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

唐代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博大，而且体现着与以往大一统王朝文化专制不完全相同的包容精神；宋代文化以“精深”为特点，是中国古代文化第一次整合（定型）时期。

一、哲学：宗教、经学和理学

隋唐五代时期哲学思想家的新建树不多，大概是由于唐中叶以前鼎盛，以后骤衰，文人学者情绪一直处在亢奋和波动之中，冷静下来思考的机会少的缘故。激情出文学，痛苦出史学，冷静才出哲学。所以哲学在这个时候主要有青灯黄卷相伴的和尚们去思考了。 （一）唐代的佛教和道教

唐代的宗教种类很多，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 摩尼教以及祆教等。其中势力最盛，在哲学思想上影响最大的是佛教和道教。 1． 佛教宗派及其哲学

公元前800—200年是人类文化成熟的“轴心的时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各种宗教和理论，我国的儒学和道教也产生在这个时期。

生→儒学 人生〈

死→佛学 思考〈

推理→宗教 自然〈

实验→科学

佛教起源于前五世纪，尼泊尔的兰毗尼人当时称迦毗罗卫域， 净饭王之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后称释伽牟尼。佛即觉悟、彻悟。初期教义为苦集灭道“四谛”，认为人生一切皆苦，活着是受罪，应该抛弃臭皮囊、屎尿袋，死后让灵魂进入极乐世界，涅磐是最好的归宿。 肉体死灵魂活，实际上讲的是“灵”与“肉”的关系问题。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分派，隋唐时期发展为一些固定的宗派。各宗派的宗旨相同，思考的问题也名异实同，所不同的各自的理解和解说；所谓佛教宗派是由不同的教义、组织和戒律来界定的，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佛教宗派也可以说就是哲学学派。 这个时期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四个：

天台宗 也称法华宗、空宗，创始人是陈隋之际的智觊。唐初兴盛，中唐以后逐渐衰落下去。天台宗的突出特点是“圆融”，融合南北佛教的特点，南方佛教注重对佛教理论的内心领悟，北方佛教注重坐禅，修行外在的行为；天台宗提出“止观论”，止又称定，指坐禅；观又称慧，指领悟，主张止观并重、定慧双修，南北风格得以协调。

这一派的哲学思想体现在“性具实相说”之中。性也称法性，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性具实相，指各种事物都是由法性派生。并由此引伸了两个命题：“一心三观”，三观指空假中，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空的假的不固定的，都是心虚构的，只有心才真实的；“一心”可以同时体察三观，三者在“一心”中又同时存在。“一念三千”，一念即一心，三千即宇宙万物，宇宙万物都是由“一心”派生形成的。法性、一心、一念都是指绝对精神、意识，天台宗认为这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法相宗 也称唯识宗、瑜珈宗、慈恩宗，创立者为玄奘和窥基。 主要经典是《成唯识论》。

唐初玄奘西游回国后带回并翻译了大量佛经，弟子窥基在协助玄奘译经时丰富发挥了该派学说。尽管当时玄奘知名度更高，又有朝廷的支持，但由于修行过程太繁琐冗长，只兴盛了三四十年便衰落了。

这一派的哲学思想体现在唯识论中。唯识又称万法唯识、万物唯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识”演变而成的，识分两种，一是内识，即最高的精神本体；一是外识，即人的直观感觉和思维。直观感觉熏染内识，便产生了对万事万物的印象。这一派还认为，世人常见的“我”是虚幻的，各种烦恼的根源就在于误以为“我”是真实的，这就是执迷不悟。消除这种执迷，必须认识到只有作为精神本体的内识才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假的。万法（物）唯识，也可以说是心外无法，心外无物。

华严宗 又称是贤首宗、法界宗，创立人是法藏，主要经典《华严经》。武则天想当女皇时法藏心领神会，译经时替武则天造舆论，因此迅速兴盛起来。 武宗灭佛后衰落。

这一派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法界缘起说”。法界即一真法界、一心法界，指真如佛性、最高的精神意念；心产生理、理产生万物，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法界”生化而成的。并推导说：既然万事成物都是法界生成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别都只是表面上的，本质都是相同的。所以应当圆融无间、高度和谐，但成“无碍法界”。这一派还将事物的差别归为六种：总相（整体）与别相（部分）、同相（同一）与异相（差别）、成相（先成）与败相（毁灭），都是“一为恒二”、“二而恒一”的关系。又把法界的含义由浅到深地划分为十个层次，称“十玄门”，十个层次之间不仅圆融无碍，而且都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关系。 禅宗 又称佛心宗，主要经典是《坛经》。传说禅宗始祖为印度僧人达摩，传到弘忍时已是唐朝初年，形成以慧能为首的南宗和以神秀为首的北宗，结果南宗成为正统，并成为最有影响的宗派，在唐代达到全盛。

相传弘忍在传衣钵继承人时，让弟子作谒（五言诗）讲学佛心得。神秀说：“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核心是“净”字。小僧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核心是“空（无）”字。慧能被选中，在于“空（无）”比“净”更深一层。悟空、悟净、悟能代表领悟的三个不同层次。

南禅宗已经脱离了印度的原始佛教，根植于魏晋玄学，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化的宗教了。南禅宗的修行方式简单，只要“无念”，心如木石，不受外界影响，处于绝对虚静状态便可“顿悟”，在刹那间领悟佛教真义。所以在中下层民众中流传很广泛。这一派声称“不立文字”，其哲学思想相对其他教派而言比较浅显，主要有两点：一是心本体论，佛性在心中，万事万物也由心中派生。直接启迪后来理学中的“心学”派。二是空无观，否认一切客观事物的存在。 唐代佛教各宗的学说有所不同，但其哲学思辨的主要特点则是相同的，都是“心性论”。天台宗“一心之观”、法相宗的“唯识”、华严宗的“法界”、禅宗的“心本体”，辨析和表达的都是相同的意思：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虚幻的，都是心的派生。各宗都讲佛心，所谓“心性论”可以说是“佛性论”的本质内容。

“心性论”在认识论上有重要地位。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看，先秦秦汉时期讲“天道观”，讨论宇宙的构成；南北朝讲“本体论”，讨论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南北朝后期发展的为讲求心性义理的“心性论”。唐代佛教各派的哲学内涵不仅与此时的哲学思潮吻合，而且成了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主流。 2．道教教派及其哲学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成于东汉时期， 宗奉先秦时期老子李耳为始祖，把道学变成了道教。老子善于冥想，想出了一套超越感觉和经验、超越具体事物的东西——道，作为人类和宇宙的本原。同时又讲人生策略：顺应自然、见素抱朴、远离现实。至于后来的炼丹、气功，是道教精神的衍生，有的已不符合原始的教义。 南北朝时期“南禅北道”，唐代道教很兴盛。李渊在隋末起事时得道士王知远的“密符之助”，

建唐后李世民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代，神化皇权，也抬高了道教的地位，排在佛、儒之上。太宗信道常服金丹，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后崇佛，也不排斥道教；中宗睿宗大修道观，并让两个公主为女冠。玄宗时期崇道达到极致，道教也进入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后唐朝衰落，更流行道教。肃、代、德都信奉道教之术，宪、穆、敬、武、宣都服金丹而死。直至五代十国时期，李存勖、石敬瑭、柴荣，前蜀王建父子、吴王杨行密、吴越王钱鏐等都信奉道教。

隋唐以前道教已分很多宗派，但分法不一致。唐初各派仍在分化组合之中，各派的理论也逐步完善，道教教派也便成了道教学派。按理论分成了楼观派、上清派和重玄派。三派中的楼观派因楼观台建在道教发源地——今陕西周至县南秦岭山麓而得名，据传说老子在此写成了《道德经》。李渊起兵时楼台观的道士曾拿出全部粮草支援，所以在唐朝受朝廷扶植而发展。但楼观派理论贫乏，没有独立教义，尊奉上德派的《上清经》；上清派注重修行方法，抽象的思辨很少；在道教理论上贡献比较大的是重玄派。

重玄派形成于南朝肖梁时期，是道教中哲理层次最高的一派。“重玄”出自《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之语，形容“道”的深奥难尽。重玄派用思辨方式解释和发挥老子的学说，到唐朝形成了系统的重玄理论。最有影响的是成玄英。

成玄英，字子实，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唐初隐居东海（今江苏北部），后被召至长安，加号“西华法师”，注疏老子学说，训释“重玄”理论。认为：老子的“玄之又玄”意思是讲认识“道”的方法原则，即对“道”的认识不能执于“有”和“无”之间，说“有”不对，说“无”也不对；要去掉是有是无的偏见，又要去除非有非无的偏见；扣除两种偏见之后再把不偏不倚的“一中之玄”排除，经过这样三次排除和否定之后，才能进入“重玄”之境，准确地把握和认识“道”的奥义。继而认为用“重玄”的观念看世界万物都是虚幻的，都是道派生的。人们常讲的境与智（即外界事物与内心认识）、有与无、美与恶、是与非等一系列矛盾也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客观标准，仅是人的感觉），都应当忘却；唯有“道”是真实的，值得去探究。只有用“重玄”理论去研究道，在世俗生活中忘却尘世的一切，静心守一，才能得道成仙。

当然，宗教不是哲学，与儒学一样也是讲人生方法、策略，讲如何过好这几十年。儒学直接告诉人们怎么做，宗教则是先让人明白人自身、人周围的宇宙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讲具体该怎么做；讲人和宇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有了哲学思辨的因素。准确地说只是一种哲学意境、类似哲学的思辨方式。还有，流传最广、影响最长的宗派的哲学思想一般比较低，如南禅宗和重玄派；层次高的恰恰是流传范围小，时间短的宗派，如华严宗和上清派。高层次的思辨是少数人的事情，一多就乱，一热就散，此规律也。 3．儒道佛之间的斗争与融合

隋唐时期儒道佛三家鼎立。原则上讲儒学为正统，有时并非如此，武则天时把佛教者列为第一，玄宗又把道教列为第一。但第一不是唯一，如“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的唐太宗， 同时也吃金丹，把道士成玄英召到长安，还资助玄奘去印度取经„„ 崇道崇佛是出自将皇权神化的目的；抑道压佛，常出自经济动机，比如与寺观争夺人口。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三者之间观念的冲突。

儒家讲忠孝，僧尼则脱离尘事，弃父弃君，在儒家看来是不忠不孝之辈。道教与儒学也有矛盾，儒家主张进取入世，道家则主张超脱，游离世人俗事。并且佛教与道教也有矛盾，佛教认为人生皆苦，修行成了佛（即死了以后）才得以解脱，而道教则追求长生不老„„

冲突最直接的是儒学和佛教。所以在唐代君臣百姓狂热信佛的同时，总有一些人极力反佛，傅奕、韩愈、姚崇和狄仁杰都有过激烈的反佛言论和行动，斥责佛教教义，主张抑佛乃至拆寺毁庵，迁散和尚尼姑。尤其是韩愈，当宪宗兴师动众迎举法门寺佛骨舍利的时侯， 直言谏止，主张把佛骨投诸水火，以绝后患。武宗继位后先是抑佛，继而在会昌五年（845年）采

取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拆除4600多所寺院，还俗26万名僧尼。五代后周时柴荣也曾毁佛，并且亲自在正定隆兴毁佛像。

反佛灭佛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因为儒学是传统文化观念的核心，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但儒学的有些内容到这时已明显得有些陈旧过时，需要调整和发展，需要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佛教和道都也需要吸收一些传统的东西，以便更广泛的传播。所以，儒道佛在矛盾冲突的同时，更有一种融合的趋势。

隋朝经学家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的主张，想以儒为主，调合吸收佛道的有用内容。唐代柳宗元认为佛教有些内容与《论语》相合，“不与孔子异道”。 韩愈激烈反佛，实际上吸收了一些佛教理论，其道统说、复性论，与佛教的法统观念和心性学说有联系，并且韩愈与高僧元惠等过从甚多，有诗相赠。就佛教而言，隋唐时期佛教各宗派实际上都是吸收了儒道理论的佛教，比如对孝悌观念的吸收有了“教僧”之名。 就道教而言，也开始讲礼义、忠孝，显然是受了儒学的影响；原来道教理论和教规都不完善，隋唐时期开始创立理论体系，制订教规戒条，则是在佛教的影响下进行的，有的甚至明显地直接模仿佛教。

儒道佛融合的基础，首先是由于三家的学说都是治理天下、安顿百姓所需要的，如《三教平心论》卷上所说：“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也可以说是佛修心灵，道修身体，儒修品德，三者缺一不可。其次，是人在不同时候分别需要儒家的入世进取、道家的进退自如，甚至佛家的逃避放弃。仅有一、二种精神是不够用的。就人生来说主要是儒道精神，道家讲人生策略的时候告诉人们你不需要什么，而儒家只告诉需要什么；前者是智慧， 后者只是知识和本能。复次，最根本的，是儒道佛三家在思辨方法上的互补性。 儒家重视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原则，太实用了，哲学思辨不够深入；道家和佛家对现实尘世持一种超脱或遗弃态度，总讲些游离现实，抽象深奥的道理，哲学思辨反而上去了。尤其是佛教，在三家中是哲学思辩层次最高的。三家在哲学思辨上的互补性还在于，儒学善从正面论述，道家善于反面认识，佛教视而不见，不反不正，三者的配合恰似数学上正数、负数和零一样，配合起来是完整的认识方法。由于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唐朝盛世有容纳气度，使得隋唐时期儒道佛三家并存、融合，并且都是立足本家，融合另外两家，结果都得到了改进。比如儒学在这个并存、融合的过程中吸收了佛道精神，开始了由传统儒学向新儒学即理学的转变。 附带说一下儒道佛并存，而基督教、伊斯兰教流传不广的原因。

伊斯兰教是回族人的宗教，只在回族人中流传，凡是回民自然是穆斯林，别的民族不能加入，不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宗教。

基督教流传不开，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人信仰层次浅，实用性强，为一事而信而求，遂愿后还愿报答，然后完事，是一种“契约型的信仰”；不象西方的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寄托。基督教的信仰是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礼拜祈祷是内心世界的表白，对方只是抽象的存在，类似今天的网上聊天），中国人多数达不到这个程度，也不需要。其二，对事物的思考方式不同所致。西方人侧重科学理论的探讨，追究终极原因；认为宇宙之谜是上帝设计的，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在“接近上帝”。中国人习惯于技术操作的学问， 技术操作成功就似乎一切明白了，不追究进一步的原因，也就没有信仰“终极原因”即上帝的必要了。 （二）隋唐时期的经学

作为解释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的经学，在隋初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经学自身的南北分异，《隋书?儒林传》说治经者“南人简要，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从方法到内容都存在分歧。二是佛教和道教的冲击，威胁儒学的正统地位。所以，这个时期治经者的中心使命是使经学上的南学北学归向统一，尤其是重新树立儒学的核心地位。隋唐儒学家们完成了这两个任务，更重要的是结束了汉代以来讲究名物训诂的“汉学”，开启了讲究义理思辨的“宋学”之先河。

1．隋朝的经学：三教可一

王通字仲淹，河东郡龙门（今山西万荣）人。讲学治经仅13年，38岁时去世。死后门人把他讲学时的记录整理成《中说》一书传世。

南北朝以来儒道佛斗争一直很激烈，有人主张毁佛灭道以存儒学，或以道教、佛教来统一各家。王通新经学特点是调和儒学与佛、道的矛盾，试图通过改进经学来振兴儒学，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通过吸收佛道二教的可取之处，弥补儒学的不足，提出了“三教于是乎可一”的主张。 “可一”不是“合一”，不是把佛、道合于儒学之中，而是三家并存；但在王通内心深处是以儒学为正统的。

王通心目中的正统儒学是先秦时的儒学，暗含的前提是认为汉代以来经学家的解释已非正统了。这与后来唐代经学家的认识是相同的。 2．唐代经学：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

唐初诸经文本多有异处，对经文的理解分歧更大。于是唐太宗令经学大师孔颖达（冀州衡水人）主持，对经书的经文进行统一整理：对《周易》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诗经》毛传和郑笺、《礼记》郑注、《左传》杜注，以“疏不破注”为原则，对原有注文进行解释。注疏编定后成书180卷，定名《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此后，读经、应试均以此为准，否则就是异说。这样，东汉以来诸家解说归于一说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只是把其他学派压了下去，儒学内部并未统一；统一儒学各派对诸经解释的是《五经正义》。 与之同时，出于同样的目的，唐太宗还令颜师古专门考订经书原文。颜师古将“五经”的各种本子找到后，写成《五经定本》，颁行天下，解决了经书原文殊异的问题。唐末文宗开成二年（837）郑覃主持全面校订包括“五经”在内的儒家经典，纠正了颜师古的失误，刻成“开成石经”114块650252个字，立于太学。

到唐中叶，传统的经学思想受到怀疑和挑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各种“专门之学”开始进行新的探索。此时在经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地区的经学家啖助、赵匡和陆淳（质），他们以治《春秋》为主，被称为“《春秋》学派”。 《春秋》学派的主要特点是“舍传求经”。认为《春秋》原文没问题（宋代才开始怀疑经本身），错谬全是三传造成的；在三传都不合适时，便丢开三传自己解释。他们“舍传求经”自我发挥解释时以“明王道”为原则，有利于“道”的“无经之传”也可采用，过于实用和随意。但此后治《春秋》的学者都不再拘泥于三传，从而脱开了章句训沽的汉学路子，走上了义理思辨的路子。“《春秋》学派”有破题之功。

唐后期经学的共同特征与中期相同，不再宗奉东汉以来经学家注疏，自己重新解释，通过自己解释经义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代表人物是韩愈。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先世居昌黎（今属河北），故称“韩昌黎”，其著述由弟子编为《昌黎先生集》。韩愈经学思想的核心是“道统论”。“道”即儒家正统学说，“统”是这种学说的师承关系。韩愈著《原道》一文，认为道发端于尧、经舜、禹、汤、文、武、周等，到孔子时发展到“大明”即完美；孔子之后诸门子弟均不能得其要领，只有孟子是正宗。“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孟子死后（即秦汉以后）的经学家均未得其真传。失传千年后至此到韩愈才接上。韩愈自认为是师道、传道的“卫道士”。在韩愈颇为自负的语气中，有与此时经学家们相通的地方： 都认为东汉以来的解释不准确，都是对汉学的怀疑和否定。

陈寅恪认为韩愈是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的人物。韩愈他把一向不受重视却最能代表儒家精华的《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专门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 成为儒家原始经典中的经典。至此，经过隋唐时期几代经学家的努力，已经给经学加进了一些新内容，完成了从汉学到宋学转变的准备，并且已经开了宋学的先河。 （三）宋代的理学

宋代文人写诗的兴趣小了，治经的兴趣又多了起来。而且延续唐后期韩愈的风格，形成了与

寻章摘句的“汉学”相对的“宋学”。 宋学是以探求义理为特征的治经方法，用这种方法治经，就产生了理学。

理学也称道学，是以理、道为哲学范畴，探讨“性命为理”的学说。理学以儒为主，兼收佛道有关理论，同时又剔除了“胡化”的成分；用“宋学”的方法解释儒经，在原来儒学探讨人生问题（人生观）的基础上，又探讨了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起源、构成（宇宙观）等哲学问题，是儒学的一个新学派，后来被成为新儒学。 这个学派，产生于北宋，形成于南宋。 对理学的考察不应当以唯物、唯心为标准，也不宜按照黄宗羲《宋元学案》中的师承关系来讲，把胡瑗作为开山；应该按照理学自身的发展顺序和主张，分为“天理”和“心理”派，以及相对的“事功”派来考察。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初步建立一套探讨宇宙本源、万物生成、人性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依据道家学说和《周易》等著《太极图说》，以“太极”为宇宙本源。太极动、静产生阴阳，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五行，五行（五气）推移变化形成宇宙万物。

张载，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人，字子原，人称横渠先生。著有《正蒙》、《经学理窟》，提出“气”是万物本源，气聚为太虚（太空），由太虚生成万物。气的变化规律就是“道”（所以理学又称为道学）。同时又讲“学贵心悟”，重视自身的体悟。 二程，程颢和程颐是洛阳人。周敦颐的弟子，有《二程全书》，自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提出有系统的理气说、人性论和格物致知等。

朱熹，徽州婺源人，著有《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晦庵文集》。继承了二程学说，兼收其他学派，认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有理而后有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 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以上是用天道解释宇宙和人性的一派。

陆九渊，江西金溪人。以儒为主，吸收禅宗的思想，强调内心觉悟，提出了“心即理也”的命题，被称为“心学”派。著名论断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与朱熹在鹅湖辩论天理、心理，称“鹅湖之会”。朱熹的学说通俗易懂，响应者多（当时还不是官方哲学）；陆九渊的学说太深奥，到明朝王守仁的时候才有进展，合称为“陆王心学”。 上述两派都是理学派。同时还有与理学并立的陈亮和叶适的“事功派”，以“物”作为最高哲学范围，“盈宇宙者无非物”，“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反对抽象的“理”说。理学有些脱离实际， 陈亮“事功派”是从联系实际的角度补充之，不全是反对理学。

从学的内容和思维方式上讲，陆九渊是心理，但张载的“学贵心悟”、二程的“体贴”与陆九渊是相同的；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看，又有事功派的特征。很难严格分类。原因在于今天的标准和宋代不一样。 金朝王若虚著《道学渊源学》，赵秉文传播程朱之学，被称为“斯文盟主”，赵复、姚枢、许衡和窦默等人也传播理学，建太极书院。但只是传播，没有加进新内容。 宋代理学有两个特点：

一是探讨义理心性为主，大都以“理”代表抽象的本原，以“气”代表具体的事物，从这对哲学范畴出发，探讨精神与物质、人类和社会的本源的问题。抽象思辩能力超过了旧儒学（此前过分注重实用）。有了思辩哲学的风格。朱熹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命题，“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致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是超出了技术实验手段的思辨，更具思辩哲学的特色（明朝的方以智提出“合二而一”）。中国学者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思想、主义和学说，没有严格的概念和体系，主要是一种精神和状态；宋代理学家在朝着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努力。 二是以论证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为目的，通过理学的探讨使道德自然化。这是中国古代所有学说的共同思路和方法。但这不是束缚人的思想，是让人发挥应有的作用，修齐治平、经世致

用、知行合一等都是这个意思。

对理学的认识，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1．理学兴起于北宋，盛于南宋理宗时，但《宋史?道学传序》说“道学兴于宋，而宋弗究于用，甚有厉禁者”，如韩佗胄镇压理学。远不如明代理学地位高，因为尚末被官方使用起来，理学本身在宋代尚在发展。

2．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不是压抑人性的禁欲，而是反对奢侈的节欲。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是原始的解释。后常被浅人作极端化的理解，不符合宋儒的原意。响应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是倡导，不是要求；是一以此劝喻大臣忠于皇帝，不是专门为了限制妇女改嫁。

3．张载的“学贵心悟”、二程的“体贴”到陆象山的“心即理也”，都是通过内心反省来理解宇宙、人性等问题，与“天理”相辅相成，并且有比“天理”更积极的意义：从社会意义上看，注重内心自我，与后来王守仁的“心学”、李贽和龚自珍的“童心”都属启迪自我意识的一派，可以导致启蒙思想的产生。 从思想意义上看，心学是理学中思辨层次最高的一派， 超过了朴素唯物主义。朴素唯物主义看问题只偏留在具体的物上，唯心主义则要进一步探讨事物的本源，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找到的只能是“心”和“天”。但毕竟比唯物主义深一层，是深层思考时的失误。古代思想的精华在“心学”学派之中。

二、史学

1．唐代的史馆和国家修史制度

史馆是唐代常设的管理和主持编修史书的机构。自先秦以来史书修撰都是个人为之，隋文帝开始禁止私人修国史，贞观三年正式建“史馆”并由宰相掛名监修国史，设有专职史官。史馆的建立也就是官修史书制度的形成。唐太宗曾专门令魏征对所修前代史“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 所谓“损益”不只是为了体例一致，更是为了统一口径和思想。

史馆和国家修史对史学的影响有利有弊。史料征集和利用方便了，史官地位提高了，并有了相互切磋的场所。官修史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统一思想，把史学的功用仅仅局限于提供治乱兴衰之一途，限制了史学的拓展，史学成了政治的附属。再者，众人共同修史固然可以取长补短，但由此一来都缺少了个人修撰时的个性和思想，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说“官修之书不满人意，以其杂出众手，未能自成一家”， 正是看到了这一层。 2．前代史的修撰与贯通的趋势

在二十四史中唐以前只修了“前四史”。建立史馆以后进度加快了，修成了梁、陈、北齐、北周、隋及晋朝正史；加上私修官颁的《南史》和《北史》，共8种。五代后晋时期修了《旧唐书》，北宋修了《新唐书》和《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至此，宋代以前的正史算是凑齐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修史者注意到了贯通的问题。

首先是《通典》的编撰。《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作者杜佑历任户、工、刑各部及地方官，又任宰相，熟悉各种制度及执行情况。他用35年的时间撰成《通典》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九门（亦称典），每门下分若干细目。对每一细目所记制度都按朝代顺序考其沿革，详述其差异优劣。并且在正文之外有很多注释，也是资料。此书超越以人物为中心的编年体、纪传体创立了种新的史书体载——政书体。

《通典》与《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通典》是始创者。还有刘知几和《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评著作、史学理论著作和史书编撰法著作，注重对对以往史书归类，也具有“通”的特点。

其次，宋代的编年体通史的编写也是这种趋势的继续。

《资治通鉴》294卷，司马光编著，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政治通史。 纪事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止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北宋建立之前，共十六代1362

年。该书以“历代君臣事迹与治乱之迹”为主要内容，对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则很少记载。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说：“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认为此书为史学研究著作，而不是通常的史料文献编集之书。求真求通求鉴，是宋代史学的精神，超越了此前的编篡之学，而且把史从经中剥离出来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愿980卷，今存500卷，李焘著。仿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体例记载北宋之事，“长编”即《通鉴》草稿，谦词也。篇幅繁芜，不限政治史。原书已佚，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缺徽、钦两朝，清末又有人作《拾补》60卷。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李心传著。续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南宋高宗一朝之事。

到明朝还有人不断地续写“通鉴”，成了编年通史系列。

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也体现出了通的趋势。该志总结了唐代以前典籍的总数，并且第一次把所有的典籍归结为经、史、子、集四类，构筑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框架。这种分类方法一直沿用到近代。 3．类书的编撰

类书，即摘抄经史百家中的有关内容，重新分类排列、汇编而成的书。曹魏时已有之，唐代才增多。隋唐重要的类书有四种：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和白居易的《白氏六贴》；宋代的四大类书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此外还有《玉海》。 4．地志书

隋统一后各郡上其地图，朝廷据之编《区宇图志》、《诸州图统集》等地理风俗书，唐也规定各州府每三、五年一造图经，送兵部存留。

唐代影响较大的地理书有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全国性地理书。原40卷，图文配合；今存34卷，图已佚，故文称《元和郡县志》。该书按十道分编，下分47镇，镇下列州府县，叙述各州府县的建置沿革、户口人数、山川位置、主要关塞、祠庙、道路及人物典故、历史大事。全书记述详尽，对各地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载也很真实。 此外，还有李泰的《括地志》、樊绰的《蛮书》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宋代的全国性方志四种：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王存《元丰九域志》10卷，欧阳忞《舆地广记》38卷，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

地方性方志十几种，主要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10卷、吴自牧《梦粱录》20卷；范成大《吴郡志》50卷、梁克家、陈傅良《淳熙三山志》50卷、罗愿《新安志》10卷、施宿《嘉泰会稽志》20卷，高似孙《剡录》10卷、周淙《乾道临安志》15卷、潜说友《成淳临安志》100卷。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有“史地合一”传统特点，民俗，历史放在与山川、政区同样重要的位置来记述。此时的地图测绘技术也有进步，贾耽书中有《海内华类图》一幅，宽3丈，长3.3丈，图上一寸折地面百里。 所绘山川地势虽然有“山水画”痕迹，已与现代地图接近，地理学已经成为专门技术了。 5．金石学

金石学是宋代兴起的新学科。考证商周至唐代的金石器皿，金是先秦时期的铜器铭文，石是秦汉以后石刻文字，用来印证补充史书的记载。主要金石学家的著作有：欧阳修《集古录》10卷、 吕大临《考古图》、王黻《宣和博古图》、黄伯思《金史题跋》、赵明成《金石录》30卷、洪遵《泉志》15卷、洪适《隶释》和《隶续》。 三、文学

唐代有“从北朝重经术转向南朝重文学的意味”， 宋代又转向了重经学轻文学。经术实用但略嫌拘谨，文学空飘却充盈灵气。

1．诗

唐代是诗的时代，用闻一多的话说是“诗唐”。在清人编辑的《全唐诗》中收录2300多位诗人的48900多首诗。自元代杨士宏著《唐音》之后，习惯于把唐诗按作者生年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即高祖到睿宗时期。这个时期之初的诗人多是陈、隋遗老，作品带有南朝齐梁官廷诗风格，连唐太宗也受其影响，习作艳诗。武后时沈佺期、宋之问对格律诗的形式进行了整理，使之规范固定化，一首诗字数有定准，平仄韵律有格式。格律诗也称“沈宋诗体”。 初唐四杰。高宗到武后时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摆脱齐梁诗风，运用格律形式创作，具有粗放豪迈的特点，一反诗坛上的绮丽萎靡之音，开一代诗风。他们作品不多，也有佳句传世，如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四人的人品不高，后人常因此讥讽，但其在初唐诗坛上的地位是应当肯定的。

陈子昂。面对律诗兴起，古体诗面临淘汰的状况，力争古体诗地位并予以更新，使唐代诗苑古体诗与格律诗并存。并且陈子昂诗作有内容充实，语言刚劲的特点。“初唐诗人，子昂一人而已”主要是从人品上说的。

盛唐。即玄宗肃宗时期。代表人物为王维、李白和杜甫。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进士出身，当过监察御史。安史乱军俘后任官职，平息叛乱后不得志，过亦官亦隐的生活。善长五言诗，开元天宝时被称为“文坛霸主”。40岁以前的作品真挚生动，景象明朗，风格清新，并有奔放豪迈的特点； 40岁以后作品情意幽深，如《渭城曲》，后被谱成送行乐曲《阳关三叠》，千古传唱。王维能诗善画，作画时不分四季，随心所欲，人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即诗中有画意，画中有诗情，达到了诗画一体的意境。

李白，字太白，原籍陕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生于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楚河流域），幼年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曲）。浪漫主义诗人，时人贺知章读《蜀道难》后称之为“谪仙人”，遂以为号。李白年轻时有为国立业的雄心，但不肯参加科考（认为无人有资格评卷），玄宗时以诗名被召入宫，又因不愿迎逢权贵，看不惯官场习气，遭佞臣谗毁。从政无望时，方决心终身以诗文为业。他的诗内容广泛，才思横谥，想人之不敢想，说人之不能说；似醉言狂语，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情感。由于生性放荡不羁，终身以酒色相伴，所以他的诗主要以浮丽取胜，内容稍显平淡。但诗首先应讲求艺术，李白是唐代诗苑艺术水平最高的。

杜甫，字子美，原籍襄阳，曾祖迁至河南巩县。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有“诗史”之称，代表作为“三吏”（石豪史、新安史、潼关史）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少年贫而有志，考进士未中，亲身经历了开元天宝盛而衰的局势，安史之乱中被俘年余，终生不得志，对中下层平民生活有亲身体验，他的诗作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内容深刻。语言极为简炼朴实，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时杜甫也有不少意境优美的抒情诗和写景诗作。但总的看来有社会意义但缺乏艺术性。

中唐。即代宗到文宗时期。代表人物为白居易和元稹。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土圭（今陕西渭南）人，生于河南新郑。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作为叙事诗《长恨歌》、讽谕诗《卖炭翁》等。做过谏官、刑部尚书，在牛李党争中受排挤，放弃仕途后专攻诗文。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位，曾抄写五套，分藏五处，以便千古流传。白诗最大特点是通俗易懂，但由此一来，有些诗“近乎鄙俚”之语， 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

元稹，字微之，河南（今洛阳）人。与白居易见解、风格同，并称“元白”。 代表性作品有《连昌宫词》，大胆揭露唐宫廷的腐化黑暗。他科考中制举第一，当过监察御史和宰相，后被贬为地方官，锐气大减，转向写艳诗。间有淫言秽语，但含有对年轻时恋人的怀念之情和亡妻的悼念之情，真切动人。

晚唐。即武宗到唐末，代表人物为李商隐和杜牧。是唐诗最成熟的时期， 内容平俗但有个性，艺术水平很高，而且有很多不可确解的意思，有永恒的意境。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少有才名，中进士后当过县官，后在藩镇幕府中当幕僚。生性放荡，因被牛李两党排挤疏远，形成感伤抑郁性格和深情绵绵诗风。所写抒情诗文字与音节高度和谐，被后人举为诗的美的典范。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进士，当过监察御史。他生活放荡，诗作主要反映城市生活，写歌妓舞女（风流不是下流），代表作有抒情诗《泊秦淮》等。思清而味长，于婉丽中见刚峻。

晚唐诗人中有影响的还有李贺、皮日休、杜荀鹤等。诗作多，艺术性高，大都模仿盛唐诗风，包括李商隐、杜牧，被称“小李杜”。

宋代的诗风格几经变化。北宋初杨亿“西昆体”雕琢字句，堆砌典故，缺乏生动内容；中期欧阳修、苏轼等力改“西昆体”风格，黄庭坚尤倡导务实。南宋诗人有范成大、杨万里、李清照、陆游等。以陆游为代表，诗作较多，抒发忧国忧民之情。总的看来，诗的趋势是自唐末以后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是词的兴起。

2．词

从唐中叶开始，随着歌舞音乐的发展，五言、七言、格律诗入曲谱演唱不灵活，便出现了类似民间歌谣的长短句，作为歌词，简称词。 唐末五代时期词作渐渐增多了。 唐末词人主要有温庭筠和韦庄。

温庭筠，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既写诗又写词，成就大的是词。他精通音乐，自诩“能逐弦吹之音，为恻艳之词”。 恃才自负，屡试不第后专事填词。生活放荡，出入花柳月巷，写歌女常有独到之处，很传神。主要词作有《菩萨蛮》十四阙。他是大量写词的第一人，被后人奉为词作正宗。

韦庄，字端己，杜陵（今西安西南）人。自幼善为格律诗，有长诗《秦妇吟》等，在敦煌文书中发现全文，共1666字。 后改攻词作。他写词语言朴素明白，尤其善长写离别相思之情，风格很清新。

五代十国时期词作中心在川蜀和南唐。后蜀时赵崇祚编选词集《花间集》，收录唐末五代十国18位作家500首词，人称“花间派”；温、韦均被收，主要作者为前后蜀人士。南唐词作也很发达，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延已和李煜。 冯延巳（si），字正中，广陵（江苏清江）人。在南唐任宰相，为人阴险善投机，被称为当朝“五鬼”之一。他入官场是“以文艺进”，并且终老写作不辍。他的词多离别情思内容，含蓄而缠绵，写景近乎白描而又耐人寻味。近人王国维评其词不失五代风格，又开北宋一代风气。代表作有《长命女》和《雀踏枝》等。

李煜，字重光，即南唐李后主。他自幼聪颖，艺术修养很高，在位时正值北宋统一战争期间，不断进贡以苟且偷安，加之爱妻幼子相继死去，国事家事交织，自知无力改变，只好纵情玩乐以排泄忧愁。北宋攻下金陵后，李煜出降，被带往开封，后被毒死。特殊的经历和感触反映在词作上，一方面是空虚无奈情绪，一方面情真意切，颇能使人共鸣。亡国后在开封写怀念故国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望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都很浅近朴实，却很逼真，在词作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宋代是词最兴盛的时期。近人唐圭璋编《全宋词》收录1330多人、19900多首作品。 北宋最早闻名词坛的是柳永，字耆卿，继承西蜀“花间派”之风格，好为“冶淫”之曲。柳永的贡献在于发展长调体载，而同时的欧阳修等人只写短小词令，长调体载能容纳较为丰富的生活内容。柳永名气很大，“凡有水井饮处，即能歌柳词”， 并且是在中下层流传。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既写诗和散文，又写词。一反“花间派”的风气，写词意境高亢、豪放。被称为词苑中“豪放派”创始人。

南宋是词作的高潮时期。由于战乱流离，这时的词多带有忧国忧民、身世漂零的情感。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年轻时在汉中任军职，但“胡未天，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略，心在天山，心老沧州”！忧国的同时也感叹怀才不遇的孤寂之苦。由于收复失地心切，晚年写《南园阅古泉记》，不切实际地吹捧韩佗胄，为时人所讥。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政治军事阅历丰富，多写现实题材，现存《稼轩词》600余首，是宋代词人中流传作品最多的。 风格豪放悲壮，但比陆游通达一些。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属于“婉约派”，词作以委婉含蓄、风格清新著称。善长写自己的身世情感，凄凉细腻，如《醉花吟》：“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桃花瘦”。《凤凰台上忆吹箫》：“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 3．文体的变化与古文运动

南北朝时期尤其南朝通行骈体文，骈即对偶，每两句一对，每句十个字，前四个字一节，后六字一节，又称“四六句”。 这种文体韵律明快，也能写出好作品，读起来上口，但作为公文用，显得呆板。隋初李谔极言骈体之弊：“连篇累犊，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他自己讲的也是骈体文。文帝曾下令公文不得用此文体，但不奏效。唐初仍通行，唐太宗写的文稿都是骈体文。陈子昂等也次呼吁废之，建议“文字复古”，即改用秦汉以前的古文体。直到唐中叶以后经韩愈、柳宗元倡行，才实现了文体改造。

韩愈推崇先秦秦汉的散文体，主张用古散文取代骈体文，故称“古文运动”。名义上复古，实际在古散文传统基础上创新，返求自由、质朴的新散文体，是使文体、文风、语言全面进步的革新运动。并且提出“文以载道”，重视内容，反对空洞形式美，以文害义。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身体力行，把新散文体用于政论、传记、书信以及序跋、墓志铭中，写了大量优秀散文，如《师说》、《原道》等。 他的散文气势大，文字极为精炼，不仅为当时所重，也为后代所传颂。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中的得力参与者，他的主要贡献是创作了大量优美的散文。在参与“二王八司马”改革被驱之后，他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作品更有深度和力度，《捕蛇者说》即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他写自然风景《永州八记》，把自己的遭遇、情绪融入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成为新散文的杰作。

古文运动经韩愈、柳宗元倡行，在改变唐代文体、文风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唐后期的制诰仍有用骈体文的，北宋继续推行古文运动。继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北宋文坛仍提倡文章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主将，还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称古文运动的“唐宋八大家，文章数韩柳”， 不全是按文章的水平说的，含有推崇韩愈、柳宗元首倡之功的意思。 4．通俗文学

小说。自唐末裴鉶编《传奇》一书收录小说后，习称唐代小说为传奇或传奇小说了。唐代传奇小说由六朝志怪小说发展起来，角色大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了。 虽然仍有志怪小说，反映的内容也较前贴近社会了。

盛唐和中唐传奇小说数量较多，流传下来90余种。传奇小说的作者大都是唐朝的官僚子弟，是科考之前呈给考官的作品，俗称“温卷”、“童子功”，以显示自己的才华，所以都是精心之作，代表了当时的文学水平。韩愈、柳宗元等都写过传奇小说，《会真记》的作者是元稹，原名《崔莺莺》，写张生与崔莺莺由私恋到最终诀别的爱情悲剧。据说是元稹的自传小说，有作者的亲身体验和感受。

这些小说对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不仅使小说成了一种专门的文学形式，对宋元以后的章回小说也有直接影响。宋代讲故事的底本叫话本，讲经、史和传说故事，不可入三教九流，也称为“小说”。宋代的话本《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直有话本小说流传，到明代据以写成《三国演义》、《西游记》。其雏形是唐宋传奇小说的故事框架。

变文。是在佛教的影响下产生的。僧侣演讲佛语经文，对寺院僧人直接讲佛经，称为“僧讲”；同时为了扩大影响，还常对僧侣之外的普通人讲，称为“俗讲”。在俗讲时为了吸引听众，需要把复杂深奥的经文通俗化、故事化，散文与韵文结合，夹叙夹唱，并配以图画。俗讲时所用的画叫变相，所用的讲稿话本就是变文。

变文最初只讲佛教教义和故事，一般是先引一段经文，然后用说唱形式予以解释；甚至不引经文，直接讲佛教故事，从中渗透教义。当时流行的《降魔变文》等主要是讲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内容。后来，变文演讲的内容不再限于佛教，也包括了中国历史故事和传说，如《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开讲时常有几句开场诗，称为“押座文”，目的是使听众安静下来，并概括介绍所讲内容的背景和大意。接下来的讲述形式接近歌词，句式自由，但比歌词容量大得多。

唐宋时期还有杂剧和戏曲。有说有唱，有的还表演，角色也不断增加，有了后来的戏剧的雏形。

四、艺术

文学主要以文字为表现形式，艺术用形象手法来表现。艺术有书法、绘画和雕塑等，唐代的书法艺术高，宋代的绘画水平高。

1．唐代的书法艺术

书法是中国的独特艺术，秦汉隶书、魏晋魏碑、唐代颜与柳，宋代的宋体，一直在发展变化中，明清时期固定在揩书上，成熟也定型了。唐代书法即成熟又不老化，很活跃。 唐代科举有“明书”也称“明字”，专门考书法。选拔官员讲究“身、言、书、判”，其中的“书”要求字写的好，并与人品相结合。唐太宗推崇二王书体，高宗写碑文很清劲，武则天写的字被宋人称为“有丈夫气”， 这都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有利条件。

隋朝最著名的是王羲之的七世孙僧人智永，习二王字体并有变化。曾以“永”字为例总结笔法技巧，称“永字八法”。他抄写《千字文》800本流传民间，求字的人很多，将其门槛踏破，用铁皮包裹，称“铁门槛”。 唐初主要是欧阳询的“欧体”，有法度严谨、刚正劲险的特点。但严厉中稍欠秀气。 唐朝中期的书法艺术成熟的时期。最有影响的是颜真卿的“颜体”，颜体不象欧体那样严厉，又不流于媚气，形成了大度端庄、从容不迫的风格。字体笔画遒劲宽绰，浑重浩大，有人赞之也有人嫌其臃肿笨拙，李后主曾说颜体“失于粗鲁”，“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 不够精雅。 唐朝后期最有影响的是柳公权的“柳体”，柳公权学遍诸家，师古而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受颜体影响大，或被称为“颜柳”。柳体的特点是骨架刚劲，清秀丰满。 此外还有张扬个性的草书家张旭和怀素、五代时期的杨凝。

附带说一下毛笔文化问题。 随着书法艺术上的成熟，这个时期的书法论也多了起来。欧阳询和颜真卿都有讲书法的论著，在讲究具体技巧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神遇”即心灵感悟问题，“书者心画也”，超越了艺术技巧，接触到了文化层面的。

古人用毛笔写字颇费功夫：不用现成墨汁，必须临时研墨，处于等待、蕴酿状态，“非人磨墨墨磨人”；然后凝神运腕，悬空写来，软的笔毫写出坚挺的笔划，全靠腕力和毅力。与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相辅相成：缓慢，悠然斯文；细腻，老成稳重；个性，不与人同„„ 五四以后推行钢笔，笔划坚硬，粗细一致，因其方便易学而在实用场合淘汰了毛笔，同时也淘汰了文人的传统精神，变得浮躁了。解放后推广简化字，取消繁体字，没有了象形文字的原来韵味，一切都简单化，表面化了。近年来电脑普及，文人们“换笔”，书写更方便了，连个人笔迹特征也淘汰了。这对文人传统精神将是致命一击：人人相似，淡化了文人最可贵的个性和自我意识。

2．宋代的绘画艺术

宋代的绘画有花鸟画和人物画。北宋宫廷有翰林图画院，徽宗时发展到鼎盛，有大批画家在画院供职。画院招收画家出题考试，如“踏花归来马蹄香”、“万丈崖上太平雀”，已经接触到“意境”层面了。人物画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代表，有艺术价值，也有史科价值。开封城内汴河两岸店铺林主，人群熙嚷（共815个人，但女人极少），有“写实”风格，可与《东京梦华录》的记载相印证，是宋代都城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

宋以前的绘画以色彩为主，宋代开始重视水墨画，从热烈转向深沉、成熟。绘画技法内容的精细，到宋代已达极致，不能再细了；所以由细腻的真转向了抽象的真，转向了追求韵味，色彩渐转向黑白了。

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是追求黑白，知白守黑，黑白为审美极致，“水墨胜处色无功”。现代最高水平的摄影作品仍然是黑白片，以黑白效果评价其作品的高下。色彩学上讲，黑白为色彩的两极，物体遇明则白，遇暗则黑，所有色彩若无白色加入，便无法体现其本来效果；如加入黑色，则会失去其本来色相。

宋代画坛也是参差不齐，社会上多数人浮浅，追求高层次的也是少数人。所以南宋山水画家李唐作词发感叹：“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这是古今相同的现象：真正有水平的历来是少数人。

宋代文化精神与唐代的热烈浮嚣不同，诗词、绘画和士人精神中有一种深层的反省和自觉，记两京的《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都有一个“梦”字（以及《梦溪笔谈》），透露出一种酣睡方醒的惆怅，如吴自牧在《梦粱录》的序言中说“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新的淡泊精神，如欧阳修的“平易”、梅尧臣的“古淡”等。 宋代文人的这种精神与宋代国势衰微的大环境有关，也与思想界融合儒道佛三家的精神有关，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古雅，道家的淡泊，佛家的空静。宋代文人没有了唐代士人的热情，但不能视为消极；没有了唐代士人的博大，但不能视为小家子气。与唐代相比，宋代士人在走向成熟，深沉了。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征是深沉细腻。汉代粗放，唐代高亢，都不太成熟；宋代成熟了。这也是陈寅恪说中国文化“造极”于宋代的含义之一。唐代的文化有力度，宋代精致了，但力度小了。

五．科学技术

唐代天文、数学有成就，四大发明有三项在宋代，具体内容讲义上都有。有两个问题提示一下。

一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很多发明，但近代科学却没在中国产生？这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的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二是关于印刷术的问题。最早的印刷方法是雕版印刷，又叫整版印刷，将文字反刻在一块整木版上，然后在这块板上加墨印刷。这种方法起源于古代印章和碑刻的捶拓技术，是公元六七世纪即隋唐之际形成的。唐代雕版印刷已经成为一个新兴行业， 宋代继续使用这种技术。国子监刻印的书称“监本”，民营书坊的称“坊本”，开封、杭州、眉山、福建建阳等刻书中心，监本多在杭州刻印，通称为“宋版书”。

雕版印刷虽然只能在一块板上刻写一种内容，使用一次，不如宋代发明的活字印刷灵活；但汉语是象形文字，字数多，不象拼音文字因字母少而适合活字印刷。所以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很长时间雕版印刷在我国仍然是主要的印刷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