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生存智慧管窥——桂林市灵川县毛村社会历史调查
李天雪
【摘 要】迁徙到桂林市灵川县毛村的客家黄氏族人,根据生存环境的变化,采用捕鱼立足,兼事运商,渔耕并举的生计方式,从原来的寥寥数人发展到数万之众.这一个案折射出客家人的生存智慧:一方面通过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和改造来发展农耕生产,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采用有效而灵活的生计方式.
【期刊名称】《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0(031)004
【总页数】4页(P19-22)
【关键词】桂林毛村;客家;生计方式
【作 者】李天雪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112;C912.4
一、研究缘起与调查对象
作为一个历史上不断迁徙的族群，客家人的生存智慧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现有的研究表明：客家文化根植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其经济发端于农耕，也受惠于农耕。[1]与此同时，客家还是一个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的民系，这种适应性最根本的内容就是他们发明和利用了许多有效的谋生方式从而使自己存活下来。[2]特别是大量客家人到海外谋生，促使他们从内陆传统农业向海洋商业转变，商贸逐渐地成为客家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3]不过，这些成果的研究对象大都集聚在闽、粤，关注当地客家人如何利用滨海之利实现农商转型，对于生活在其他地区的客家人，如何利用临江之便实现渔、耕并举仍缺乏足够的重视。为了深化这方面的研究，笔者于2010年3月，到位于桂林市灵川县的客家村落——“毛村”进行田野调查，并以此为基础撰写成文，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多提宝贵意见。
毛村地处桂林市漓江大圩河段北岸3公里，时期属临桂县大圩区万正乡辖，为乡治所。1961年随大圩公社划属灵川县，今属灵川县大圩镇廖家村委会辖，共有民户140户，700余人，皆为黄姓。毛村人认为自己是黄峭山公之后，在其宗祠中供奉有黄峭山公及三位夫人的遗像(据说是从福建请回来的)。相传，毛村启祖名为黄冬进，由广东迁徙到此(关于黄冬进的原籍，有广东三水、南雄珠矶巷和南海三说[4])。据毛村的几部《黄氏族谱》记载：“我祖自大明来粤西(约在明唐天启：1620-1624年，略前)遂入籍焉。”“因民乱兵伐，逃至茅茼洲(南距毛村500余米的牛河之滨)。所生二子，长子居平乐府恭城县白洋江山背，土名黄瑶河；次子随父生子茅茼洲，改地名茅村。捕鱼为业。子嗣森森，分作四房，自始而今。”*相关族谱资料均由毛村居民黄宗林老先生提供，在此表示感谢。经过数百年的繁衍发展，毛村黄氏族人(包括本村和外地族裔)已达5万人(一说近10万人)，
并形成了以毛村为根系，以漓江为主干，以桂北、桂东南、桂中的诸多河流为支系的“树状”分布格局。[5]
毛村黄氏能够从原来的寥寥数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毛村人能够根据生存环境的变化，采用捕鱼立足，兼事运商，渔耕并举的生计方式。虽然，族群的生计系统各环节是互为依存的，但为论述方便，在下面的篇幅中将进行人为地分割，从捕鱼、河运、农耕三个方面进行解析。
二、捕鱼生计与族群生存
根据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的观点，生存是人类最本能的需求，人们只有在能够生存下去的时候，才会考虑其他需求。广西虽然地广人稀，但自然条件十分复杂，为数不多的好田、好地、好山场多已被土著居民占有，后来的客家人要想在新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安居乐业，只有凭借自己的身手和技术，发扬刻苦耐劳的精神，才能协调各方，制服穷山恶水，开创新的家园。[6]
上文提到：毛村村名并非源于居民姓氏，而是由于其村址原为一片荒芜的芭茅坪(芭茅，多年生草本，通常有根茎，生于山坡、草地及河边)而得名，后来才易“茅”为“毛”。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暗示着毛村先民初到时当地的陆上生态。所幸的是，毛村所地处的桂江(发源于广西兴安县华江乡猫儿山东坡老山界的南侧，到大溶江镇，汇入著名的古运河灵渠后称漓江)流域，河道纵横，鱼产丰富。据清雍正二年《灵川县志》载：“境界灵川江盛产鲤、鲫、青、鳜、白、斑、骨、黄尾、鲍、鳅、金鱼、白鳝、银鱼、铁鱼、蚌、龟、虾等。”时期编撰的《广西省灵川县志》中也记载毛村所在的第一区：
“有出鱼，利亦厚。”[7](P167)可以想象，当时的毛村先民在渔与耕之间面临着选择。相较而言，捕鱼所面对的自然物更直接，周期更短，能量消耗也更小，所以，毛村的先民刚迁徙来的时候是以捕鱼作为主要的生计方式。
相传，黄冬进在漓江斗鸡潭打渔时，曾搭救崧皇(南明福皇朱由崧，时值南明弘光一年，亦即清顺治元年)有功，得到皇帝的赏赐，准许在“四大江河”：即漓江、荔江、茶江、马岭河“逢水打鱼，遇河泊船”。在毛村有一处圣母(即妈祖)宫遗址，其中保存有一块立于顺治六年题为“万古流芳”的石碑，上面记载：“广西桂林府钦加同知县，……据东乡三户黄冬进、周道二、廖受七等禀称缘蚁等，自前朝始祖三人承当下河应办船行差务例在桂林、平乐、梧州三府地界，倘有滇铜贡使过境，陡遇风雨不测，船外沉水，或捞或觅；并督宪来粤，官兵轿马之船，均系三户所办，不敢推诿贻误。……按察司详诣，抚宪挑行渔民给票，逢河捕鱼养口，并无别营生理，上到兴安观音堰，下到梧州獭水地界，承领粮税等，……各渔户各用各物工具，……如有势豪土棍并小河堰口……许尔等赴县首报，以凭许究……。”至于各户操用的渔具“黄、周二姓祖传同用器具，以鸬鸟竹簰为业，铅脚大网、夜晚照火装筒下钓、罩网、晒网、浮网、捞绞、铲十一为额；廖姓祖传器具，用船刮网、抬罾为业，铁脚大网，装筒下钓与网，洒网、浮网，铲绞，九件为额。”在同一地点还保存有一块立于乾隆元年的“禁革渔税碑”，上面铭刻着清王朝免除桂林府渔户每年所需要缴纳鱼税的批示，其中就有“该府渔户黄冬进等旧设鱼税即应免征”的内容。
关于黄冬进是否真的是毛村的始创者尚存在疑问，*有学者通过考证毛村公墓提出：毛村人始迁入的时间应为宋朝初年或元末明初，距今700年以上；详见刘道超：客家文化之变与不变——桂林市灵川县客家村毛村调研记，贺州学院学报，2006(4)：49～63。但可以肯定在黄氏族人眼中，黄冬进是他们的“英雄”，因为他不仅为黄氏获得了在附近
河道捕鱼的专营权，而且还为黄氏争取到了向外拓展的空间。或许恰恰是这种族群记忆构建中常见的“英雄情结”，使得毛村人将其奉为始祖。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
上述传说和碑刻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从迁徙到毛村伊始，毛村人就以捕鱼为生，积累了大量的捕捞经验，拥有了比较完整的渔具体系，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并因此获得封建王朝的授权与庇护。这为毛村的发展奠定了基石，黄氏人口逐渐增多，各房子弟不断向外扩展，大房居茶江河(恭城县境)，二房居漓江，三房居马岭河(荔浦县境)，四房居荔江河，后又拓展到良丰河、桂柳运河(临桂县境)，洛清江(永福、鹿寨县境)和柳江一带，他们沿岸建村，操祖业捕鱼为生。
三、河运变迁与族群兴衰
毛村黄氏之所以能够拥有一片自己的生存空间，不仅源于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更由于其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我们在进行研究时，若忽视了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生计方式影响，所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不全面的，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桂江河运的变迁。
桂江是西江水系第三大支流，它由北向南纵贯桂东，全长438公里，流域面积18790平方公里，不仅其干流是“黄金水道”，其支流也是很好的航道，航线可以延伸到广大的农村和城镇，构成庞大的水运网。在历史上，毛村曾是这张水运网的一部分，其村边上的马河上接涧沙河，下经廖村，沿西岸注入漓江。在《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一》中曾记载：“二十七日，……又罗姑与西岭夹而成流(者，皆为漓水源矣。)越之，循水西
南下三里，为江汇。……又西南行平畴中，二里，抵涧上。(西有银山烛，尖削特耸，东南则石崖正扼水口也。)乃止宿于黄姓家。二十八日，又西五里，直抵五峰之南，乱尖叠出，十百为群，横见侧出，不可指屈。其阳即为鎔村。圩上聚落具盛……又西五里为上桥，有水自东北丛尖山之南，西过桥下，即分为二。一南去、一西去。又西南共二里，过廖村。”[9]《广西省灵川县志》对此也有描述：“淦江，邑东二十里……南流出莫家北坡会东江……两水西南过毛村、坪坵、黄陵岩，至虎尾潭汇金竹港，福江、荔江各水，西出倒风潭入漓。”[7](P107)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的滞后与社会的封闭，这些水道的航运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直到鸦片战争后，梧州口岸被迫开放，桂江水运方才兴起。毛村人正是抓住这一机遇，由“渔”转“运”。
毛村人贩运的商品以竹、木为大宗(漓江上游的兴安县和灵川县为竹、木主产区)，他们将竹木捆扎成簰，利用水路运到大圩、桂林、梧州等地进行交易，并逐步形成规模。例如，毛村人黄洪吉，终身经营竹木运销，拥有3艘大木船作住家用，常年雇请扎簰工人30-40人，将收购的竹木运往梧州。他在桂林至梧州间各个码头都设有代办处，由专人定期沿河结账，并在梧州设立“坐庄”(经理)。另外一位毛村人黄源顺，原在附近大圩镇卖包子。随着漓江航运兴起，他先帮人撑船，后逐渐涉足水路客运航运，成为明清时期大圩镇最著名的“四大家”(黄、李、廖、高)之首，有“桂林东乡第一家”之称。由于越来越多的毛村人从事水上航运，周围民众都称其为“船上人”，并有“无黄不开船”之说。直到今天，桂林漓江旅游车船公司中仍活跃着众多的黄氏子弟。
总之，捕鱼生计不仅为毛村人提供了必要的生存资料，而且帮助其积累了大量在周围水域航行的经验，他们充分利用清朝末年至中期河运贸易的繁荣，为自身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不过，对于一个处在内陆的毛村而言，水路是其与外界交流的咽喉。水路
荣则经济荣；水路衰则经济衰。[10]37年，湘桂铁路的修建对桂江航运造成巨大的冲击。后来，受上游新型水电站和水库修建的影响，马河、荔江、茶江相继断流，毛村失去了水上航运和捕捞打鱼的条件，逐步由兴盛走向了衰落。
四、农耕生计与族群延续
渔运生计的变迁让毛村的发展出现起伏，但并没有使毛村陷入生存困境。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多样化是族群生计方式发展的必然方向。毛村的先民在以捕鱼立足之后，很快就开始拓荒垦殖，兼事农耕。对此，毛村圣母宫以及各房宗祠中保存的碑刻，为我们提供了证据：
1.立于嘉庆十五年的《遵判堂断税山税地碑记》记载了毛村与邻近廖村争夺东山所有权的事件：东山是毛村人的祖坟所在地，“我等黄姓安墓，有碑无碑坟茔一千三百余冢。”可是，“嘉庆七、八、九、十等年，有廖洪业、朱依梓、廖玉麟等，屡次越界牧牛，强割强砍，”村老调解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的临桂县正堂亲自到现场勘查，判定“依回龙村边古石基立界，界北归廖姓，南归我等管业。”
2.立于嘉庆二十一年的《灯田碑记》记载了村民黄益良等五人出资购买田地，“通共田五坵十六坪，价钱七十五两九百五十文”，作为圣母宫的“灯田”的事迹。
3.立于嘉庆二十四年的《万古流芳》碑，记载了当时毛村民众为纪念屈原集资建造龙舟，然后“将本岁所余之金卖置田产，流传于后，以供祖庙正务应用。”“共买田四十一坵四十九坪”。
4.立于道光五年的《永禁碑记》记载，为了保护农田。毛村规定：“偷茅草、树木、禾苗等项，拿获各罚钱四百文。”
5.立于光绪三十一年的石碑，内容是毛村与周围六村“村老”共同订立的河流水资源分配和堰坝管理的合同，上面记载：“大宅江、毛村，居上流者，不得再在中流壅塞，开挖水口，使此水废弃，下河如有缺水之时，大宅江、毛村夜间按期堵水，将水灌田；陇上村等五村，居下流者，不得到上流开挖，亦不得强车霸漏，白日不得堵塞，准其流通，以免嫌隙。”
另据毛村村民黄仁忠还收藏有一张光绪十九年签订的“佃田契约”，现将内容摘抄如下：“立写佃字人系毛村黄芝贵，今因家中缺少粮田耕种，托请中人问到本村船上黄洪吉应言有清明祭祀粮田发批，坐落土名……共田五坵，共计谷亩拾玖称(应为“秤”，1秤为120市斤)。三面当面言定，每年租谷六百二十五斤净，丰年不加，旱年不减，限至秋收之日送到田主家中，其谷务宜车净晒干，不得生湿有，亦不得短少拖欠。倘有此情，任从田主拉猪、牛作算扣足，起田另批别人耕种，佃者不敢阻滞。……中人，黄清瑶；代笔，黄金亮；光绪拾玖年次癸己正月二十三日立。”
这些资料表明毛村黄氏族人在清初、或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到了清中、后期毛村有的村民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私有田产和宗族共有田地。现在的问题是，毛村人为何要在渔运生计的基础上，花大力气从事农耕生产？
从自然因素来看，毛村所属的灵川县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盛产水稻、素有“桂北粮仓”之美誉。毛村更是处在漓江冲积平原东部南沿，黄氏
族人在此从事农业开发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周围的资源，增大自然界流向自我的能量，缓解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而且可以克服捕鱼生计季节性强、生产作业风险大、产品附加值不高的弱点。
从社会因素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属于农耕文明，客家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推崇儒家“农本”思想，无论身处何方都强调“耕读传家”。不仅如此，从事农耕还使毛村黄氏更好地应对来自周围族群的竞争与挑战：对内，农耕生产的群体协作性更强，更有利于维护族群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对外，作为一个移民而来的弱势群体，如果在文化方向上与周围的农耕族群走得太远，就难以与周邻的族群结成连动互补的关系，甚至遭到孤立和排斥。或许正因为如此，毛村黄氏才在渔运生计运行良好的情况下，主动从事农耕生产。在实地调研中，以下两个方面直接展示了当地农耕文化的烙印：一是敬“地龙”。“地龙”是我国民众土地崇拜的一种神祗。在毛村边上有一座“三圣古庙”，正殿中供奉的便是“土地龙神位”。在许多村民家的堂屋之中都设有“天地君亲师”的神龛，其下还有“地龙”神位，中书“本家兴隆土地福隆正神位”或“本宅龙神之位”，两旁分书“招财进宝”，其左右联曰“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二是重宗祠。宗祠可以说是我国农耕文化的缩影。毛村黄氏各房均建有的宗祠，并于祠前标明房号，分别为“大房宗祠”、“二房宗祠”、“三房宗祠”和“满房宗祠”，各房子弟围祠而居，并借助宗族的力量进行内部整合。例如，黄氏大房分为两厅，立于嘉庆十八年的《永垂千古》碑介绍了他们之间权力分配和义务分派情况：“我村保证之设，由来久矣。原为应渔户之役，载在册藉，其较然也。我村所以建立保证者，三年一换，四房轮充三年。”其中大房两厅“共拟一人以充其职，……每厅各办三十六千文，以供保证之用。”除了徭役、赋税、帮老等全族性事物，“各厅各办，不必统合。”
事实证明，发展农业生产增强了毛村黄氏对付社会环境的能力。到了后期，虽然渔运生计的运作效益逐渐衰微，但农业还是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柱。如今的毛村，村境平坦开阔，土地肥沃，全村有水田800余亩，主要种植水稻；蔬菜地1500亩，全年种植四季豆、西红柿、八棱瓜、芥菜等四时蔬菜；旱地果园100余亩。毛村已经成为桂林市“菜篮子工程”种植基地之一，人均年收入5000余元。
五、客家人的生存智慧
综上所述，毛村人对生计方式的选择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环境是基础，它可以延续数百年也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从而长期维持着毛村人的捕鱼生计。当然，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受动者，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不断地改造周边的自然环境以发展农业，并以此来缓解和抵消自然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生存压力；社会环境是动力，它数十年，甚至十几年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无须经过加工就能直接作用，推动他们投身到河运贸易之中。但是，这种影响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桂江水路经济的兴衰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毛村人对水运生计的选择。令人可喜的是，放弃渔运并不代表毛村人就此蛰伏，现在村里的许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他(她)们在寻找自己的机会同时，也为村子寻求着发展的契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村的未来是光明的。
毛村黄氏的经验虽然是地方性的，但由此折射出的客家生存智慧却是有代表性的。客家人对所处自然环境的开发并不是随意的，他们总是习惯按照自身农耕文化的特点去有选择地利用，这样做的目的不单是为了生存，更有调适族群内外关系的考量。与此同时，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客家人并不偏执于农耕生计，他们会因地制宜地采用灵活生存策略，以提高对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不断地为族群的发展增添动力，这或许才是客
家人生存智慧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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