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诠赋》看赋的源流
赋是介于诗跟文之间的一种文体，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由此可见，赋体作为两汉一代之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其特殊地位。
《文心雕龙·诠赋》开篇即提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凃，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刘勰指出《诗》有六义，赋排在第二位。诗六义之说，最早见于《周礼》，风、雅、颂、赋、比、兴合称“六诗”。此据《周礼》成文而言之，六义之说，并非开始于周代。《毛诗·大序》称之为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文体的名称，赋、比、兴是诗歌表现的手法。《毛诗正义》云：“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 因此刘勰说“诗序则同义”，也就是说赋最初是一种诗歌的表现手法，而不是一种的文学形式，这是赋的本义。孔颖达《毛诗正义》云：“赋”云“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美、刺也。“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故得失俱言。”孔颖达所谓“赋”，是铺陈的意思，对政教有益，语言通达，直叙其事，能够没有禁忌描述其的优点跟缺点。在此基础上，刘勰认为“赋”者，铺陈辞采舒布文华，以描绘事物抒写情志。在这里刘勰已经把《诗经》中表现诗歌手法的“赋”与体物写志作为文体的“赋”联系了起来。再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之说，赋已经从《诗》的一种表现手法逐渐的被了出来，根据这种写作方法的特点，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文学形式，这也就是刘勰所说的《传说》则异体。诗歌，本是要歌唱的，春秋时期，各国士大夫均有登高赋诗之习，这时已经不再唱了，因此刘向明确地说：“不歌唱只朗诵的叫做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赋脱胎于诗，最后发展成为了一种的文学形式。这也印证了班固所说：“赋乃是《诗经》的支流。”与刘勰所说：“赋从《诗经》发展而来，分成了不同的支派。”都是有理可循的。
刘勰认为赋的产生，除了继承《诗经》以外，还直接受到了《楚辞》的影响，他的见解是极为精辟的。他发现了《诗经》和赋体形成的过渡阶段，他认为郑庄公的《大遂》，晋国大夫士蒍《狐裘》皆由简短的韵语组成，词句都由自己创作，也称之为赋，但尚未形成“赋体”。直至屈原创作了《离骚》，赋体才铺陈、舒展的描述事物的声貌，因此也有人把屈原的作品叫作“屈赋”，这也是看到了屈原的作品具有赋的特征。《诗经》并没有直接演变成赋体，而是通过《楚辞》“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对赋的影响，赋才逐渐发展成熟的。直到战国时期出现了荀况的《礼赋》、《智赋》和宋玉的《风赋》、《钓赋》之后，它们被授予“赋”的名称，从而与诗歌区别开来，使之由“六义”之一的从属地位，发展成一种的文体。对于赋的渊源，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云：“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他
认为赋除了受到《诗》、《骚》的影响以外，还受到了战国散文尤其是诸子散文的影響，假设问答与《庄子》、《列子》里寓言的特征相对应；夸张声势与纵横家说辞的特征相对应；排比讽喻与《韩非·诸说》的特征相对应；征材聚事与《吕览》的特征相对应。刘勰也意识到了赋体具有这样的艺术特征，他在《诠赋》中云：“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其意为观看荀况的作品多用谜语构成，对事物做自问自答的回环描述；宋玉出语铺张夸饰，实为赋作淫靡艳丽之始。正是赋在《诗》、《骚》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散文的特点，所以才能从“六义”之一得从属地位，蔚然成为一种“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的文体。但是刘勰并没有深入的讨论，是什么原因使赋在最终发展成为赋体的时候，荀况与宋玉赋风格差异如此巨大。对于这个问题刘师培在《论文杂技》指出应把宋玉赋归入写怀系列，把荀况赋归入阐理系列，并且总结到：“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赋体形成的脉络大致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