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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应对当前经济增速下滑
作者：林毅夫
来源：《中国报道》2014年第11期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连续18个季度经济增长减速，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曾有过的情形。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有很多忧虑。中国人常讲，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那么，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全球经济下滑是共同外因
不可否认，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
最明显的理由是：我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4%，2011年是9.3%，2012年是7.7%，2013年是7.7%。同一时期里，印度2010年是10.1%，2011年是7.1%，2012年变成5.3%，2013年只剩下4.9%。还有同属金砖国家的巴西，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7.5%，2011年就接近崩盘了，下滑至2.7%，到2012年完全崩盘，只有0.9%的增长，2013年恢复到2.2%。 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像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1年3.7%，2012年只有2%，2013年恢复一点，也不过是2.8%。新加坡是现在亚洲地区唯一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它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1.3%，2013年恢复到3.7%。从这些高表现的经济体来看，它们的发展态势和我们一样，而且下降幅度比我们还要厉害。
原因正在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美国是这样，欧洲更是这样，日本则从1991年破灭后一直很疲软，2012年推行了“安倍经济学”，但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实体经济的增长也没有恢复过来。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将近50%。
对于上述中等发达国家来说，出口相当重要，以致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跑慢了。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所有的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扩张去支持投资。如果没有新的项目跟上，外部环境又不好，投资增长率一定下滑，第二驾马车也跑慢了。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在所有国家中是最强劲的，所以我们维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 中国8%的增长潜力在哪？
既然增长减速是外因引起的，我们怎么应对？这涉及对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还要根据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实际可动员的条件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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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要持续增长，一定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100多年来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维持2%的增长，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经济大约维持3%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有技术借鉴、引进、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小多了。从一些表现好的国家来看，依赖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甚至更高。我们的潜力已经用了35年，后发优势还有多大？结论不在于已经用了的35年，也不在于绝对的收入水平，要看的是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有多大。
衡量一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有一个不是很准确但相对比较好用的指标，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术、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后发优势的潜力越大。
基于这一个原因，我不同意用绝对收入水平来衡量增长潜力。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数字，只有美国的21%，即使我们达到1.1万美元时也达不到美国的30%。同样的绝对收入水平与高速增长的国家比起来，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大得多，这就代表我们的后发优势也大得多。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实现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7.6%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水平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间经济增长从7.6%至9.2%的速度。
它们既然能够实现，对我们来说也有这个可能，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实现8%经济增长的条件
有了这样的增长潜力，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增长目标怎么定才比较好？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出口和外需在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会增长得比较缓慢。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到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正常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比较难，这是因为过去一般金融危机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对建议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货币贬值和短期援助。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福利、减少开支，金融去杠杆，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会减少投资和消费，经济增长会放缓，失业会增加。于是就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来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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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会长期比较疲软，失业水平高，收入增长慢，需求增长也就慢，影响到我们出口的增长。因此，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靠内需。
我国扩大内需的条件比较好。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国的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升级，即使现在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我国这些年基础设施做得不错，但大部分是一个城市连接另一个城市的，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许多瓶颈。第三是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也需要投资，还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资。这些都是有相当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环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经济一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进行投资，这一点我们也是相对好的。各级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至50%之间，有人说比较接近50%，但也就是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的情况比，我们的情况好多了。 国外的财政赤字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我们的财政赤字则主要是用来投资的，形成了资产，我们的赤字又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所以，我们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同时，我国的民间储蓄也比较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
另外，搞投资不仅要国内有资源，还要有外汇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等，我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资源充足是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在投资的资源上经常受到财政赤字相当高，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等。
为什么将目标定在7.0%至7.5%？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提出在明年和“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合适目标是在7.0%至7.5%之间。之所以这么定，是因为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启动内需的条件相对而言又比较好，不管是投资的领域还是投资的资源。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就业问题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金融安全。
李克强总理提到，我国的经济工作不是一味考虑增长率，更要关心的是收入增长和就业率。现在就业率看起来还可以，但是要考虑到一点：一般企业即使在短期内经济增长放缓，盈利状况比较差，但如果对未来的预期看好，也不会随意解雇工人。但如果在对未来的增长不看好、企业又不盈利的情况下，可能就会突然破产，失业率就会快速增长起来。所以，把增长目标定在7%以上，对维持就业状况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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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得太厉害，由于企业大部分投资依靠银行贷款，所以除了可能突然造成大量的失业以外，银行的呆账、坏账也可能会大量增加。7.0%至7.5%之间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对稳定就业、稳定金融是有帮助的。
7.0%至7.5%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有利于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言，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那么2014至2020年只要6.8%的增长速度就够了。
但是第二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0.5%，所以加起来是7.3%。增长的目标订在7.0%至7.5%之间，外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增长速度比较接近7.5%，外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增长比较接近7%，这样未来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就会接近7.3%，有利于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必须解决一些机制问题
要实现7.0%至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必须解决一些、机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收入分配问题、的问题、环境的问题。 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我们的环境有改善的空间，但环境问题主要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目前我们还处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和以农业或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会比较高，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也不能跳过去。
收入分配和问题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为了保护补贴那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转轨过程中在要素市场上保留着很多扭曲的做法。
这些做法包括：采用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利率;资源税费实行低价;再加上有些行业的垄断。这补贴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国有企业，现在还包括不少民营企业。保护补贴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寻租、行为。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前，这些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过去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了锦上添花。
所以应该按照提出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保护补贴的价格扭曲消除掉，这样就能够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较好地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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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挖掘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要让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