.693n =13
模型拟合程度较高,通过t检验和F检验,复相关系数R = 0.985,说明郑州市人均 GDP与城镇化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市区建成区面积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
(一) 城镇化率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城镇化率是反映城市化进程的核心指标,它反映人力资源向城镇的聚集程度。城镇化率指标是一个综合指标,它受城市规模、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b1=146.9,表示郑州市的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人均GDP增加146.9元。近年来,河南郑州市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5.36%提高到2006年的60.27%,6年间提高了24.9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的提高对郑州经济的发展发挥了较大的积极影响。城镇化率的提高,标志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人力资源的保证,另一方面又给城市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据有关研究资料分析,武汉、上海、厦门等城市的城镇化率指标均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就说明城市人口的增加已给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
(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量,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提高反映资本投入的增加。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b2=5.069,表示河南郑州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每提高1亿元,将带动人均GDP增加5.069元。近年来,河南郑州市的固定资产投入明显加大,2001―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达到2542.13亿元,2006年更达到1031.99亿元,年均增加149.1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已成为拉动人均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另外,郑州市的固定资产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较大,具有一定的先瞻性,功效不能立即显现出来,但可以产生良好的“滞后效应”。
(三)市区建成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市区建成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区面积的扩大可以使城市的发展不受旧城区的,有利于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发挥城市集聚效应。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b1=69.434,表示郑州市的市区建成区每增加1平方公里,将带动人均GDP增加69.434元。近年来,郑州的城市空间有较大的拓展,市区建成区面积由2000年的133平方公里扩大到2006年的282平方公里,增加了1.12倍。市区建成区的扩大,对郑州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拉动作用。
河南开封城市经济发展模型的实证分析
河南开封市2006年人均GDP(按当年价格计算)达到10106元,较1994年增长4.17倍,年均增长14.68%。本文运用河南开封市1994―2006年的统计数据,建立河南开封市经济发展的多元回归数学模型为:
y = -1373.25+4.094x1+31.012x2+77.859x3
R2 = 0.967F = 86.840n =13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回归系数b1=4.094,说明在其他两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仅提高4.094元。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不够大。这是因为河南开封市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就业结构和就业环境较差等原因所造成的。。
从就业结构来分析,2006年河南开封市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62.8:18.4:18.8。近2/3的劳动力仍大量滞留在第一产业,这不但导致农业生产的低效率,更重要的是浪费了大量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严重影响了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镇化率低,就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河南开封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河南开封市应当加快城镇化进程,优化经济结构,积极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把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来。
由于城镇化率对于河南开封的经济发展影响甚微,可以考虑在回归模型中剔除城镇化率因素的影响,剔除城镇化率因素后,建立河南开封经济发展多元回归模型为:
y = -1301.966+31.580b1+31.580b2+77.618b3
R2 = 0.967F = 144.719n =13
模型拟合程度较高,通过t检验和F检验,复相关系数R = 0.983,说明河南开封人均 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市区建成区面积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
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b2=31.580,表示在另一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每提高1亿元,人均GDP将增加31.580元。回归模型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加对河南开封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拉动作用,2006年河南开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166.29亿元,近五年来年均增加24.46亿元,河南开封的经济发展对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依赖性更强。
回归系数b3=77.618,表示在另一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市区建成区每增加1平方公里,人均GDP将增加77.618元。近年来,河南开封的建成区面积由2000年的67平方公里扩大到2006年的81平方公里。市区建成区的扩大,对河南开封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拉动作用。
结论
。
通过对郑州经济发展模型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河南郑州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城市,城镇化率的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加和市区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对郑州经济的发展都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河南郑州的经济发展已开始从单纯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拉大城市框架的外延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内涵方面转变。河南郑州应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使河南郑州的经济沿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河南开封经济发展模型的研究,可以看出,河南开封作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城市,城镇化率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还不够大,而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加和市区建成区面积的扩大依赖性较强。从经济发展模型中剔除城镇化率的影响因素,只是为了进一步描述开封经济发展的特点,并不是说城镇化率对开封的经济发展不重要,而恰恰相反,正是缓慢的城市化进程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制约了开封的经济发展。郑汴一体化的实施将会促使开封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改变目前落后的就业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步伐。郑汴产业带的开发,将会使河南郑州、开封的城区规模拉大。同时,在郑汴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各种生产和生活要素低成本自由流动,人力、资本、物资等国内外生产要素将向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聚集。随着郑汴组合城市的构建和发展,郑州、开封的经济发展将会跨入又好又快的运行轨道。
参考文献:
1.巩镇肃著.现代统计技术与区域经济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
2.梁玉红,蓝光喜.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7
【关键词】 农业 城市经济 发展 影响 策略
一、农业现代化发展及其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农业产业化必将带来农业市场化,而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农业市场化进程中又扮演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的角色。随着全球加速推动贸易自由化,各国产业结构改变的步伐也有加快的现象,尤其是农业部门在生产与就业上的比例加速降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趋势,但贸易自由化与产业结构的变动也同时增加了农业关联产业(包括食品加工部门、运输仓储部门、餐饮服务部门、旅馆服务部门等)的生产及就业。
农业的发展将带来充足的农业剩余,而这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备因素。通常情况下,农业剩余涵盖产品、劳动及资本三个方面的剩余。由于城市一般不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因而只有农业的不断成长才能保障城市的基本供给,也才能促进城市经济的成长。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劳动力的剩余,这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农业资本的使用者多是,这些资本被用来进行非农生产经营活动。一般说来,农业资本剩余越大,则工业和城市发展越快,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农业剩余对于城市发展具有两个作用:一是农业剩余的存在,可以使工业人口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二是只要有一个持续增加的农业剩余,工业扩张就与资本存量无关,决定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唯一变量是农业剩余。
农业的不断发展对于城市经济具有支持性作用,这种作用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为城市提供较为充足的食物。在城市中,基本不会进行农业生产,这就决定了城市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物资,尤其是食物必须由城市以外的农业生产提供。由于城市居民通常比农村居民有着更高的消费水平,因而对于农业生产的依赖性也更大。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城市所需的农副产品对郊区的依赖程度就越大,城市对郊区农副产品的依赖却不会改变。所以,农业所能提供的食物数量决定着城市化的人口规模。其次,为城市提供进行经济活动的原材料。。城市经济的重点在于发展工业,而这又需要充足的原材料加以支撑,否则工业经济活动根本无法开展。就轻工业的原材料而言,其大多为农业生产的果实,如棉花、粮食等。因此,缺乏农业提供的原材料也就是缺乏了工业生产的基础,城市经济也就无法顺利开展。再次,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第二、三产业的出现和集聚,加强了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这个分工过程需要农业提供有劳动能力的剩余人口。如果农业不提供劳动人口,非农部门就不能兴起,城市也就不能产生。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能够以多大的规模为城市提供劳动力资源,是由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农业释放的劳动力数量,进而决定着城市化的人力规模。最后,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通常来说,农业生产会带来较多的剩余资金,这些闲置的剩余资金可以被用到非农经营活动中。这种类型的利用程度越高,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就相应较高。与之相反,如果农业生产不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剩余资金,则城市工业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也就相应的缺乏资金的保障,导致城市经济的规模与发展速度都会收到约束。
二、科学开展农业生产,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策略
1、农业生产科技的知识化推广
最近因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通过快速信息系统来传播信息已具相当效力。因此,农业生产科技知识化的首项推广工作,即是要构建重要作物的信息系统,以方便经营者能具时效性的搜寻、查询、学习和使用科技新信息,而次要进行的推广工作即是要建立农业科技知识信息网络,内含农业科技知识管理系统和专家顾问咨询系统。不过,未来农业科技知识信息网络所产生的知识附加值并不仅限于农业经营者所获得的工作效益,因为所有农业科技研究、教学、推广人员及农业经营者均在该网络内进行知识信息的转化和转移活动。农业经营者虽是知识信息网络内的主要信息消费者,可是他却能提供原生态创新知识给其它网络互动者来学习,其原生态知识也能整合在整体知识网络内。形式上,建立一个庞大公开和随机存取的数据库或信息系统则可容纳所有网络行动者的创新科技知识(含原生态知识),它提供给所有需求者使用。相对而言,个别行动者群体也可建立区域性或专业性的信息支持系统,以随时扩大科技知识的附加值效应。比较来说,农业生产的科技化、自动化、信息化或数字化是第三层次的知识化过程,所以未来的农业生产知识化过程,应努力建立各种信息系统及科技知识网络。
2、农村生活的知识化推广
改进民众生活环境和水平一直是各部门多年来的工作重点,因此,农村随着现代化的推动,其生活教育会与城市地区同步开展。除了各级执行社会教育和社会工作机构长期落实家庭、青少年教育计划以外,各农村地区野营进行家政推广教育工作。因此,整体上,目前农村生活的知识附加值已充分具有内隐知识成长基础。所以,未来农村生活知识化应进入第三层次信息传播活动过程,也即是应立即建立农村生活信息支持系统,使得农村妇女、青少年及老人产生有效的生活决策。由于信息科技的进步,近年来,社会生活信息系统已具有相当成熟的规模和功能效果。因此,未来可转化一般社会生活信息系统成为农村生活信息的支持系统。另一方面,农村生活者一直具有优良质量的原生态创新知识,这些知识具有解决农村特性问题的效用。因此,未来可构建农村生活知识网络,并将农村生活原生态知识系统纳入网络中。而除了建立电于化信息系统以外,目前应可开始筹划建立生活专家咨询顾问服务制度,其顾问专家可来自一般社会生活机构的专业人员和经过培训的农村生活咨询顾问师。比较上,从推广对象的信息应用能力而言,农村青少年生活知识附加值应可依赖于电子信息传播服务,而农村妇女和老年人口则可能更需要个别专家的生活咨询服务。
3、农业生态的知识化推广
目前由于国内全面进行环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活动,农业生态教育也正积极展开,但农业推广工作还是尚缺乏生态教育活动成果。因此,未来应以农民为对象而积极建立和执行农业生态教育系统。在学习特性上,生态教育更需要通过集体行动而学习。所以,未来则可针对农场、产销班或农作系统(Farming system)的所有对象来筹划教育支持系统。农业生态是一种反省性知识,它是对现代性科学破坏的批判。所以,农业生态的知识附加值主要反应在生活质量方面,而不是对市场效率的贡献。当地区民众对生活环境产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时,生态、教育便可能落实成为地区居民的共同行动。当然,建立农业生态、信息系统也有助于居民的环境发展,不过,通过集体互动、讨论和寻求发展共识才是促使生态知识附加值的主要条件,也才更可能建立乡村完整的生态知识体系。
4、乡村文化的知识化推广
因为长期以来乡村民众受现代化观念的影响,一直以城市或工商文化为发展目标,所以,乡村文化是逐渐在消失中,而乡村文化需要重新被唤醒,才有可能再扩大其知识加值效应。唤醒和激发乡村文化是近些年才进行的活动,通过农业营造运动的推展,各农村地区民众才开始反省乡村文化的存在事实和价值。然而,唤醒和活化乡村文化仍还需一段时期,因为反省性的学习需依赖民众组织为主导引动乡村整体的社会行动。可是目前乡村民众组织力不高,村委会在执行此项活动的意愿也并不普遍,同时,推广员也缺乏运作社会营销或社会运动的方法技巧,所以,加强推广人员的工作能力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未来可积极进行乡村文化教育活动,但教育效果也还是需要乡村民众均已植唤醒并认识真实乡村文化以后才能显著表现。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应该十分重视和区别什么是郊区的小城镇建设,什么是郊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按照实际情况有的效地做好工作。也就是说对农村的发展而言,除了需要进一步增强应有的坚定信念外,还要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概念,特别是要在认识论和方上下功夫,要努力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归纳起来农村要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是不要机械地一成不变地把城市说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唯一的象征,实践证明,城市并不是一切都完美无瑕,也有它客观存在的极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根本上无法克服的缺陷;二是也不要把自己说成一无是处,带上一顶无法摘掉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帽子;三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城市均拥有各自的资源优势和强项,而且随时间的推移二者的互补性会越来越强,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
此外,郊区农村的发展还要充分运用小城镇建设发展带来的经济上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由此直接获得的一切可能的商机,把目前不够发达的农村进而建设成既有乡村风貌又有科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的新农村。。因此,必须从这一积极的思维出发在思想上拨乱反正,注意纠正长期以来习惯上形成的历史偏见,特别是要从经济发展的科学出发,在实践中证明农村与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实际存在各自的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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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发展;作用
城市规划对现代城市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通过城市规划能够让城市更快更好的发展,同时也促进现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要制定科学的城市规划,这样才能够促进现代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篇文章主要对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分析,就如何做好城市规划更好的促进现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给予相关策略。
一、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1、有利于优化城市产业结构
城市规划主要是根据城市的实际发展情况,来加强对中心城区的改造和不断扩展城市,这样就可以通过城市规划来确定城市产业的分配,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1]。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到城市中心发展,城市中心集中过多的人导致城市中心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以及各种行业秩序混乱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通过对城市中心进行规划,投入资金对市中心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鼓励新型无污染产业的发展,加强对市中心企业的管理秩序,这些对城市中心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城市规划不断扩展城市规模,这样可以扩大城市的发展规模,有利于城市引进新企业、新行业的发展,同时还可以促进城市周边城镇的发展,实现城市产业的优化。
2、有利于增加城市的竞争力
通过城市规划能够不断完善城市的一些基础公共设施,城市在商业、文化、教育、医疗、体育、交通以及环境等,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上述基础设施的完善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可以吸引大量的人才到这个城市进行发展,这里有适合生存的条件,能够满足现代人们的生活要求。通过城市规划建立绿色城市,给市民提供一个空气清新、环境舒适的工作生存环境,有利于提高该城市的竞争力,有利于吸引其他地区的企业到该城市投资发展,这样就可以促进现代城市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3、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综合经济效益
通过城市规划能够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增加城市各个方面的协调运作,例如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进行生产,将该地区的产业放在同一地区,可以实现城市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将相同产业以及相关的产业进行紧密安排,实现产业一条链的建设,通过将具有相似产业聚集在一起,能够减少企业生产运输的成本,增加城市企业之间的合作机会,有利于促进该城市企业的发展,提高了城市的综合经济效益[2]。
4、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城市规划可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城市土地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根据现有城市的实际运行情况,不断调整,加强对城市土地的规划,能够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城市规划,建立有效的土地使用监督机制,同时还要制定符合当地城市发展的土地价格,高效的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城市土地的生产力,保证城市的社会、生态、经济效益能够达到最高,继而不断促进现代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城市规划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相关策略
1、结合城市特点规划
在制定城市的规划时,一定要结合城市的发展特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城市的空间布局相结合。例如对贵州城市进行规划时,要建立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就要充分结合该城市以及城市周边的乡镇发展的特点,来确定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和内容。贵州地区的城市规划不能够只考虑城市以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不顾生态环境的好坏,一定要充分考虑贵州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来对贵州地区的城市进行规划,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城市污染问题,一定要坚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对城市的环境保护。在城市规划相关工业布局上,一定要结合城市的地域特点和城市空间合理配置工厂地址,相关产业聚集一起,这样就能够促进城市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减少企业发展成本,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发展[3]。
2、加强对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
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能够增加城市的吸引力,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所以要不断加强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例如贵州地区的城市在规划时,需要特别注意对公共设施的建设,需要在城市的公共设施上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逐渐完善在教育、交通、医疗、体育、金融等方面的建设。同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贵州绿色城市的建设,提高城市空气质量,减少环境污染,给市民创造一个舒适宜人的生活、工作环境。同时贵州地区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构建,建立便利的交通环境,加强地下管道和通讯网络的建设,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到贵州城市,促进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3、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管理
通过对城市进行规划,对城市土地进行了分配,但是分配的城市土地并没有及时的进行投资建设,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此,要制定有效的措施来加强对城市的土地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督促相关部门加快对城市的建设,更好的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4]。
结束语:
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其中城市规划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提高城市的竞争力、经济效益以及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在制定城市规划时,要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结合城市的发展特点,合理规划城市,促进现代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阳,王慧.能源盐化工基地建设对榆林城市规划与发展的影响作用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8(03):63-
[2] 王琴梅,马莎.文化擦亮城市的面孔 思想决定城市的战略――访国际建筑大师张在元[J].中华建设. 2012,08(05):78-79
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概况
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与飞跃性发展被称为一个奇迹,殊不知作为日本近代开端的明治维新同样是一个奇迹。短短30年间,由蔽塞落后的封建岛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其转变之快、发展之迅猛令人叹为惊止。经济发展决定社会变革的走向,那么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态呢?本文通过与同一时期欧洲城市的发展进行对比,研究近世日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特征。
从日文文献中可以知道,日本的经济发展在18世纪期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期间,以每年0.7的增长率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也就是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已经有了近代化的萌芽。0.7的经济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值一提,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平均水平来看却是不容小觑的数字。不仅地方上的区域市场之间的交易增多,连接京都、大阪和江户(东京)的统一市场也逐渐形成。其中,大城市在人口结构、阶层构成、平民的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水准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中世(12世纪末~16世纪末)的日本社会与欧洲社会一样,都是建立在庄园经济之上。原则上来说,所有的国土都被京都和奈良的贵族、寺庙神社、武家等势力分割占有。每个庄园都有自己小规模的市场,但是庄园本身并没有发展为城市。这主要是因为中世纪农村的社会生产力过低。但是,在庄园征收的税租(农作物或者金银)向京都或奈良运送的过程中,物资的流通随之活跃起来,物资交汇的地方开始发展为城市,这就是商镇或港口城镇。中世纪,水上交通是搬运物资的主要方式,因此水陆交通相接的港口城镇的发展异常迅猛。
到了中世后期,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不仅是庄园的税收,其他商品也渐渐流通起来。与此相应,城市里的居民和商人脱离了统治者的制约,可以更加自由地通过商业活动获得利益。与欧洲不同的是,中世纪的日本城市没有基尔特这样的同业者行会,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有德人”的德高望重之人代表居民,通过成员内部解决问题(这就是城市自治之滥觞)。但是,想用从属关系来控制城市居民或自治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武家权利作为公权,通过维护城市的稳定、促进商品流通的活跃获得了城市居民和商人的支持。
到了近世(江户时期),大名领主居城的周围-城下町的发展异常繁荣。这些城镇成型于中世纪后期,16世纪时遍及日本各地。近世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幕藩的政治系统相互呼应,互为一体。幕藩建立在“石高制”和“兵农分离制”的基础之上。
“石高制是按照土地的标准粮食收成来征收租税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领主把大米作为主要的税物或贡品征收上来,并用其交换自己和家臣武士生活的必需品或武器。”“另一方面,兵农分离制把家臣武士聚集起来,而向这些武士们提供武器和生活必需品的工匠和商人们也随之移居到城下町,并由此产生了商品物资的供需关系。这种以城下町粮食、武器和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以及城下町和农村之间生活必需品和农产品的交换为中心的市场就叫做藩域市场。”
以这两种制度为基石发展起来的近世城市促使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日益兴盛。伴随着家臣武士在城下町的聚集居住,向他们提供财货或服务的商人、工匠和其他非农业居民也越来越多,人口的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膨胀。武家宅邸和町人聚居区、寺庙神社布局分明就是这种变化最好的证明。
近世城市作为流通市场或消费生活的中心地域,通过对粮食和工具等的需求、劳动力和资本的调配、生产和流通的系统化推动藩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其规模又受到整个日本经济社会的影响。在工业前的欧洲大城市,尤其是世界首个工业大国英国,因农业而扩大的大众有效需求,为市场的活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交通方式的完善和国内市场的统一也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此外,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丰富了都市的经济生活。与欧洲城市的发展相比,在幕藩的统治下不断发展是日本城市化的时代特征。各个藩国虽然采取了地区振兴等产业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受幕府“锁国”的影响,不论藩内市场再怎么活跃,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即使如此,近世日本城市的物资流通和消费生活空间的变化仍然对市场的扩大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二、日本三大城市的发展
进一步细看近世日本的这种城市化进程的话,我们会发现京都、大阪、江户三大城市连接而成的市场在17世纪期间不断扩大发展,推进了商品生产流通的活跃和进化,成为工业生产向地方市场扩散的原动力。
当然,这三大城市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它们的特性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方式有关。京都和大阪市是工业城市,而江户则作为消费城市发展起来。并且,虽然同为工业城市,但是京都拥有古都的背景,其市场以高级丝织品、武器等传统工艺的手工业为中心,并且在丝织品、金银器具和武器等手工业生产上,无论是品质还是数量都远远优于其他城市。而大阪作为丰臣秀吉政权的根据地,用引发工商业机能,其市场主力是与日常生活物资相关的手工业,同时,这里是日本海沿岸、九州、中国地区、濑户内海沿岸等地物资的集散地,棉纺业等农产品加工业是其代表性产业。以这两大城市为中心的畿内(古代日本的行政区域)是当时日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决定着商品生产流通的规模。
另外,巨大的消费城市江户从畿内和一部分地方领主那里运入手工业产品和农作物,在德川幕府的强大货币供应下买卖消费。与大阪和京都相比,江户的变化更加剧烈,18世纪时,其人口已过百万,日常生活物资几乎全部依赖于外部的输入,其中大部分来自大阪。尤其是食用油、酱油、酒等最终消费品更是全部依靠大阪的供给。通过大阪和江户之间的巨大流通渠道,两大城市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18世纪后半叶开始,由大阪和畿内供应的消费品渐渐被江户周边地区的产品所取代,不仅是农林水产品,甚至加工度很高的产品,江户对畿内和大阪的依赖性也大幅度降低。这一方面取决于江户周边经济圈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江户和地方藩国的贸易往来逐年增多。
由此,江户不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同时拥有了集散市场、市场的功能。到了近世后期,随着江户市场结构的不断变化,各种新商品层出不穷,流通机构也发生了变化。。
。即使如此,17世纪前半叶之前,拥有全国性配售网络的专业批发商店仍然很少见,然而,到了17世纪后半叶,从地方运往江户、大阪的物资猛增,不同商品的批发商店开始出现,这些商店从地方购入物资,精细计算后再转卖给经纪人和零售商。
进入18世纪后,江户的城区规模迅速扩大,消费需求有了飞跃性的增长。同时,全国性的海上运输网形成,全国各地的物资和商品大量涌入江户,流通机构应运而生。这也对承担着流通重任的商人们带来了影响。为了使大量物资流通顺畅,商人们结成利益团体,成立批发商中介,于是,本来各行其是的商人们在贸易往来中有了商人团体的保护。并且,批发商的兼营化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以江户沙丁鱼鱼干的批发商店为例,因为不断兼营其他商品的批发,与其他行业的来往越来越密切,经营也就越来越稳定,鱼油和大米杂粮取代沙丁鱼鱼干成为主要的批发商品。“鱼油还算是和沙丁鱼鱼干相关的商品,相对而言,大米杂粮则和鱼干类商品没有什么关联。这种兼营对于批发商店的重要性在于,个体商户通过经营两种商品,可以将买进江户市场的大米杂粮的货款和卖出江户市场的沙丁鱼鱼干的货款相互抵消”。
另一个与近世城市发展和近代化关系密切的因素是农村工业的发展。非农产业的扩大和随之而生的货币经济不断渗透,使农民有了职业分工。在欧洲,脱离基尔特约束的农村工业在与不断扩张的城市的对抗中发展起来,农村手工业者和农民之间的商品交换最终脱离自古以来的流通机构形成了的市场圈。
日本也一样,商业化农业或农村工业的发展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的规模不断缩小,扩大了商品生产的规模。但是,“虽说农村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地区的行业分工,却无法代替以谷物栽培为主的农业生产,对于大米和小麦、杂粮这些主食,几乎所有地区都能自给自足,因此并没有出现西欧工业化进程中所看到的农村工业与商业化农业的彻底分工。”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虽然这个以农家为单位的社会从中世开始就频繁进行着市场贸易,形成了市场经济结构的雏形,然而由规模极小的家庭式经营构成的日本农村社会,却阻碍着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的扩大,也制约着社会分工的进化。因此,日本近世初期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无法和17世纪的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发展水平相提并论。另一个原因则是幕藩和“锁国”的影响。英国本来就有城市自治的传统,再加上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农村的行业分工,拥有大量土地的农场主将土地合并,以获取稳定地租为目的对土地进行改良投资。而日本在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下,家臣武士与土地完全分离,并且盛行,这大大抑制了农村工业的发展。同时,海外贸易规模极小,与国际贸易圈脱离,缺乏刺激农村工业发展的动力。
即使如此,以藩国为单位的区域间贸易仍然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商品生产的深化扩大,小农家庭式经营的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内部的市场贸易日趋普及。。也就是说,小农家庭式经营模式作为商品生产的经济主体已经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并且,从京都、大阪、江户等大城市扩散到地方藩国和农村的手工业生产也带动了地方上的行业分工。
三、结语
。围绕着这三大城市,地方市场(城下町)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得以蓬勃发展这一现象,在近世日本的城市变化中尤为显著。
关键词:基础设施;城市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城市的林立将人们展开一个全新的世界,人类社会经济也正式进入快速发展的进程,随着城市建设的逐渐成熟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成为了当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纵观当下,城市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完全的基础设施可谓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奠基石,而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城市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另一方面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更加丰厚的技术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的感召中氤氲而生,同样亦为着城市经济的再一步腾飞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一)宏观层面的实证考察
根据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增长关系的产业层面及宏观实证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上具有实质性作用,且相较于其他形式的投资,其作用更大。
1.基础设施存量和其刺激产出及生产率增长的关系
在公共支出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是较为重要的一部分,且将其划分为不用付费的生产要素投入。它主要运用其他资本及劳动力的有效率来发挥生产函数作用。。基础设施建设若重点在于推进私人投资本身,其对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通过增加私人投资的社会报酬率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总产出与总支出之间存在非常明显地弹性系数。
2.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不同
通常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会立竿见影,迅速增加。因此,我们可以将基础设施建设看做城市经济发展的特定条件,其主要作用是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快速提升。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指出[2],电信基础和交通运输的增长率是非常明显且见效最快的两大类。若将中等发达、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基础设施有着非常显而易见的差异,由此可知,基础设施对中等发达经济高速增长地区的经济活动的影响非常关键,且投资回报率也是非常高的,并且经过统计发现,投资效果与收益地的城市化水平以及大城市的距离成正比。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其发展的意义也有一定的差异。如电力、安全饮水、电信(非常关键)以及公路等基础设施可直接左右人均GDP增长速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城市发展资源。而面对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尤其是如灌溉及供水等方面的基础设施重要性远远大于运输;而针对经济发展中等的地区,那么交通设施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当然经济发展较发达的地区,则更加重视电信、电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3.关于基础设施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
。区域经济的外部主要是由基础设施创造而成的,而外部经济导致地区内规模经济和投资回报率的增长。此外,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地区,特别是针对重视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往往能够通过基础设施实现工期缩短、降低成本和节省资金等目的,进而收到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生产要素更集中的地区往往是基础设施配置条件较优越的地区。根据相关研究文献了解,基础设施是吸收私人投资的重要条件之一,尤其是交通运输条件较之其他条件更为投资商所重视。
(二)微观层面的实证考察
1.降低成本
就某层面而言,小型企业往往会承担非常大的基础设施成本重担,极容易给小企业的就业和增长造成,故小型企业在成立之初选址时,更加倾向于城市中心地段,选择这些城市中心地段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城市中心地段的基础设施服务建设非常完善,更加利于企业的发展,缓解企业成立之初的基础设施成本压力。据统计,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仅凭这些小型企业就创造了60%-80%的工作岗位。根据相关部门基于企业层面的调查研究数据显示[3],商业环境问题中基础设施不配套、成本高及短缺是主要问题。而给企业运营造成影响的另三大问题则主要是运输成本高、动力短缺以及其他配套设施不完善,被所有企业视为问题之首的无疑是电力短缺。
2.增强国际竞争力
目前,越来越多地企业将发展的重点转移导致到了国际市场中,而要在出口市场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在很大层面上,还需要依赖完善的基础设施。过去的20年里,世纪贸易全球化已发展到白热化阶段,这不仅归功于大多数自由贸易,交通运输、通信设施以及仓储技术的完善和建设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不可取代。这种进步主要表现为后勤管理上,以调整资金流向和最大化节省库存以及紧跟消费者变化的消费需求。。
(三)重置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础设施重置规模主要是指基础设施建成后在使用过程中的维修、管理和保养等方面的规模。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通常需要根据实际需要对基础设施规模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基础设施是更加便于管理,避免出现浪费或效率低下等情况。。
1.降低产出传输损耗,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基础设施若出现规模不足且缺乏维修等情况时,可导致传输过程中损耗提高,进而使基础设施的传输质量和产出效率同时出现下降,致使用户的成本大大增加。在维护的过程中,极易因不合理的削减维护费用,导致传输损耗成倍增长,得不偿失。在预算较为紧张的阶段,资本支出是非常合理的方法,但若从维修支出中大量削减费用不仅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还会造成反效果,甚至可能导致日后以高额费用为代价重建或改建[4]。不仅如此,维护不善不仅会降低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和服务同能,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增加投资力度,才能够获得相应的功能。
2.减少项目配置失当,增强服务能力
配置失当极易导致基础设施浪费或标准有误的服务。针对目前能力所不及的配置应当谨慎考虑,特别是针对铁路、供水、港口及电力等基础设施,这不仅会占用大量维护费用,同时还可能导致大量的基础设施被浪费。由于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相对较为苦丁,并且主要用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此,当剩余的服务能力无法被充分利用,在某种情况下,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还可能由于宏大的经济项目,给城市的发展造成副作用。
3.节约成本支出,改善服务质量
基础设施重置规模不足可导致基础设施服务质量严重下滑,较差的服务质量无法获得用户的信任,还可致使用户的成本大大增加,在实际运用使得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基础设施重置牵涉范围非常广且问题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加之经济增长影响同样具有隐匿性,影响范围较广等特点。故不少地区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也使得城市基础设施难以实现全面覆盖和范围扩大,更加谈不上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二、基础设施发展模式的选择
(一)同步和滞后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1.“超前”型发展模式
通常情况下,超前型发展模式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有明显效果。英国在建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时,就采取了非常典型的超前发展模式,为后期1850-1872年的工业发展创造非常好的条件;但这种超前发展模式,非常容易出现生产部门的需求量远远低于基础设施当前的存在量,故导致基础设施的利用率非常低,建设效果也低于预期。英国之所以能够使基础设施超前发展,关键在于其在工业化以前就进行了充分的资本原始积累。
2.“同步”型发展模式
说起同步型发展,就不得不提到美国。同步型发展模式是结合生产部门所需来建设基础设施。这种模式发展的基础设施,通常情况下,不存在非正常或闲置设施,故采取这种模式相较于把握不准的超前型,其在帮助经济发展上也有较好效果。此外,同步型发展模式,能够结合城市经济发展规划及时调整,不仅保证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能够满足生产部门的正常所需,在推动经济发展,综合经济效果甚好。
(二)“随后-同步型”发展模式:适应城市经济增长的最佳模式
这种发展模式以日本为代表,其直接生产部门投资先行,基础设施投资随后紧跟,形成经济高速增长与基础设施迅速发展的亦步亦趋的态势。为了有效地利用仅有的一点资源,避免出现或者尽量减少基础设施能力不足给经济增长形成的阻力,日本采取了优先发展生产性基础设施、“先生产性设施后生活性设施”的。即将集中起来的有限资金和资源,优先发展交通运输、电力能源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为经济调整与发展扫清道路;而待经济发展、财源扩大之后,再拿出较多的资金和资源来发展生活性基础设施。如何使基础设施的发展适应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的“随后-同步”模式是较现实的选择。通过采取优先发展生产性基础设施、刺激私人资本扩大设备投资的“增长优先”发展战略,日本较好地解决了经济高速增长与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在经济的增长速度以资金资源的供给程度和基础设施的满足程度为函数的情况下,将有限资金投入到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的领域中,采取分阶段的集约型投资方式,无疑有助于解决资金和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
参考文献
[1] 马璇,谈步稳. 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 河南科学, 2009,10(15).
[2] 周兆芳.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江西财经大学, 20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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