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对“核心生境”质量的影响探究

韩依纹，李英男，李方正.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对“核心生境”质量的影响探究[J].风景园林，2020，27（2）：83-87.

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对“核心生境”质量的影响探究

Effects of Landscape Patterns of Urban Green Spaces on “Core Habitat” Quality

韩依纹 李英男 李方正*

HAN Yiwen, LI Yingnan, LI Fangzheng*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30(2020)02-0083-05DOI：10.14085/j.fjyl.2020.02.0083.05收稿日期：2018-10-21修回日期：2019-11-11

韩依纹/女/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与预测、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估、风景园林研究方法与技术、城市生态修复

HAN Yiwen, Ph.D.,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quantifying and projecting changes in ecosystem services of urban green space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urban biodiversity, exploring and developing research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urba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李英男/女/博士/江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空间热环境差异与改善、微气候监测与模拟

LI Yingnan,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Arts, Jiangsu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urban space thermal environment differences and improvement, microclimate monitoring and simulation.李方正/男/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本刊特约编辑/研究方向为城市绿色空间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风景园林与公共健康

通信作者邮箱（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375066107@qq.com

LI Fangzheng, Ph.D.,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nd a contributing editor of this journal.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ecosystem service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of urban green spac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public health.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标识码（OSID）

摘要：城市化进程中自然栖息地的锐减是导致生物多样性缺失的直接原因。当前保留年份较久的残存栖息地可作为“核心生境”在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以韩国首尔特别市为例，基于4期解译后的卫星图像判别城市林地内的“核心生境”，并选取22个城市公园作为样本，运用Fragstats工具和InVEST模型分别计算景观格局指数和生境质量指数，模拟了林地生境质量和影响其变化的主导景观格局因子。研究发现：1）毗邻建设用地的林地生境质量指数明显低于城市边缘山区；2）面积对于生境单元值的影响具有尺度差异性，相对于较大尺度样本，中小尺度样本的“核心生境”单元值受面积影响较小；3）样本生境的景观格局对“核心生境”质量的主导影响可概括为绿地形状因子和绿地聚合因子（因子分析解释度为96.022%），且具有显著的线性回归关系。

关键词：风景园林；城市生物多样性；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系统服务；InVEST模型

Abstract: The sharp decline in natural habita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the direct cause of biodiversity loss. The historical remnant habitats can be seen as the “core habitats”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 Using Seoul (the capital of South Korea ) as a case study, we firstly identified the “core habitats” through 4 years land-use and land-cover maps and selected 22 sample parks, then quantified landscape metrics and habitat quality using Fragstat software and InVES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habitat quality of forest-habitats adjacent to the built-up area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areas in urban fringe. 2) The effects of habitat sizes on the values of habitat units indicate the scale-dependence. Compared with the large-scale sample patches, the “core habitat” unit values of small-scale and medium-scale patches are less affected by their size. 3) The main impact of the landscape pattern of sample habitats on the quality of “core habitat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actors of shape and the factors of aggreg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degree of the factor analysis is 96.022%), featuring a significant linear regression relationship.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urban biodiversity; urban green infrastructure;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 InVEST model

1 概述

物多样性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指人and Biodiversity，简称TEEB，2007—2010年）项类直接或间接地从生态系统中得到的福祉[1]。目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在联合国环境公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政策平台”项目（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rogram，简称UNEP）完成的千禧年生态系统评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简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简称MA，称IPBES，2012年）中，逐步将“生物多样性”2001—2005年）报告中，生态系统服务指标体系与“生态系统服务”并驾齐驱，认为其是支持供将生物多样性功能列为其“支持（supporting）服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基础[2]。

务”中的一个重要指标，随后的“生态系统和生

自然生境锐减是导致城市生物多样性缺失

83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0/02

1

1 研究场地与样本公园Study sites and sample parks

的直接原因[3], [4]64, [5]52。城市中生物多样性的维Services and Tradeoffs）模型的生境质量模块持主要依赖绿地，当前保留年份较久的残存绿（Habitat-Quality Module，简称HQ）评估得地生境可作为“核心生境”在城市生态系统服出生境质量指数以代表其生物多样性能力；务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林地是绿地3）引入主成分分析统计模型探究两者关系，系统中的重要生境类别，年份较早的林地斑并总结出影响样本公园生境质量的主要景观块相对于新发展林地斑块的生物多样性来说，格局特征。研究主要包括以下3部分内容：支持能力较强，且包含较少的入侵物种[6]，特1）“核心生境”的判别及空间分布特征描别是当因土地利用类型改变而导致社会生态述；2）样本公园的生境质量评估；3）景观系统的时滞和反馈发生改变时[7]314，许多长寿格局特征与生境质量的关系探究。

的植物或具有某些特定生活史的植物能够在此类林地中得以长时间地存活[8]。

2 数据与方法

生境景观格局的变化可以引起其内部2.1 研究区域 

动植物群落发生本质性的变化。首先，生境首尔特别市（以下简称首尔市）位于朝面积大小和形状对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有预鲜半岛中南部（37°33’N，126°58’E），其测作用[9-10]；其次，空间配置对生境间的相原始自然景观以山林地为特色，汉江将城区分互作用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例如农业中授为南北两部分。自20世纪60年代末，首尔经粉功能会随着2块生境之间距离的增加而更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特别集中在汉江以南），加显著。然而，有关景观格局特征对生态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活动导致了其区内自然景系统服务影响的研究仍然有限[7]307，尚未明观迅速消失，现今只有城市边缘区依然留存确新发展生境的空间特征对残存生境的生些许原始的景观特征。

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支持能力的笔者选取汉江以南的7个行政区为本文影响和作用[11]。本研究旨在探索快速城市的研究区域，总面积约204 km2。此区南部边化背景下林地生境质量特征和影响其变化界为植被覆盖的山地（冠岳山、牛眠山、九龙的主导景观格局特征，以韩国首尔特别山、大母山、仁陵山），是首尔的城市绿带（green 市为例：1）基于4期解译后的卫星图像belt）的一部分；区内至汉江边缘散布的小片判别了残存林地斑块后定义其为一个目标残存林地，大部分被作为城市公园使用（图1）。

生境的“核心生境”，并选取首尔汉江以2.2 研究方法

南区域的22个城市公园作为样本；2）在2.2.1 数据处理

Fragstats软件中计算景观格局指数，并运用基于本研究目的，运用遥感平台工具对InVEST（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1972、1985、1995和2015年4期土地利用/

84

覆被数据重新分类，此数据源于5 m分辨率的遥感图像，由首尔政府解译后统一分类在线发布，包括城市林地（urban forests）、草地（pasture）、农业用地（agricultural lands）、果园（orchards）、人工植栽绿地（designed green spaces）、荒地（vacant lands）、河流（river）、湿地（wetlands）、郊野聚落（rural settlements）、交通（transportation）、商务及设施用地（service business and infrastructure）

和城市居住用地（urban residential area）12个类型。

2.2.2 “核心生境”定义与样本识别

首先，将一个生境斑块中形成较早、持

续较久的残存部分定义为这个斑块的“核心生境”[7]309, [12]362，在研究区域内，于1972年就存在的林地为较老的林地，对比2015年的土地利用/覆被数据，1985年和1995年的数据为辅，判定其“核心生境”的面积和位置。其次，得出整个研究区域内的“核心生境”斑块分布之后，筛选适合的样本进行空间模型模拟和统计计算，其样本选择须同时符合以下2个条件：1）当前作为城市公园使用；2）在＜5 hm2、5~15 hm2和＞15 hm2 3个面积区间中相对均衡地选取[12]359, [13]；最终符合要求的22个公园被选择进入下一步运算（实际37个斑块样本，部分面积较大的公园被道路分割，故样本数和公园数不一致，图1）。

2.3 研究方法

2.3.1 斑块水平景观格局分析

景观格局分析是通过统计的方法从景观单元本身和构成景观斑块的空间关系进行量化，并依照特定目的选择合适的景观格局指标进行描述[14]。首先，将需要计算的景观类型转换为栅格格式后，输入景观格局分析软件Fragstats 4.2中进行运算。Fragstats工具将景观格局分为景观水平、类型水平和斑块水平3种级别，选择特定子集计算样本数据斑块水平上的景观格局指数[15], [16]191（表1）。2.3.2 生物多样性模型

运用InVEST模型中的HQ评估了“核心生境”的生物多样性能力[17]。InVEST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开发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工具，

表1 斑块水平景观格局指数及释义

Tab. 1 Landscape pattern metric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 at the patch level

缩写景观格局指数单位描述AREA斑块面积hm2斑块的面积

PERIM周长m每个斑块的周长，包括斑块内部穿孔的边缘

GYRATE回转半径m斑块和斑块质心中每个单元的平均距离；回转半径反映斑块幅度（也就是其可达到的范围）；因此，其由斑块尺寸和斑块聚集度共同影响SHAPE景观形状指数—形状复杂度最简单或者最直接的方式PARA周长面积比%简单的描述斑块的形状复杂度CONTIG邻近指数%斑块间空间的连通性或者邻近度

FRAC分维度指数—从空间尺度反映形状复杂度，相比于景观形状指数，其克服了直接用周长面积比作为形状复杂度的局限性

ENN

欧几里得邻近距离

m

斑块的隔离度，在斑块类型水平上等于某一类型斑块几何最邻近距离

HQ通过评估生境质量指数从而反映生物多样式中：R为胁迫因子个数；wr代表胁迫因子r性的持续性和恢复能力[18]887。模型基于土地利的权重；Yr为胁迫因子层在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用类型评估生境的适宜性，运算得出的生境指盖(或生境类型)的栅格个数；ry为土地利用类数越大则认为此类型能够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型每个栅格上胁迫因子的个数；βx表明栅格x能力越强。模型的运算需要输入的数据包括：的可达性水平，1表示可达性最大；Sjr为土地土地利用/覆被图（land use/cover map）、利用类型j对胁迫因子r的敏感性，该值越接近威胁因子图层（threat layers）、威胁因子参数1表示生境对胁迫因子的敏感性越大[18]887；栅（threats data）、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对于威格y中胁迫因子r对栅格x中生境的胁迫作用胁因子的敏感度参数（sensitivity of land cover 为irxy，本研究所有的胁迫因子的影响都以线性types to each threat）和退化源的可达性参数评估，其公式如下：

（accessibility to sources of degradation）。运算结果以栅格数据作为评价单元得出生境质量 指数（0~1），其栅格大小参考土地利用数据的i=1-dxyrxy d（线性） （3）r max精度设为5 m，威胁因子参数、敏感度参数和退化源可达性参数均参考前人研究设定[4]65, [5]45。具式中，dxy是栅格x与栅格y之间的直线距离，

体运算公式如下：

dr max为胁迫因子r的最大影响距离。

生境质量模型运算后得出被赋值的生境质量栅格数据，在栅格单元不同的赋值基础

Q]-Dxjxj=Hj1Dxj+k2]

（1）上，以公园样本作为综合单元分析尺度，运用Zonal Statistic统计方法确定生境单元值和式中，Qxj是某种土地利用类型j中栅格x的“核心生境”单元值[19]，最后，

“核心生境”生境质量；k为半饱和常数； Hj为土地利用单元值与景观格局指数共同参与下一步的统类型j的生境适宜性；Dxj是某种土地利用代计分析。表的生境类型j中栅格的生境胁迫水平，其具2.3.3 数据分析

体公式如下：

运用SPSS软件对选取的8个景观格局指数与“核心生境”单元值进行皮尔森相关分析， DRYr只有显著相关的指数类型可以进入下一步的r=1∑wrxj=∑ y=1 (R)ryirxyβxSjr（ 2）

r∑=1

w r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的主要原理是用少

研究/ Research

数几个主要因子去描述多个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较相关的变量归为同一类别，以较少的几个主要因子反映出目标结果的大部分信息[20-21]，模型运算原理详见张静等的研究[22]341。笔者主要运用主因子分析得到因子载荷矩阵和因子得分矩阵，从而探索主要的景观格局指数类别，并分析每个类别对生物多样性评估结果的贡献程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境质量评估

3.1.1 林地生境赋值

参照InVEST使用手册确定了林地生境保护程度分值。林地被视为城市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生境之一，笔者选取的公园样本由于

受人为活动因素的影响，其林地生境保护最大赋值设置为0.930[4]66。以2015年的土地利用矢量图为基准，提取林地图层后得到保护程度因子层。

3.1.2 威胁因子及生境敏感度

生境对威胁源的敏感度主要依据景观生态学理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原则确定[23]。结合前人研究和首尔市现状，对生境质量模型中目标生境的各类威胁因子敏感度赋值为0~1。根据重新整合的数据，确定生物多样性造成胁迫的土地利用类型包括：农业用地、城市居住用地、商务及设施用地、荒地、郊野聚落和交通用地。威胁因子的最大影响距离、权重及衰退线性相关性指数参照相关文献设定（表2）。3.1.3 评价结果

HQ模型的结果显示样本公园的“核心生境”质量指数为0.911（低）~0.929（高）。

生境较差的林地主要分布在道路、商务设施用地和城市居住用地周围，由此可见，城市化发展中的生态用地转化为非生态用地影响了其邻近林地生境的生物多样性能力。反之，生境质量较优的林地主要分布在区域南部边界植被覆盖的山地，如冠岳山、九龙山、大母山。上述特征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北部区域为汉江冲积平原，地形平坦使得人为的开发活动较为容易，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起首尔汉江以南区域的快速发展造成的较强烈

85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0/02

30 000

706050面积/hm24030

10 000

20100

5 00025 000

表 2 生境质量运算参数[4]65, [5]46

Tab. 2 Operational parameters for modeling habitat

quality [4]65, [5]46

参数类型

对威胁源的敏感性1.000.700.800.720.780.60

到生境的最大距离/m4.005.005.604.004.002.00

20 000

生境单元值15 000

农业用地城市居住用地商务及设施用地

荒地郊野聚落交通用地

表 4 主因子分析旋转后的原件载荷矩阵Tab. 4 Original matrix of 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景观格局指数

主因子10.9830.9360.8580.792

0.984-0.984

0.667

0.674主因子2

安山公园

青龙山公园

大母山自然公园

核心生境单元值

道口前街公园

月址公园东明公园

将军峰公园喜鹊山公园

梅峰岭山公园

马粥街公园

吾今公园上道公园

高德山公园冠岳山公园

吉洞生态公园

开浦公园

光秀山公园

2

江东公园泉址公园国立墓园霜草公园

0院

（样本公园）址公园

景观形状指数分维度指数周长回转半径

生境单元值总面积/hm核心生境面积/hm

2

2

临近指数周长面积比

2 样本公园的生境单元值计算结果

Results of the habitat unit value of sample parks

表 3 皮尔森相关分析结果

Tab. 3 Results of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景观格局指数相关系数

周长

景观形状指数

周长面积比

邻近指数

分维度欧几里得指数

邻近距离-0.171

回转半径

斑块面积

“核心生境”单元值Y3.284

斑块面积

注：整体解释度为96.022%。

表 5 “核心生境”质量与景观格局回归模型

Tab. 5 Regression model of core habitat quality and landscape patterns

B

常数

X10.333

X2

P调整后R2Durbin-Watson 0.794

1.927

公式

0.847**0.549**-0.620**0.621**0.349*0.849**0.455**

0.4090.000Y=3.284+0.333X1+0.409X2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显著相关。 注：X1为绿地形状因子；X2为绿地聚合因子。

的人为干扰使生境质量受到影响，如今形成的高密度建设区也对“孤岛”式的城市公园中动植物群落造成威胁；而南部多为丘陵山地，由地形主导形成的各种小生境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环境基础。

生境单元值由图2所示，可以发现：1）公园面积越大其生境单元值越大，例如青龙山公园、冠岳山公园生境单元值最高；2）大部分样本显示出“核心生境”面积越大的同时生境单元值越大，但是一些中小尺度的样本显示，在面积相近的情况下，其“核心生境”单元值具有差异，例如月址公园、道口前街公园和开浦公园，这反映了面积并不一定是影响“核心生境”单元值的唯一因素。

可以看出，选取的8个景观格局指数中除了欧几里得邻近距离，其他均与“核心生境”单元值显著相关，其中周长面积比呈现负相关，其他均呈现正相关，并分别通过0.01或0.05信度水平检验[12]361。这表明本研究区域“核心生境”的生境单元值与斑块间的隔离程度不相关，周长和回转半径与“核心生境”质量的相关系数最大。

根据因子分析法得到了因子贡献率和因子累计贡献率，并选取了特征值＞1、累计贡献率＞75%的2个主因子，可以代表所有变量反映的信息[22]341。从表4结果可以看出，进入主因子的7个景观格局指数可以归纳为2个主因子：主因子1和主因子2，分别命名为绿地形状因子（X1）和绿地聚合因子（X2），对“核心生境”质量的贡献率为96.022%。主因子1中景观形状指数和分维度指数贡献率超过0.900，

主因子2中邻近指数和周长面积比贡献率超过0.900。

为了进一步研究景观格局指数和生境质量的关系，对得到的2个主因子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最终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表5），此模型P值在0.000信度水平上显著，调整后的R2为0.794，并同时通过共线性诊断和Durbin-Watson诊断，因此判定模型有效。分析结果说明：除了前文中提到的斑块面积大小的重要性，研究区域内林地生境的形状和斑块间的空间配置对城市“核心生境”的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韩国首尔市南部7区历经了快速城镇化过程、人类活动密集而复杂且土地利用转变

3.2 景观格局对“核心生境”单元值的关系

利用SPSS软件对景观格局指数和“核心生境”单元值进行皮尔森相关分析（表3）。

86

研究/ Research

过程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内“核心生境”发展和提升城市绿地的生物多样性支持能力。

Habitat Quality of Historical Remnants in a Highly Urbanized 在林地生物多样性支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其中新发展生境的形状和群落间的空间配置对“核心生境”部分的生境质量有重要影响。本研究可为新发展绿地规划策略提供参考，尤其是以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为目的的生境营造，应当将生境形状和生境的空间配置作为设计策略制定的重点。

4.2 讨论

快速城市化发展是造成生境退化的主要动因。现今具有一定年份且保存了历史信息的栖息地作为“核心生境”在城市生物多样性支持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因此，运用技术手段对其留存特征进行识别和评价是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必要途径。

首先，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设计政策的制定应重视场地的历史留存信息。笔者所定义、识别和评估的“核心生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意义较大，不仅可为首尔区域及其他类似区域的生态保护实践和可持续土地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也为中国城市相关策略的制定提供了评估方法的借鉴。当下中国国内城市绿地规划和保护政策较少关注绿地作为城区主要生境的生态系统作用。北京、济南等城市都在开展留白增绿或拆违建绿等工作，以场地内原始群落作为绿地更新的依据对于制定合理的生物多样性支持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在未来的城市生境营造中，相关决策者及实践人员宜充分保留和修复各类生境中的历史信息，“新老结合”以实现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提升。

其次，在新发展的绿地建设过程中，应将景观格局特征的评估作为策略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加强城市绿地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持能力。目前，大多数城市绿地评估和规划设计更注重单个绿地的面积大小，忽略其与邻近生境的联系和空间配置的系统性作用，尚未主动从时空视角，通过规划途径优化绿地景观格局从而提升其生态系统作用，尤其是其生物多样性支持能力。因此，规划策略制定过程中可对影响生物多样性的绿地景观格局特征进行识别，并在城市规划、绿色基础设施建造和城市生境修复的具体实施中适度把控，以有效保护、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之处，由于国情差异，对于首尔市的研究很难直接被中国的相关实践应用借鉴，且受限于城区内自然生境质量实地监测数据和指标的缺乏，只能基于胁迫因子运用模型模拟生境质量进行间接评估。今后的相关研究应丰富研究区域和场地，注重新技术的引入、提高数据的精度和广度以及增加生境的评估尺度和种类。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COSTANZA R, D’ARGE R, DE GROOT R,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 Nature, 1997, 387(6630): 253-260.

[2] DÍAZ S, DEMISSEW S, CARABIAS J, et al. The IPBES Conceptual Framework: Connecting Nature and People[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15, 14: 1-16.

[3] MARTÍNEZ-HARMS M J, BALVANERA P. Methods for Mapping Ecosystem Service Supply: a Re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diversity Science, Ecosystem Services & Management, 2012, 8(1-2): 17-25.

[4] TERRADO M, SABATER S, CHAPLIN-KRAMER B, et al. Model Development for the Assessment of Terrestrial and Aquatic Habitat Quality in Conservation Planning[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6, 540: 63-70.[5] CHIANG L C, LIN Y P, HUANG T, et al. Simul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 Responses to Multiple Disturbances from an Earthquake and Several Typhoon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4, 122: 41-55.

[6] MITCHELL M G, BENNETT E M, GONZALEZ A. Strong and Nonlinear Effects of Fragmentation on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 at Multiple Scales[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15, 10(9): 094014.

[7] DALLIMER M, DAVIES Z G, DIAZ-PORRAS D F, et al. Historical Influences on the Current Provision of Multiple Ecosystem Servic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5, 31: 307-317.

[8] ERIKSSON O. Regional Dynamics of Plants: a Review of Evidence for Remnant, Source-Sink and Metapopulations[J]. Oikos, 1996, 77(2): 248-258.

[9] LI T H, LI W K, QIAN Z H. Variations i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in Response to Land Use Changes in Shenzhe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7): 1427-1435.

[10] DEARING J A, YANG X, DONG X, et al. Extending the Timescale and Range of Ecosystem Services through Paleo Environmental Analyses, Exemplified in the Lower Yangtze Basi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109(18): E1111-E1120.

[11] FAHEY R T, CASALI M. Distribution of Forest Ecosystems over Two Centuries in a Highly Urbanized Landscap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64: 13-24.

[12] HAN Y, KANG W, THORNE J, et al. Modeling the Effects of Landscape Patterns of Current Forests on the

Area[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19, 41: 354- 363.

[13] DRINNAN N. The Search for Fragmentation Thresholds in a Southern Sydney Suburb[J]. Biol Conserve, 2005, 124(3): 339-349.

[14] RIPPLE W J, BRADSHAW G, SPIES T A. Measuring Forest Landscape Patterns in the Cascade Range of Oregon, USA[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991, 57(1): 73-88.[15] 刘常富，李京泽，李小马，等.基于模拟景观的城市森林景观格局指数选取[J].应用生态学报，2009，20（5）：1125-1131.

[16] DENG J S, WANG K, HONG Y, et al.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and Evolution of Land Use Change and Landscape Pattern in Response to Rapid Urbanization[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9, 92(3-4): 187-198.

[17] GAO Y, MA L, LIU J, et al.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Networks Based on Habitat Quality Assessment: A Case Study of Changzhou, China[J]. Scientific Reports, 2017, 7: 46073.

[18] MCKINNEY M L. Urbanization,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The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on Native Species are Poorly Studied, but Educating a Highly Urbanized Human Population about these Impacts can Greatly Improve Species Conservation in All Ecosystems[J]. Bioscience, 2002, 52(10): 883-890.

[19] POLASKY S, NELSON E, PENNINGTON D, et al. The Impact of Land-Use Change on Ecosystem Services, Biodiversity and Returns to Land Owners: A Case Study in the State of Minnesota[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1, 48(2): 219-242.

[20] BLAZQUEZ-CABRERA S, BODIN Ö, SAURA S. Indicators of the Impacts of Habitat Loss on Connectivity and Related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Do They Change When Habitat Patches are Defined at Different Scales?[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4, 45: 704-716.

[21] 何鹏，张会儒.常用景观指数的因子分析和筛选方法研究[J].林业科学研究，2009，22（4）：470-474.[22] 张静，艾彬，徐建华.基于主因子分析的生态社区评价方法研究：以上海外环以内区域为例[J].生态科学，2005，24（4）：339-343.

[23] TALLIS H. Natural Capit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pping Ecosystem Servic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图1、表3改绘自参考文献[12]，其他图表由作者自绘，土地利用/覆被数据、首尔行政边界数据源自首尔政府平台（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SMG），网址：http://gis.seoul.go.kr/SeoulGis/；道路数据源自韩国国家地理信息研究院（The 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Korea），网址：http://map.ngii.go.kr；文中数据以ArcGIS为基础平台，运用Fragstats软和InVEST模型运算完成后在SPSS统计工具和Excel软件中生成图表。

（编辑/王亚莺 刘玉霞）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