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
涵义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方面是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大英百科全书)。城镇化进程中，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同时伴随着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这一结构性变动。
而新型城镇化则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
特征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最大不同，在于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注重保护农民利益，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规模扩张，而是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
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
2014年3月，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根据中国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创新，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空间布局
根据土地、水资源、大气环流特征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镇化地区，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工协作、以大带小的原则，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使之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城市群和节点城市为依托、其他城镇化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
中国改革已近临界点，城镇化被视为最可能的改革突破口，而如何在土地改革上寻求破题则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所在。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组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报告，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下，为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描绘了极其详尽的顶层设计。“新型城镇化形势下需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目标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解决城镇化融资问题。”报告提出，改革建
设用地供地方式;允许地方发行市政债;征收房产税;转变粮食自给观等重大建议。
规划用地
中国城镇化仍然需要增加建设用地。原因在于，有2亿左右农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入城定居，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这都需要持续、稳定的城镇建设用地投入作为基本保障。提出土地制度改革具体建议及配套措施时，报告给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大幅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划。而扩大城镇建设用地，面临的最大约束是18亿亩耕地红线的问题。一直以来，中国地少人多。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成功解决13亿人吃饭的问题。坚持世界最严耕地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粮食安全警戒线，长期被视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不二选择。[5] 在过去若干年内，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在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严控土地供给、严控市场需求的管理方式造成土地资源的价格扭曲，既不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而且还导致人地矛盾突出，城镇建设用地供给紧张。与此同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只是对耕地总量的控制，缺乏对耕地质量的保护。中国18.26亿亩耕地中，中低产田13亿亩。70%的耕地由于农田使用过量化肥、农药、工业污水排放等原因已受到污染，影响了我国粮食安全。“以土地‘当量’作为土地计量、核算的标准后，不同地区的耕地和建设用地就有了统一的计量标准，这样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土地‘当量’交易市场，同时可以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从保证实物耕地总量红线转向保证以产量加权的土地当量红线。”报告还提出要转变粮食自给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粮食平均自给率达100.5%。近几年有所下降，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也分别达99.6%、99.1%、99.2%和97.7%。主要是因为中国把大豆纳入粮食中统计，近几年中国大豆进口较多，2010年以来每年进口量都在5000万吨以上，2012年进口量达5800多万吨。从国际经验看，粮食自给率维持在90%以上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可将扣除大豆进口后的粮食进口量与国内粮食总产量的比例控制在10%以下作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
底线。在此基础上，扩大农业国际贸易与投资，一方面适度扩大粮食进口，另一方面鼓励国内农业投资“走出去”，这将有利于缓解国内耕地、水资源紧张压力。
建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紧张相关联，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高房价，而过分依赖卖地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阻碍了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18] 大量的城市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建设资金都是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审计署的调查显示，2010年底性债务有40%左右是要靠土地收益来偿还的。应改变供地方式，有三个解决方案。其共同目标是减少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初期可以考虑允许不同地区选择不同方案进行试点，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优化趋同。具体来看，方案一，改革土地招投标拍卖制度为零地价或低成本价供地。用地规划调整后，由承担土地购置、开发成本，并向土地使用者(开发商等)按零地价或接近零地价的低成本价格提供建设用地。项目建成后，销售价格不得包含土地价格或仅能包含低成本土地价格。方案二，地方的卖地收入归。除征地成本外，地方所得的卖地收入上缴，以避免地方过度依赖卖地收入。这一方案对现行征地制度变动较小，但土地价格不一定能够下降，而且会增加和地方之间的协调成本。方案三，退出征地过程，实现建设用地供给的市场化。除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等用地由直接参与征地外，不再参与土地征收、出让过程，这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土地制度的一般安排。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一步到位，理顺土地供应和价格决定机制。但需对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做较大调整，也依赖于农村集体决策机制的完善。
发展趋势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估计，中国未来的城市化会拉动50万亿元规模的投
资需求。算法很简单，一个农民在城市里要安顿下来，大概最少需要12万元。已经有两亿多农民在城里面，还有一亿多到两亿要转移进来，也即客观存在总额40万亿~5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此前，地方获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有两种方式：土地出让金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2012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已高达9.3万亿，这一贷款被视为银行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显然，50万亿的资金需求，再难靠上述两种方式获得。允许地方发行市政债。在城市无从获得卖地收入且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购置和开发土地的支出可以通过发行市政债筹集，其偿付能力即土地开发项目未来所带来的现金流，包括可稳定征收的财产税、公共设施及服务的使用者付费、商业繁荣后带来的各种税收增收等。其实，最近几年地方融资平台规模不断扩大，推出市政债，解套“土地财政”的呼声就一直不断。早在数年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通过“市政债+财产税”的组合，能够形成约束力有效的资金流在时间轴上平移，有助于解决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融资问题，并且“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市政债推出事宜”。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也表示，应该大力推动市政债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发行市政债，可以缓解平台再融资和对银行还款的压力;另一方面，市政债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清理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债务混乱的情况，并使地方成为一个可以评估信用质量的单一实体。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报告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维度给出了不同的策略。短期看，如果发行市政债暂时在法律上有障碍，可通过变通的方法设计相关的产品，如项目型地方债券等方式来实现。事实上，当前部分城投债就是基于这个原理。从长远看，应尽快修订《预算法》，允许地方发行市政债。我国债券市场健康快速发展，也具备了引入市政债的条件。同时还进行了财政部代地方发债、上海等地方自行发债等探索，一些城投债在某种程度上也已与市政债比较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