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祖庭

禅宗祖庭

嵩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座精神文化圣山，自古以来就受到了各种宗教的渗透和影响，嵩山周围遍布寺庙道观和书院，儒、释、道三家在这里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发展，使这里成为一个三教荟萃之地。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时，就开始在嵩山扎根立足，并成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心了。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目前史学界、佛教界的一个公认说法是，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天夜里，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位身高六丈，头放金光的金人，围着金殿飞来飞去，飞了几圈后就往西方隐没了。这个梦让汉明帝百思不得其解，就召集大臣询问，见多识广的大臣傅毅说：“臣少年时，听家父说天竺有得道的人，号之曰‘佛’，能在空中飞行，身有日光，莫不就是‘佛’吧。”于是，汉明帝就派遣蔡愔、秦景等人，到天竺访求佛法。他们在大月支国，意外地见到了两位来自天竺的高僧迦叶摩腾（又叫摄摩腾）和竺法兰，喜出望外，向两们高僧提出到汉地弘扬佛法，得到了两位高僧的认可。于是，蔡愔等人领着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并由白马驮着佛经四十二章，回到了京都洛阳。

在洛阳，汉明帝热情接待了两位天竺僧人，安排他们在鸿胪寺居住，次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建造了白马寺，专门供两位高僧居住。由于白马寺处于都城旁边，加上汉明帝对佛教的热心，二僧住下后，前往白马寺访佛问道的人络绎不绝，二僧不堪其扰。三年后（公元71年），汉明帝在嵩山为他们建造了法王寺，请他们在这里翻译佛经，传授佛法。这就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汉明求法”的普遍传说。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西域佛教正式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并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之中，成为影响中国深远的三大宗教之一。

法王寺坐落在嵩山太室山的半山腰，处于一个两边山梁环抱之地。寺里有两棵参天的古银杏树，传说就是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居住时亲手种下的。历史上，法王寺规模宏大，历代均有修建。法王寺后有4座唐塔，其中一座大唐塔为15层密檐式砖塔，外廓呈优美的抛物线形，整座塔高居寺院后的高地上，成为全寺的标志。该塔同西安的小雁塔，大理的崇圣寺千寻塔，合称为中国唐代三大密檐式塔。寺周围还有元塔和清塔，寺内还保存着清代重建的天王殿、大雄展等40余间建筑。这些古塔古建筑，成为法王寺沧桑历史的最好见证。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对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今天的法王寺结构严谨，从前到后有七进院落，有山门、金刚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地藏殿、西方圣人殿、卧佛殿及藏经阁等。寺内苍松翠柏相映成趣，殿堂楼阁，金碧辉煌，环境优美，风景如画。

北魏时期，佛教被奉为国教，这期间，处于都城之旁的嵩山，先后建起了少林寺、永泰寺、嵩岳寺、嵩阳寺（嵩阳书院前身）等著名寺院，佛教在嵩山得到了大发展。被尊为禅宗初祖的达摩，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嵩山，并在这些创立了中国禅宗一派的。到了隋唐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又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嵩山在这期间又先后兴建了会善寺、龙潭寺、卢崖寺、龙泉寺等，同时这个时期嵩山也出了神秀、法如、道安、普寂、净藏、法玩、同光、元珪、僧一行等一大批高僧。如今，嵩山仍保留着大量的唐塔，都是这时候佛教在嵩山兴盛的标志。

宋代以后，统治者在思想领域里，更加重视儒家的伦理纲常，儒家的地位被尊崇到极致。佛教为了自身的发展需要，则曲意迎合儒家思想，从而使佛教思想也更趋儒化，宣扬儒释合一成了佛教界一种典型的代表。现存于嵩山少林寺的《三教合一碑》，就是儒、佛、道三教在宋代以后在思想日渐合流的明证，也是儒释

道三教在中原大地上和谐共生、共同繁荣的象征。

少林寺现在不仅全国闻名，而且是世界名寺，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都和少林寺有联系。少林寺的出名，与少林武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大多都是冲着少林武术的美名而来的。然而，已故前佛协主席赵朴初说：“少林寺是禅，不是拳。”少林寺在佛教界的影响和地位，则是因为其“禅宗祖庭”， 不仅对禅宗，其对佛教的传译和律宗的建树，都有其独领风骚的贡献。

少林寺初创者为跋陀（或译为佛陀、僧伽佛陀），魏孝文帝专门在少室山为他建寺，而且是“净供法衣，取给公府”，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少林寺。跋陀又在那里建了甘露台，即今天少林寺后的土台，台上建“翻经堂”。跋陀的弟子慧光，曾在少林寺协助翻译《十地经论》，慧光的弟子中，有多人是华严宗的巨子，如僧范、昙衍、法上、昙遵等，都对中国华严宗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跋陀还有一位有名的弟子叫僧稠，是当时著名的禅僧，跋陀称他为“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不过他们代表的是早期禅学，或叫小乘禅法。

少林寺真正称为“禅宗祖庭”，是从受了达摩开始的大乘禅法的影响。 达摩是天竺禅宗第二十八祖，他本是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属于刹帝利种姓。梁大通八年（527年）航海到中国，在辗转几处之后，最后在嵩山把少林寺作为他落迹传教的道场，广集僧徒，首传禅宗。

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而得名。又因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亦称佛心宗。

所谓达摩面壁，就是他所传的“壁观”禅法，他并不要求人们去读经，而是要让人们从自修自证中悟得真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静坐修身，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成了佛教禅宗的宗旨。少林寺达摩洞牌坊上的“默玄”二字，就是这种修行的形象说明。

在今天的少林寺景区大门内约300米的路旁高台上，有一座古塔，这座塔的主人为法如，与禅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法如是什么人？与禅宗又有什么关系呢？ 达摩在嵩山少林寺创立禅宗之后，将其衣钵传与慧可，因此慧可被称为禅宗二祖，宋代时，在少林寺对面的少室山钵盂峰上专门修建了二祖庵予以纪念。此后，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按照一代只传一人的接法方式，进行禅宗的传承。然而，弘忍在接法后，改变了禅宗的头陀行，在双峰山“择地开居，营宇立像”，并大开法门，广招门徒，称为“东山法门”，号称有十大弟子，其中有法如、神秀、慧能、道安、智诜等人。

现在我们都认为六祖为慧能，但少林寺景区里的这座塔上的《法如碑》却揭示出，其实最初的禅宗六祖，却是法如。

碑文中提到，法如侍奉弘忍16年，一直到弘忍去世，成为“定门之首”，就是禅宗传人的领袖。该碑文写到禅宗传法人时说：“菩提达摩„„入魏传可（慧可）、可传璨（僧璨）、璨传信（道信）、信传忍（弘忍）、忍传如（法如），当传之不可言者，非曰其人，孰能传哉！”这是五祖诸徒中第一个以正宗传人的名义出现，当时慧能到南方，神秀还在京师活动。

然而，可惜的是，法如在开法4年后（公元689年）就“寂然卒世”了。在他死后，他的徒弟全都归附于神秀门下，法如生前又是一个有“高遁之风”的和尚，不会社会活动，又无高徒传世，所以几乎被历史遗忘。

法如死后，神秀成了禅宗实际的宗主，影响极大。公元701年，他得到了武则天的礼遇，“亲见跪礼”，影响大大超过了法如，后人称之为禅宗“北宗”之

祖。神秀去世时，中宗为其谥号“大通”，并下诏在嵩岳寺南辅山之上的古灵台之处，为其建十三级浮屠，可惜塔今已不存。神秀死后，他的弟子普寂、义福、惠福等团结了一批官僚士大夫，使禅宗北宗仍然炽盛。特别是他的弟子普寂，被称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在嵩山传其正法，并刻意建立自己的法统地位，立“七祖堂”，以神秀为第六代，自己为第七代正统传人。

弘忍的另一个弟子慧能，后来被称为禅宗“南宗”之祖，得法以后南归，隐居15年，后应请在韶州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并传授无相戒。慧能的嗣法弟子有行思、怀让、神会、玄觉、慧忠、法海等40余人。其“即心是佛”的观点，在中晚唐不安定的社会中，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后来，他的弟子神会公开扯起了批判神秀、攻击北宗的旗号，大传“曹溪了义”，宣讲“顿门”，南宗由此发扬光大，从而确立了慧能禅宗六祖的地位。所以，在今天少林寺的六祖堂内，供奉的就是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和慧能六位祖师，而在大雄宝殿的三世佛两侧，除了其他寺院都有的迦叶和阿难两位弟子外，又多了一位扛着禅杖的胡僧达摩。

中国禅宗的普及完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契合，则是在五代以后，形成了“一花五叶”，即禅宗形成了五大流派：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宋代，禅宗的弘扬达到了新的高度，而且禅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少林寺，为了进一步确立达摩的祖师地位，元祐年间，洛阳留守张简翼找到五乳峰上的小洞，确认这就是达摩面壁之处，作亭以纪念。十余年后，登封知县楼异借宋皇室在巩县修造帝陵之机，向当时主持修陵的龙图阁学士吴居厚申请，以修永泰陵的余力在少林寺后山建“面壁若兰”，即初祖庵。近千年来，初祖庵成为纪念达摩祖师最珍贵的纪念地。后来，又有人分别在嵩山修建了二祖庵、三祖庵等分别纪念禅宗二祖慧可、三祖僧粲，少林寺里还修建了立雪亭等，更加确立了少林寺的禅宗祖庭的地位。

如今，嵩山脚下的唐塔除法如塔外，还有法玩塔、同光塔、净藏禅师塔、萧光塔等。其中，净藏禅师曾先后师从道安和慧能，一身师南北二宗，还是第一个将慧能禅法带到北方的；同光为神秀弟子普寂的徒弟，禅律并修，遁迹林野之间，义务讲学，20余年间名声大振；法玩18岁礼拜大照普寂为师，因此他与同光是师兄弟，法玩也是一位律、禅皆通的禅师；萧光则师从道安的另一个弟子元珪学习禅法。

名僧已去，古塔仍在。古塔为嵩山、为少林寺增添着佛光禅意，名僧却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光华，纪录着那个时代禅宗在嵩山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他们在佛教、在禅宗创立的微言大义，仍在照耀着禅宗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