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仁道夫也积极从事政治活动。1968年，任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自由民主党副。1969年，当选联邦德国议院议员，任外交部议会国务秘书。1970-1974年，在布鲁塞尔担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委员。
1974年，达仁道夫移居英国。1974－1984年，出任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Econmics）院长。自1987年以来，一直担任牛津圣·安东尼学院（St．Anttony’s
College）院长。达仁道夫被英国女王授予贵族称号，现为英国上议院议员。
拉尔夫·达仁道夫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著作甚多。其中最主要有：《工业和企业社会学》（1956年）《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年）《社会学的人》，（1958年），《德国的社会和民主》（1965年），《走出乌托邦的崎岖小道》（1968年），《冲突与自由》（1971年），《生存机会》（1979年），《论不列颠》（1982年），《内外之旅》（1984年），《法律与秩序》（1985年），《欧洲之观察》（1990年），《现代社会冲突》，等等。
达仁道夫与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和刘易斯·A．科塞（Lewis A．Coser）一起，是西方社会冲突论的主要代表。在本世纪60年代后期，社会冲突论风靡于美国，并波及某些欧洲国家。它主要研究社会冲突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社会冲突论持激进的社会观点，主张社会变革，强调社会冲突对社会的巩固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代表社会的激进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极大地冲击和震撼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在这个背景下，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应运而生。战后，它首先在美国崛起，一直持续至60年代。它着重从功能上分析研究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美
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 Parsons，1902-1979年）和罗伯特·金·麦敦（Robert King Merton）。与社会冲突论相反，结构功能主义持保守的社会观点，它注重研究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中的平衡，主张社会的稳定和整合，代表社会的保守派。
可以说，社会冲突论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反思和对立物。不过，二者都是维护型的社会学，即一个企图通过保持社会稳定，一个更多主张社会改革，巩固和保持社会制度，首先是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如果回忆一下60年代美欧各国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锐不可挡，那么，社会冲突论在美欧的出现就并非偶然了。同样，如果人们看一看达仁道夫在60年代积极主张大学改革、社会改革，那么，他成为社会冲突论在欧洲的代表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达仁道夫的社会冲突论初期的著作主要是《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和《冲突和自由》。尤其是前者的英文版本，经作者亲自由德文译成英文，并作修改和增补。它被美国社会学家S·M·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评价为“改变现代社会学领域方向的最重要的尝试之一……是对社会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称它是“马克思以来关于阶级这个论题的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探索中的最富于独创性的尝试之一”。《美国社会学学报》（The AmericanJournal of Sociology）强调，“本书是几年来发表的社会理论的最富有挑战性的贡献之一……任何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家都不能无视这部著作”。《现代社会冲突》则是近期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一部综合性的冲突论代表作。
达仁道夫认为：“社会现象本身充满着辩证关系，往往同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二重层面：即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等等。因此，既要从社会均衡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又要从社会压制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尤其要加强发展社会压制模式理论。”
达仁道夫的社会冲突论的主要论点是：“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各利益集团各司其事，这样虽时常会有一些小冲突，但却了严重冲突的集中爆发。”
《现代社会冲突》英文版（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初版于1988年。德文版（Der Moderne Soziale Konflikt）系作者本人自己翻译，于1991年出版。同英文版比较，作者根据对英文版之后与德文版之前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之观察，在德文版里作了很多补充和修订。1990年，达仁道夫发表了他的论著《欧洲之观察》，这是他对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19年巨大社会演变观察之结晶。他认为，《现代社会冲突》和《欧洲之观察》可以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作者本人把《现代社会冲突》德文版确定为权威版本，因此，中文版也根据德文版翻译。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现代社会冲突》是《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的姐妹篇。作者称，本书是他的社会科学之总和。《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主要是从理论上剖析自从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发表以来整个工业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冲突。该书同马克思的阶级论和其他很多有关以阶级为主题的论著展开了辩论，然后作者提出自己的理论，并应用他自己的理论来观察和分析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现代社会冲突》的主题则是研究本世纪工业社会的社会冲突，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冲突。和生存机会，公民权利和社会阶级，工业社会的政治，极权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极限，失业问题，下层阶级和多数派阶级，对世界公民社会的展望，等等，都是书中的论题。本书重点在于社会冲突的描述，而不是阶级状况的分析。
本书的基本命题是：“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围绕着这几对矛盾，作者展开深入的论述，表明自己的见解。同时作品也介绍和分析了很多西方著名社会学家的各种社会冲突理论。
当然，社会冲突与社会不平等是息息相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后者是前者的基本渊源。社会冲突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是密不可分的。社会学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有两大理论渊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另一个主要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当然，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精英理论也颇有影响）。达仁道夫在其《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里对马克思的阶级论是作了深入研究的，但是，他作为自由党人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他的观点往往与马克思的理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毋宁说，达仁道夫是遵循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传统，提出他自己的社会冲突论的。他抨击马克思的阶级论观点，在《现代社会冲突》一书里也处处可见。
与一切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一样，达仁道夫的《现代社会冲突》也处处反映着自由主义的共同特点：“1．坚决维护私有制，主张个人的自由发展，这种发展不应受到来自社会、国家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强制和约束。主张在所有的生活领域内实现个人的、自我负责、自我决定；2．主张在法律上、政治上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参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在达仁道夫看来，这种理想只能在他的“世界公民社会”里才能得以彻底实现。按照他的观点，通往世界公民社会的道路，必须走三条重要的途径：1．建立法治国家；2．经由国际组织；3．在民族的总框架里首先建立公民社会，尤其是私人组织。世界公民社会能否建立，何时能建立，达仁道夫也不是信心十足，而是仅仅作为理想中的理想来描绘。不过，他认为，自由党人值得为之去奋斗。
关于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人们往往用一个口号来概括：“不干涉主义”，或者叫做“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即国家尽量不干涉公民的事务。具体包括三个方面：1．建立法治的国家政治制度，国家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不得干预公民的基本权利；2．建立自由的币场经济秩序，个人而不是国家决定经济的过程，个人在这种秩序下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国家和社会的干涉，主张建立自由的世界贸易制度；3．人人都可按照自己所选
择的世界观来塑造个人的生活，在世界观问题上，国家持中立和宽容的态度，并保障个人的自由发展。
达仁道夫在本书中也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不干涉主义的传统，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自由经济，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从摇篮到棺架”的“社会福利国家”、“社会救济施主国家”，等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不干涉主义的具体表现。
应该强调指出，自由主义者总是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主义的理论，并把社会主义各国的国家制度也划入极权主义的范围。达仁道夫当然也不例外。其实关于自由和自由发展，马克思在《党宣言》中早就表明了自己的明确观点。“代替那些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国需要了解发展变化中的世界，世界也同样需要了解改革开放、蒸蒸日上的中国。西方各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侧面。《现代社会冲突》提供了不少西方社会冲突、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社会冲突的有关资料，可供我们研究参考。同时，本书对了解和研究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冲突论，也会有所裨益。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和了解有关人物和背景，除了作者原有的注释（标明“——作者原注”）外，译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加进一些注释（标明“——译者”）。同时，对一些我国读者一般不太熟悉的外国人名字，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尽可能用括号加上原文，便于一些想作更深入研究的读者能够寻找有关的著作。原著注释放在全书正文之后，译本保持不变，不过加上译注混合后，数码重新编写。原著书后附有重要概念和术语索引、人名索引，译本从略。
魏玉玲、冯兴元两位先生应出版社之约，对本书译稿进行了仔细校阅，作了不少宝贵的修正，译者深表谢忱！
社会学并非译者所学专业，译文（包括这篇短文）在概念、术语和表达方面，恐难免有不当乃至错误之处，望读者指正，本人将不胜感激！
林荣远
1999年8月末于北京
《现代社会冲突》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前言
当我同时唤起更加美好的希望，你却说，我正在败坏当今的时代；这也许是可能的，但并非如你所言，是我败坏现代精神。
——乔治·哈克威尔：《辩护词》（1635年）
行将结束的这个世纪，给幸存的人们留下深思，令人迷惘、不知所措，令人精疲力竭，然而也留下一星半点儿希望。这个杀气腾腾的、同时给予人们很多机会的时代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历史只能具有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这个世纪始于欧洲的明灯开始熄灭之际，结束于19年的给人带来新希望之时，我们应该如何清楚地理解这样一个世纪呢？也许人们只应该讲一讲历史。这样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时代的美好希望和主义之后
那个时代的错误和迷惘才有它的道理。于是，一些学识渊博的社会科学家企图找到某些解释，而且还要找到一些适合于构想理想价值蓝图的解释，这种意图使他们自己焦虑万分，不得安宁。本书里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20世纪被深刻地打上了这些国家的烙印，它们今天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即第一世界。虽然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第三世界愈来愈深地陷入贫困、疾病和战争，但是随着作为解决问题希望的第二世界即主义世界的失败，第三世界也丧失了自己的道路。因此，在这里的出发点是，集中探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是剖析本世纪发展之关键，这既不是盛气凌人，也不是扬扬得意之举。
拙作的基本命题十分简单。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这也总是提出要求的群体和得到了满足的群体之间的一种冲突，尽管近来一个广大的多数阶级的产生使局面变得错综复杂，纷繁异常。同样，政治纷争的基础变得不明朗了，犹如冲突将在其中得到解决的政党结构变得不明朗一样。本书也将要谈到这个问题。
应得权利和供给是两回事。要求扩大它们一般会导致矛盾与不和。然而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着替换（trade off）的关系，因此，公民权利的拥有似乎只能牺牲经济的增长，或者反之亦然。倘若这种情况实际上发生——它已经往往发生过——那么，这正好显示出当代人的缺乏推动使得两者能够同时向前发展的战略变化的能力。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与生存的机会息息相关，这些生存机会同时为所有的人保障基本的权利要求，在供给方面广泛的选择可能性，和发挥一种不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权益要求深层文化的凝聚力。
于是，这听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曾经深思过，如何向读者阐明本书的特点。是的，很久以来，由于竞选的要求和对各种机构负有责任，我的社会科学已经作了调整。我是想说，
对我来说，仅仅对本专业同仁说话是不够的。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称之为scientific community即科学共同体的那种工会，肯定是有益的，但是，它不许自满。博洛尼亚大学在一种庄严的仪式中给学业新成的博士们两次呈上一部属于他们本专业的伟大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次书是含着的，表示要记载（秘密的）知识，一次书是打开的，强调（公开的）任务是把这种知识传播给人们。公开的科学也是这本随笔可能的写照。
我必须对“随感”（Essay）作解释吗？这本书不是一幅大型油画，本来这种题材是适合于制作巨幅油画的，而是毋宁说，它是一张素描。它比一般情况下随笔这种文体所允许的长一些；但是，我想到过18世纪的一些作者，某些方面也把我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全然无拘无束地写了长达数百页的书，并名之曰：《关于宽容的随笔》，或者《资产阶级历史随感录》。这本书是在相同意义上的一种尝试和一份草稿。书的起初的正文我写于1986－1987年，那是颇有成果的一年，我当时作为罗素·塞奇基金会的访问学者生活在朋友们之中。1988年出版的美国版和英国版受到很客气的欢迎；它被译成多种语言，首先在意大利，最近也在东欧。中欧的民主国家里，引起了辩论。那时以来，时代变化了——我在这些时代里也在变化。现在放在眼前的这本书，肯定并非简单地是作者本人的翻译；说它是“新版”，从根本上讲是不够的，在很多方面，它更是一本新写的书。同时，19年和1990年的事件起着某种作用，虽然我在1990年所写的《欧洲之观察》和英文版《现代社会冲突》（The Modern SocialConflict）第一版可以天衣无缝地相互协调，属于一个整体。就这个版本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