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基于辽宁数据的理论分析与论证（上）

2010-09-29 | 访问次数:238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2010-9-29

摘要：本文针对日益严重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主要依据笔者对辽宁省2009年应后毕业生1%样本的问卷调查和80余家企业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及对沈阳、大连人才市场的若干调查结果，试图从总量与结构相交织的新视角，就如何以可持续的措施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做一新的探讨。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

一、当前形势：一定程度的总量过剩与结构矛盾同时并存

为了准确判断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我们在2009年5月上旬与中旬对辽宁省内24所高校的28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就有关求职和毕业去向等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855份，回收问卷2698份，其中有效问卷2320份，有效问卷数量占全省应届大学毕业生总数的1%略强）。由于毕业生本身不存在着虚报信息的激励，因此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1.总量态势

目前反映毕业生就业情况的最重要总量指标是总体落实率。调查的样本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5月中旬，在被调查的2320名毕业生中，总体落实率为57.2%，其中已签约和已确定单位待签约人数（此两项可以视为签订就业协议的人数）占30.56%，尚未找到工作的人数占37.37%，其余的5.43%为未来状态不明确者（如表1所示）。这个落实率应该说与2008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以东北财经大学为例，2008届毕业生在6月份的总体落实率是61%，而东北财经大学历年的总体落实率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另外，5月与6月的时间差还会对总体落实率产生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就目前情况来看，2009年大学毕业生

就业的总体态势与2008年的情况相差无几。而根据辽宁省教育厅和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从2004-2008年辽宁省大学毕业生历年的总体落实率分别为：91.9%、92.44%、.6%、90.2%和.07%可知，近年来我们的大学生就业一直处于“低警区”状态，即属于一定程度的供大于求或总量过剩。这就是说，尽管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但依然是处在低警区的运行区间。这种情况表明，尽管最近大半年来的外部不利经济环境对于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就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从到高校乃至社会各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尽量为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这种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被化解和抵消了。

2.结构特征

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考察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但是最有意义还是专业结构。根据不同专业毕业生的供求状况，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的职位匹配程度从而结构均衡与否。这里给出三组数据。

其一是来自样本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如果将被调查学生的专业归为理科、工科、农学、医学、语言文学、经济、管理和法律类，那么各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签约情况呈现出明显差异（如表2所示），其中医科与工科最好，显著地高于样本平均签约率30.56%的水平。经济学科的毕业生与平均水平接近，其他学科则相对差些，而语言文学与法律专业类最差。不同专业毕业生签约率的差别，实际上也就反映了这些专业的“冷”、“热”程度。即使是在人才市场总体形势呈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各个专业也有冷热之分，从而其人才供大于求

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有的专业可能是严重过剩，有的是一般过剩，有的则还可能处于暂时短缺状态。

其二是来自企业的调查结果。在对80余家企业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对不同专业人才的需求“冷”、“热”不均的信息。问卷中有一个问题：企业最偏好哪类专业的大学生？在给出的一般文科、一般理科、经济管理、工程技术以及其他五种类别中，选择不同类别的企业比例数明显不同，其中工程技术专业比例最高，一般文科专业比例最低（如表3所示）。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近年来企业是否有招不到合适的大学生的经历，以及企业人才短缺的主要岗位有哪些？结果有45%的企业回答有过此种经历，而这些企业人才短缺的类型也显著不同，在给出的管理岗位、生产技术、一般服务岗位和其他岗位这四个选择中，生产技术岗位人才短缺企业数最多，占总数57.5%，其余依次为管理岗位、一般服务岗位等（如表4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人单位最偏好的专业（工程技术）、最短缺的岗位（生产技术）与上面应届大学毕业生（将医学专业排除在外，因为这里的用人单位是企业，不包括医院）签约率最高的专业（工科），是相当吻合的。

其三是来自人才市场的调查结果。人才市场是供求的对接点，其信息更具有直接性。笔者以大连高新人才网作为调查数据源，集中考察2006-2009年各年度头两个季度的供求匹配情况，从6000多个求职者和5000多个招聘岗位中按照11个专业逐一进行筛选，整理出在这4年有关这11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既包括应届，也包括往届）的供求关系（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有些专业（例如会计、英语、日语）人才始终处于过剩状态，有些专业（例如贸易、营销）人才则始终处于短缺状态，大多数专业（像电气工程、计算机、机械、建筑等工科，行政、管理、文秘等文科）则呈现人才供求逐年蛛网波动的情形。而值得注意的是，人才市场上不仅存在着人才失业与职位空缺同时并存的局面，而且这种“两缺口”同时并存的局面还长期得不到有效调整。

根据上面的经验分析，我们可以对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形势做出这样的基本判断：一定程度的总量过剩与一定程度的结构失衡相互交织，部分大学生就业难与部分企业用人难同时并存。虽然总量过剩依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结构错位问题也不能忽视。就当前情况看，工科与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相对紧俏，一般的经济与管理人才相对较平稳，纯理科特别是纯文科专业人才过剩较严重。

二、矛盾分析：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非均衡的主要原因

1.高校招生规模扩张过快是导致大学毕业生总量过剩的直接原因

在10年前，甚至在高校扩招后的大学生尚未出炉的本世纪最初两年，我国并没有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只是从2003年以后，随着扩招生的陆续出炉，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才逐渐显示出来。由此可以认为，在高校扩招与毕业生就业难之间肯定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总量失衡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而不是需求，即近年来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失业主要是供给过度型失业。道理很简单：我国经济近年来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周期性低谷时期，经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方面没有出现大起大落。既然如此，对于连年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就首先应当从人才供给方面找原因。所以，大学毕业生供给过度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其直接原因就是高校扩招。这也正是近六七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连续地出现“高原”现象以后，尽管年年采取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各种，但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却依旧年年有、并且与毕业生规模呈共振状态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经验来看，也可以证实这一结论。这些国家都曾经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知识失业”或“过度教育”等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某一时期的集中出现又往往都是与此前的高等教育扩张如影相随。

有些人不同意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归因于高校扩招，一个主要论点是所谓“常数法则”。具体含义是，适龄青年的总量是给定的，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失业量也是一定的，这将不依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高等教育为转移，故而不应将大学生失业归因于扩招，相反，高校扩招还由于延缓了青年的就业年龄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的就业压力。这种论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混淆了大学毕业生失业与一般青年的失业这样两种不同类型失业的概念。劳动力市场是分层的，高等教育群体过度供给增大的就业压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非高等教育群体的就业压力，但是这并不能改变高校扩招直接导致了大学毕业生群体就业难的事实。

不同意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归因于高校扩招的另一个观点是，认为尽管中国的高校近年来一直扩招，但是按照每个人口、或每个就业人口中平均拥有的大学生人数计算，我国目前的大学生数量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比较低的。实际上，这种观点陷入了一种抽象比较的误区。衡量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供给数量究竟是否适度，就像考察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是否适度一样，需要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判断标准。不能简单地根据人口的平均数，而是应该根据经济社会对大学生或高等教育的客观需求来判断大学生是否过度或不足，这种客观需求是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与技术特征为转移的，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量标准。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也许每3个就业人口有1个大学毕业生是适度的，但是在我国，每8个就业人口有1个大学毕业生也可能是过剩的。这是因为中国目前仍是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二元经济结构比较明显，并且农业人口占有很大比重，达9亿之多，若以发达国家的人均大学生数为参照标准来判断我国大学生是否过剩，那就必然会得出不正确甚至是荒谬的结论。

2.伴随高校扩招出现的教育质量下降，是加剧总量过剩矛盾的助推原因

上面的分析是在假设扩招并不改变高等教育供给质量的前提下进行的。实际上，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供给的质量有可能下降。国外关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高等学校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例如，规模扩大以后可以更有效地综合利用各种学术资源，而科研与教学并举也可以实现良性互动。但是，这也决不意味着规模越大越好，超过了一定限度将会导致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降低从而教育质量的下降。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来说，这将意味着人力投资效率的降低。而从教育信号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高

等教育文凭或学历信号的贬值。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将意味着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或就业能力的降低。

——基于辽宁数据的理论分析与论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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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在招生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也呈现出教育质量下滑的趋势。一方面，随着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许多高校的基础教学设施（诸如教室、图书馆和阅览室等等）并没有同幅度增加，导致生均教育资源的降低。另一方面，师资队伍建设与发展也赶不上扩招新形势下的需求，课程设置陈旧与授课质量下降，教学管理水平降低，这就不能不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从而使教育的产品——大学毕业生的质量下降。大学毕业生质量下降的一个表现是，知识陈旧且知识转化能力差。知识转化率是知识经济时代青年人最核心的就业竞争力，然而我国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在这方面的能力普遍欠缺。据沈阳市人才市场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企业认为，所招聘的大学毕业生其实际的知识应用率不足40%。有关研究也表明，目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对于工作岗位的适应期平均将达到1-1.5年，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则为2-3个月。

大学毕业生质量下降的另一个表现是缺乏意识和开拓精神，创新能力差。近年来部分大学生明显地表现出“等、靠、要”的依赖性特征，缺乏应有的创造性品格。有人将此归结为“四靠”：考大学靠家长压，报志愿靠家长定，上大学靠家长供，找工作靠家长帮。这种精神状态导致大学毕业生不仅社会实践和动手能力较差，而且意志力不强，责任感缺失。这是大学毕业生综合素质降低的一个突出表现。

3.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与经济的产业技术结构不协调，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矛盾的深层原因

即使总量方面是平衡的，如果人才供给与需求在结构方面不相协调，或者不匹配，也将导致部分毕业生出现失业或就业不充分状态。所谓结构不匹配，主要是指大学毕业生在学科、专业与技能等方面的特征与经济社会各产业、部门的岗位要求不相一致，这样便可能出现一种专业类型的人才供给过多和另一种专业类型的人才供给不足的情况，形成岗位空缺与人才失业同时并存。考虑一个简化的经济社会，其人才供给仅仅由两类大学生构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机械工程专业，工作岗位也只限于这两种类型。令大学毕业生总人数为N*，其中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为N1，机械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为N2，即N*＝N1＋N2。工作岗位总数为D*，其中计算机软硬件工程师岗位数为D1，机械工程师岗位数为D2，即D*＝D1+D2。假设毕业生总数等于工作岗位总数，即N*＝D*，但是大学毕业生的专业技术结构与工作岗位的需求结构不完全匹配，例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人才供给大于岗位需求，即N1>D1，而机械工程师的人才供给小于岗位需求，即N2大学毕业生专业技能与社会上的岗位要求不吻合，本质上乃是反映了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技术结构之间的不协调。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既包括了总量规模的相适应，也包括了结构特征的相匹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动态的特征，随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与技术更新换代等等，将要不断淘汰一些旧产业和旧岗位，创造一些新产业和新岗位。因此，为了保证人才供求的结构平衡，就要求高等教育部门也要相应地调整学科布局与专业设置，更新教材与教学内容，以避免因人才供求错位向社会提供陈旧过时的人才“废品”。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调整是可以在与市场信号的双重作用下有效地展开的，从而通常不会出现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的产业技术结构严重不相适应以及人才供求严重错位的情况。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或者由于宏观欠妥当，或者由于市场调节不通畅，也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人才供求结构失衡的现象。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便显示了这种特征。

首先，各级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在高等学校的发展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追求“大而全”的倾向。在一些人的眼里，似乎综合性大学总是比专业性大学的声望高，于是不论是高等院校本身还是相关的主管部门和，都力图通过各种方法努力使本学校

或本地区的高校“升格”，由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由专业性院校“升格”为综合性大学。实在不能通过自身力量完成“升格”的，就采取机械式的、简单合并的办法完成“升格”目标。于是，原来的财经学院变成了财经大学，原来的理工学院变成了理工大学，原来的“大学”则变成了更大的“大学”。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院校合并与升格浪潮的真实一幕。这种盲目追求综合性和大而全的指导思想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学科专业重复设置，既然叫大学，就要尽可能地力求学科、专业结构完备，从而导致各院校的学科专业布局尤其是对一些所谓热门专业的设置，出现攀比与重复建设的问题。以辽宁为例，63所高校中有21所院校开设法学专业，39所院校开设艺术专业，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科布点有47个。由此就忽略了不同高等院校在培养不同类型人才（诸如，究竟是通用型人才，还是专业型人才？是基础理科人才，还是工程技术人才？等等）方面的功能差别。

其次，近年来的高校扩招也是导致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的产业技术结构发生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校扩招骤然加大了高校日常运行在各方面的压力，导致了教学设施与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使得一些高等院校连维持原有的教学计划正常运转都面临着困难，自然就更难以及时有效地进行相关专业结构的必要调整与教学改革和更新了。一些学校必修课比重仍然很高，因为现有的教师难以开出更多的选修课，特别是反映学科发展前沿和社会经济实践新领域的新兴学科与专业，就更为缺少了。这就极大地了大学生根据个人兴趣扬长避短，自我塑造与自我选择的空间，从而必然会使高等学校本身的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经济社会的产业、技术结构发展的要求，因而导致毕业生供求出现结构性矛盾也就毫不奇怪了。

最后，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的产业技术结构相脱节，还与目前高等院校内部的管理与运行机制不当有关。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中国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与运作机制也在逐渐发生变革，近年来的主导方向是引入竞争机制，强调教师的职位、

收入与其实际的学术绩效相挂钩，以便强化激励，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改革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现实中也存在着某种偏差，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目前各高校流行的学术绩效考核标准往往是重科研、轻教学，致使教师们进行教学改革、教材更新乃至专业调整的激励缺乏，因为人们是不愿意在这些与职称晋升、津贴发放没有直接联系的事情上投入更多精力的，尽管它们对于塑造大学生们全新的素质与就业能力也许是非常重要的。 4.劳动力市场摩擦因素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矛盾的制度性原因

失业与岗位空缺同时并存并不单单由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不协调而引起，它也与劳动力市场的某些摩擦因素有关联。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的，由此导致“人找事”和“事找人”的过程并非像新古典模型描述的那样顺利通畅，而是充满了摩擦因素。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双方信息不充分和不完备，它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安排有关，故而属于制度性因素。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交易的是作为有意识的人的主体的生产性劳务，它显然与一般产品市场上交易的普通物品不同，这里涉及到有关劳动者本人以及即将投入劳务的工作岗位性质的诸多复杂信息，所以在这里供求双方在达成一项劳动雇佣合同之前彼此可能要投入更多的信息成本（企业为了招到合适的雇员而进行筛选，劳动者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而不断寻职）。市场信息越不完备，摩擦因素越大，双方的信息搜寻时间就越长，从而就越可能出现失业与职位空缺同时并存的局面。

信息不完全或摩擦因素的存在会导致结构性失业，主要是地区间的结构性失业。例如，某一地区实际可能提供的工作岗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但是或者是由于虚假信息，或者是由于过时的信息，却涌现了大批的求职者，形成劳动力供给“扎堆”现象。而与此同时，就可能出现另一个地区的工作岗位空缺的现象。这种情况在简单劳动力市场上，特别是农民工群体方面，是最为突出的，因为他们信息搜寻的能力较差。但是，在大学毕业生的供求方面，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因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而导致地区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我国大学

毕业生求职总是首先瞄准省会大城市和沿海城市，这显然是由于这些地方的工作机会更多，同时也与其偏好有关，故此种行为应该说是理性的。但是如果在这些地方人才供给已经饱和甚至过剩的情况下，还继续往这里来，就与人才市场的信息不完备有关系了。

信息不完全或摩擦因素的存在还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层的，诸如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高级复杂劳动力市场与简单初级劳动力市场，沿海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与中、西部中小城市乃至乡镇劳动力市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的劳动力市场与中小私营企业的劳动力市场，等等。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既包括了劳动力在同一层次市场内的（水平）流动，也包括了劳动力在不同层次市场之间的垂直流动。垂直流动有助于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种流动既可以是向上的流动，也可以是向下的流动，它将起到调节不同层次市场的供求结构趋于平衡的作用。但是，如果信息不完备，从而市场的摩擦因素较大，那么将会抑制或减缓这种流动，从而就会固化或加剧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局面。例如，对于当前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去中、小城市工作，不愿意就职于城乡基层的工作岗位这种现象，人们往往习惯于用大学毕业生的价值观念或就业观念去解释。比如，有人就这样描述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偏好：“宁在国企当职员，不当个体小老板”；“宁住城市一张床，不住农村一幢房”。表面看来，这好像是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偏好问题，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实际上还是一个信息不完全或市场摩擦因素起作用的问题。因为，如果市场信息是完全的，理性的求职者一定会权衡比较获得各种工作机会的成本与收益的，即使求职者最初具有偏好大城市或大企业的倾向，当他获得了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发现难以实现这种偏好以后，也会及时地加以调整，从而重新权衡各种工作机会的成本与收益。这样一来，“小”老板的净收益也许就不比“大”职员的净收益差了，而“一幢房”的效用价值也许也就超过“一张床”的效用价值了。如果再考虑到的各项鼓励性措施，诸如对于去农村、基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实行代偿学费、减免贷款还款等等，就更不会出现上面所

描述的情景了。因为这些措施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大学毕业生在基层等次级劳动力市场岗位工作的净收益。所以，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说到底主要还是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备使得大学毕业生缺乏对于各种工作岗位的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比较，包括对于的各项优惠的实际理解。

——基于辽宁数据的理论分析与论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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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策思路：应当坚持具有可持续性的措施 1.采取综合配套的措施

根据一些国家比较成型的经验，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基本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需求调节、供给调节和市场匹配。

需求调节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来扩大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其具体内容包括：第一，通过补贴鼓励企业吸纳大学生就业，例如日本的“全面就业支持计划”。第二，通过产业促进就业弹性高的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例如德国的经验。第三，通过就业激励鼓励大学毕业生到环境较差地区和人才短缺岗位去就业，这在美国得到了最成功的运用。

供给调节的着眼点是改进教育与培训体系，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这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被广泛采用，其具体内容包括：第一，调整教育，适当控制高等教育的扩张规模。第二，完善教育与培训体系，加强高等教育的职业性，淡化专业边界，构建多样化、跨学科的课程体系，以使毕业生能够发展综合技能去有效地应对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第三，促进高等学校与公、私部门建立合作关系，确保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吻合性。第四，开展创业教育，建立创业支持体系。

市场匹配的核心在于，减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给劳动力市场造成的效率损失，通过完善市场信息系统、加强职业服务和就业指导等项工作，尽可能地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壁垒和摩擦因素，减低大学毕业生求职的时间成本与货币成本，促进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的有效匹配。

上述措施涉及到社会经济的不同方面。例如，需求调节主要是调节企业或产业方面，供给调节主要是调节高等学校本身的发展（包括总量与结构），至于市场匹配则主要与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设相关联。同时，这些措施作用的时效也不尽相同。有些是属于短期应急性的措施，例如，的就业激励。有些则属于经常性的调节措施，诸如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系统等。有些则是属于长期性的措施，诸如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善与结构调整，等等。我们在借鉴这些措施时，需要充分认识它们的不同作用特点，综合地加以选择和运用。一般来说，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比较平稳或者没有太大的问题时，应该主要实施市场匹配，把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转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由于某种临时性的原因或经济周期波动而出现困难局面时，应当主要实施需求调节。而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持续地出现困难从而长期处于某种非均衡状态时，则需要“双管齐下”，或“三管齐下”，同时实施需求与供给等各项措施的调节。但是在这时，既要注重采取各种应急性的措施，例如一些需求调节，以广开就业门路，解决燃眉之急，也不能忽略那些作用时效相对滞后、但是却具有根本性调节作用的措施，诸如供给，因为从长期来看，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进一步地说，我们在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时，应当既要关注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高等教育事业与整个社会经济之间的基本平衡关系。

2.必须坚持市场机制的效率原则

实施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旨在通过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来消除市场失灵，以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因此，其结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必然是导致经济效率的改善。但是，如果措施不当，或者操作方式欠妥，也可能对市场机制的运行产生某种负面影响，从而出现失灵。这也是在实施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时需要我们时刻注意的问题。

首先，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应对其他就业群体产生不利的影响。大学毕业生作为高人力资本的群体，解决其失业问题可以避免其人力资本的损失与浪费，固然应该被赋予较高的权重，但是其他失业群体特别是像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也不容忽视，更不能因为推行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优惠措施而影响到其他群体的就业机会。比如，现在有些措施就公开提出在公务员招聘或其他岗位招聘中“优先”录用大学毕业生，这里“优先”的提法似乎有违市场竞争的公允原则。除非对于所招聘的岗位因为其工作性质而对于学历有特定的要求，否则是不应该强调大学毕业生优先录用原则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把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纳入到统一的、系统的就业之中。

其次，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能以经济效率的损失为代价。一般来说，在这方面供给调节与市场匹配不会有什么问题，它们的实施无论就其提高求职者的人力资本还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而言，都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改善。至于需求调节，则有一个最适度的问题。如果就业促进能够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那么新的岗位的创造就会与就业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升同步完成。但是，如果超出现实条件的，不切实际地一味追求过高的毕业生就业率，甚至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或者用“下死命令”的方式去实现作为政治任务的预定的就业率“目标”，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比如，现在为了缓解大学毕业生当前面临的就业压力，增加安置机会，有关方面号召高等学校与科研单位尽量吸收大学毕业生参加科研乃至重大科研项目，有的学

校甚至实行了所谓“学士后”的制度。这里也有一个讲求实效的问题。高等学校本、专科教育主要是为学生打下较厚实的专业基础，因此，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并不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少数的尖子生虽然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但是他们大多或者选择出国留学、或者选择考研深造，一般也不存在就业压力的问题。也就是说，有能力从事科研的并不需要这项的支持，而需要这项支持的却又未必能胜任科研工作的能力要求。因此对于此项的实施就需要从实际出发，审慎地对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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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风林（1954-），男，辽宁沈阳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等方面的研究。E-mail：zhang@dufe.edu.cn；fenglin.zhang@gmail.com

作者：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张凤林 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