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词翻译的语用学解读——以《围城》为例

苏雅;肖辉

【摘 要】仿词在文学作品广为采用,因其独特的构词方式以及幽默诙谐的语言效果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同时,也受到不少研究学者的青睐.然而大多学者都从修辞学角度探讨仿词的外在形式特征,很少从语用角度出发对仿词的翻译进行研究.本文首先对语用学理论进行介绍,在语用学的基础上以《围城》中仿词的典型代表为例,具体探讨《围城》中仿词的英译策略,并提倡译者在仿词翻译中应重视语用翻译观的运用与把握.

【期刊名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29)001

【总页数】6页(P84-)

【关键词】仿词翻译;语用学;《围城》

【作 者】苏雅;肖辉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23;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059

仿词是一种词汇层面的仿拟，是作者或说话者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为适应一定的语境、产生一定的修辞效果,利用模仿的手段，替换原词中某个词或语素从而得出具有一定联系的新词，改变原来特定的词义，创造出新意的一种修辞方法。其主要修辞作用有：(1)映照对比，言简意赅；(2)语言新鲜，风趣幽默；(3)尖酸辛辣，语含警策[1]。

所谓仿词，就是“因为表达上的需要，更换现成词语中的某个语素或词，临时仿造出的新的词语”[2]。然而，仿词并非简单地通过替换原有的词语或表达形式来模仿原来的词语或表达，而更重要的创新之处在于其模仿原有的表达，“拟创”一个新的语境获得全新的意义以达到语用上的特殊效果。自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问世以来，学者对于仿词这一修辞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仿词”的研究在修辞界曾掀起一股小热潮。然而，大多学者对仿词的研究局限于从修辞的角度研究仿词的外在形式特征，鲜有学者探讨仿词的翻译问题，从语用角度探讨文学作品中仿词翻译的则更为罕见。本文拟从语用学角度出发，通过对《围城》中具体仿词实例的分析来探讨仿词英译的策略，并揭示仿词翻译中译者的语用翻译观。

语用学最初脱胎于西方语言哲学，经过哲学家对语言的深入研究逐渐发展到语言学领域。20世纪30年代，“语用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C. Morris的《符号理论基础》中，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关系。1977年，《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Pragmatics)在荷兰正式出版，标志着语用学这一新兴科学科的正式确立。语用学作为当代语言学中一个蓬勃发展的分支，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不仅在语用—语言研究和社交—语用研究方面的研究日益深入，也不断与其他相邻学科相互交融。近年来，随着语用学研

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不少翻译研究者也开始关注语用学，试图挖掘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理论启示作用与实践指导作用。

纵观国内外研究，国外早有学者从语用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哈特姆和梅森在其著作《话语与翻译》中对于语言、翻译等问题的探讨则是国外最早对翻译进行的语用研究。随后，语言学家哥特、希基等也都对语用翻译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而国内，曾宪才[3]、钱冠连[4]，叶苗[5]、张新红、何自然[6]以及吕俊[7]等学者也都曾把语用学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力求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为翻译开辟新的领域。其中，仿词修辞格的语用翻译研究便是一个新的领域。

语用学家Verschueren指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而修辞学界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认为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而仿词作为修辞格中的一种，其翻译也可以理解成一个语言选择的过程。与之不同的是，在仿词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多于一般情况下语言的实际运用，自然，译者受到的也相应增加。在仿词的翻译中，只是精通原语言和译入语两门语言的译者恐怕已经不能胜任仿词翻译的工作。除了对语言的要求外，仿词翻译更加强调翻译的等效，尤其是语用等效。这也是由仿词有着特定的目的，为达到特定的效果而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下的特点所决定的。如今在研究仿词翻译的学者中，已有一些学者从语用学的各个角度、各种理论研究仿词的翻译，包括认知语用学、社会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修辞语用学、关联理论、顺应论、模因论等，如当代学者吴春荣、侯国金[8]曾在其论文《仿拟广告的语用修辞学解读和仿拟译观》中从修辞语用学角度探讨了仿拟广告的翻译，并提出了仿拟译观。本文则是笔者从侯国金对于语用翻译的相关探讨中得到的启示。笔者认为，语用学的相关理论若是能运用到仿词修辞格的翻译中，这对于仿词修辞格翻译质量的提升将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围城》自问世以来，受到国内广大读者的追捧与喜爱。1979年，珍妮·凯利女士和茅国权先生所译的第一个英译本《Fortress Besieged》的出版更是将这部经典之作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我国近代小说史上一颗不可磨灭的璀璨明星。作为一部富含民族文化的经典之作，《围城》之所以能风靡文坛，不仅在于其跌宕起伏的情节结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还得益于其丰富多彩的语言风格和高超精湛的艺术品位。在小说《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大量运用比喻、互文、双关、仿拟等修辞手法和文字游戏，使小说的语言诙谐幽默，吸引了不少的读者。然而，众多的修辞手法确实给小说增色不少，但另一方面也给译者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再加上有些修辞手法是汉语语言中所特有的，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小说翻译的难度。

然而，有难度并不代表不可译。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的“共相”[9]现象研究表明，翻译是可能的，但它确有限度。乔治·穆南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的共性出发，论证了翻译的可能性，同时，这也说明翻译过程中存在障碍，即翻译是有限度的。但这种限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文化的融合而逐渐变化，并且可以通过各种翻译策略和手段加以变通，最终达到交流的目的。斯帕伯和威尔逊认为，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只有当听话人根据说话人提供的明示信息意图，推导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交际才能成功[10]。同样，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文明的交际活动，翻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译者能否将原作者在原作中蕴含的意图在译作中表达出来并能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并理解。简而言之，“交际的成功取决于原作者的意图被译者所识解并最终传递到译文中”[11]21。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对于有翻译限度、难度大的仿词修辞格翻译，译者需通过运用其他的翻译补偿策略以使原作者的意图、原作的语用效果在译作中传达出来。

下面笔者将通过对钱钟书的《围城》及其英译本《Fortress Besieged》中具体实例

进行分析来探讨仿词翻译方法及补偿策略，使其语用效果达到最大化。

例1.“……他给女人迷昏了头，全没良心，他不想想，不靠我们周家的栽培，什么酥小姐、糖小姐会看中他！”周太太并不知道鸿渐认识唐小姐，她因为“芝麻酥糖”那现成名词，说“酥”顺口带说了“糖”；……

译文：“He’s gone and lost his head over some girl. No gratitude whatsoever. I don’t suppose he ever stops to think if it weren’t for our support, what Miss Su or Miss T’ang would ever take a fancy to him!” Mrs. Chou had no idea Hung- chien knew a Miss T’ang. Because of the given term “chih-ma su-t’ang” (sesame seed bar), the word “t’ang” follows naturally after “su”. [12]218-219

这是一个典型的音仿的例子，即根据被仿词和仿词在发音上的相似关联仿拟而来。“苏小姐”、“唐小姐”与“酥糖”从字面上看并无意义上的关联，只是由于“苏”与“酥”、“唐”与“糖”的读音相同性，周太太从苏(酥)小姐仿出了个“唐(糖)小姐”。显然，这段话中的信息意图是原作者利用“苏”“唐”与“酥糖”的读音相同性(相似性)采用了仿词中音仿的修辞手段从而取得幽默的效果，其幽默之处在于周太太只知道方鸿渐与苏小姐在交往，并不知道他与唐小姐也有来往，而基于“芝麻酥糖”仿出的“唐小姐”恰好歪打正着。而这背后的交际意图是传达周太太对于方鸿渐的不满和讽刺。方鸿渐留学归国后虽暂住周家却无视周家人，整天来无影去无踪，在外拈花惹草，缺乏对周太太以及周家人应有的尊重。

从信息意图的角度出发，原文中的“芝麻酥糖”可在目标语英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形式，即“sesame seed bar”。而其中的翻译问题在于，中国特有的姓氏“苏”和“唐”在英文中却又没有对应的表达。即使有，这两个姓氏的英文表达组合在一起也未必同中文一样与“酥糖”的英文读音相同。倘若将原作中“芝麻酥糖”译成“sesame seed bar”，原作的语言谐音的妙趣就会全然消失。因而译者将其音译为“chih-ma su-t’ang”并加上文内注释其英文对应表达“sesame seed bar”，通过具体解释将“苏”(Su)与“唐”(T’ang)的关系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发挥能动性，自主体会前文“苏小姐”“唐小姐”与“芝麻酥糖”之间的联系，从而进一步领略其交际意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芝麻酥糖”的翻译中，译者舍弃了直接传达信息意图的直译法，而是为了传递其中的交际意图，退而求其次地选择音译加文内注释的方法。笔者认为，这种音译加文内注释的译法更能传达仿词包涵的意图，达到仿词的语用效果，符合仿词翻译的要求。

例2.鸿渐道：“我忘掉问你，你信上叫我‘同情兄’，那是什么意思？”

辛楣笑道：“这是董斜川想出来的，他说，同跟一个先生念书的叫‘同师兄弟’，同在一个学校的叫‘同学’，同有一个情人的该叫‘同情’。”

鸿渐忍不住笑道：“这名字好妙。可惜你的‘同情者’是曹元朗，不是我。”

译文：“I forgot to ask you. In your letter you called me ‘lovemate’.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Hsin-mei said with a grin. “That’s something Tung Hsieh-ch’üan thought

up. He says people who study under the same teacher are called classmates, and people who go to the same school are called schoolmates, so people who are in love with the same girl should be called ‘lovemates’.”

Hung-chien burst out laughing and said, “That’s very clever. Unfortunately your lovemate is Ts’ao Yüan-lang, not me.”[13]248-251

这是一个类义仿词的例子。这段话中原作者清楚又委婉地在原文中解释了“同情兄”的由来。说它清楚是因为原文明确地介绍了“同情兄”这一仿词是根据“同师兄弟”、“同学”的构词方法仿拟而来。作者在“同事”、“同学”等人们耳熟能详的词的基础上保留“同”，替换掉后面的词，仿拟出“同情兄”一词。这也是原文想要传达的信息意图。说它委婉是因为这里的“同情兄”与一般理解的“同情兄”有着不同的含义。一般来说，“同情”指的是“对别人的遭遇在感情上发生共鸣”，因此“同情兄”就是“对别人的遭遇在感情上发生共鸣的兄弟”之意。但这里，“同情兄”中的“同”是“同享”之意，“情”是“情人”之意，“兄”是“兄弟”(实为“情敌”)之意。[12]33这里不同寻常的意义恰恰是小说语言幽默诙谐的一个体现，给读者带来一种不同一般的文学享受。而这段话真正的交际意图在于赵辛楣通过“同情兄”表达一种自我嘲讽和爱情失意的心态。他原以为方鸿渐也爱苏文纨便视其为情敌，后来知道方鸿渐对唐晓芙情有独钟而非苏文纨时，误会便得以消除。当苏文纨与曹元朗订婚后，赵辛楣不但不再憎恨方鸿渐，反而觉得方鸿渐与自己的遭遇相同。“同情兄”正是他无奈自嘲的体现。

译文中，译者在充分理解原作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基础上根据“同师兄弟”、“同学”的英语表达，利用英语中复合词，由“classmates”、“schoolmates”进一步

分析联想从而译出了“lovemates”，这与原作中的“同情兄”的仿词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某种程度上，“lovemates”的翻译可谓难得的“以仿译仿”，在译文中将原作者想要表达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均传达了出来。笔者认为，这种“以仿译仿”的翻译策略是仿词翻译中的最佳翻译方法。然而，并非所有仿词的翻译都能运用“以仿译仿”的翻译方法。且不说汉语中并非所有的词汇都能在译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即便有，译语中所对应的表达词汇也未必能将该仿词在原语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都完整呈现给读者，大多只能二者取其一。于是，这对译者的要求便大大提高了，译者需要寻求其他的翻译策略尽可能以最优的翻译方法使翻译达到最佳关联，使其交际意图最大化。

例 3.所以当天从大伯父家吃晚饭回来，他醉眼迷离，翻了三五本历史教科书，凑满一千多字的讲稿，穿插了两个笑话。这种预备并不费心血，身血倒赔了些，因为蚊子多。

译文：That day after returning home from dinner at his uncle’s house with his eyes blurred from drink, he flipped through four or five history textbooks and worked up a draft of over one thousand words with a couple of jokes inserted. This kind of preparation did not tax his brains any, though he did lose some blood to the mosquitoes.[12]72-73

这段话采用了义仿中类义仿词的修辞手法，即利用意义上的正关联替换原有表达中的某个词素或词创造出新的表达。原作者根据“心血”一词联想到蚊子叮咬的是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故而仿拟出新词“身血”。这段话所描述的是方鸿渐准备演讲稿的场景以便读者了解情况，这即是原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意图。而其中的交际意图在于讽刺方鸿渐准备演讲稿时的马虎态度，不费心血，只是赔了点身血被蚊子叮咬而已。利用类义仿词的手法对

方鸿渐进行了讽刺，利用语言的多样性达到了一定的幽默效果。

对于“心血”与“身血”的翻译，由于英语中并没有与二者对应的表达方式，单单一个英文单词blood(血)不能体现“心血”和“身血”的区别，再加上英汉两种语言中还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差异，也无法如例2中那样利用以仿译仿的方法来进行仿词翻译。于是译者在传递原文信息意图的基础之上，充分理解其交际意图，通过将原文中的仿词效果转换成英语中的特殊句式的特殊语气效果，如这里的让步状语从句，以此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无法实现以仿译仿的仿词翻译，可以巧妙运用目标语中特有的语言特征，采取其他手段进行补偿翻译。

例 4.鸿渐道：“啊呦,你又来了！朋友只好绝交。你既然不肯结婚，连内助也没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朋’。”

译文：“Ai yo! There you go again. I might as well cut off my friends. Since you refuse to get married, I don’t even have a wife. It’s true case of losing a wife, and having one’s friendship destroyed’.”

Annotation: Losing at both ends, from a story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12]576-577

这也是一个类义仿词的例子，其中的“赔了夫人又折朋”正是对照了《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仿拟而来。这段话是方鸿渐在孙柔嘉不想马上跟他结婚又不愿他与朋友赵辛楣来往时所说。意思是说柔嘉不愿结婚又干涉方鸿渐的朋友交往，使他既

没有了夫人，又失去了朋友，这正是这句话的信息意图所在。而作者通过替换典故“赔了夫人又折兵”中的“兵”为“朋”，古词今用、旧词新用、大词小用，达到一种新奇的语用效果，同时，也幽默地传达了方鸿渐处于夫人和朋友之间一种尴尬又无奈的境地的交际意图。

典故的翻译一直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难点，这里基于典故而仿造出的仿词的翻译更是难上加难。既要翻译出典故“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深层文化含义，又要传达“赔了夫人又折朋”在原作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译文中，译者为保障原作信息意图的传递，选用了直译法来翻译“赔了夫人又折朋”，为了使暗含的典故得以体现，又选择了加注的方式，使读者根据已知语境推导出其中的交际意图。

例5. 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哼!我偏不愿意女人读了那本书当我是饭碗,我宁可他们瞧不起我,骂我饭捅。“我你他”小姐，咱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份，希望另有好运气的人来爱上您。

译文：Husbands are women’s careers. Not having a husband is like being unemployed, so she has to hold tightly to her “rice bowl”. Well, I don’t happen to want any woman to take me as her “rice bowl” after reading that book. I’d rather have them scorn me and call me a “rice bucket”. Miss Wo-Ni-Ta, we just weren’t meant to “raise the bowl to the eyebrows.” I hope some other lucky guy falls in love with you.

Note: A play on the expression \"Raise the tray to the eyebrows\which

connotes mutual respec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12]92-93

这也是一个类义仿词的例子，钱钟书先生根据成语“举案齐眉”的典故仿拟出“举碗齐眉”。“举案齐眉”原用来宣扬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思想，语出自西汉·刘向《续列女传·梁鸿妻》，指妻子孟光在给丈夫梁鸿送饭时把托盘举得与眉毛一样高，以示对梁鸿的尊敬。后来语义发生变化，用以形容夫妻相敬如宾、十分恩爱。“案”是指有脚的托盘。这里，作者将举案齐眉的“案”换成“碗”，借用了“举案齐眉”的意义，委婉地表明了方鸿渐与张家小姐相亲无果的事实，传达了其信息意图。同时，通过“举碗齐眉”仿拟出的新意，再加上称呼张小姐为“我你他”的谐音双关表现出了方鸿渐对于此次相亲并不在意的态度，实则是对方鸿渐玩世不恭的讽刺，这也是其中暗含的交际意图所在。

对于仿成语典故的仿词翻译，译者想要有好的翻译，不仅需要掌握被仿成语的典故由来，还需充分理解原文所蕴含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该例是方鸿渐见完张小姐时自我心情的抒发。小说中，方鸿渐因在张太太的相亲宴上打牌赢了钱而十分得意，蛮不在意自己因小气了“输”了张家小姐。由于仿成语典故的仿词翻译的难度较大，译者只好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对“举碗齐眉”进行翻译，同时对典故“举案齐眉”进行注释解释，以使原文的交际意图得以传递。

翻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文明的语言交流活动，也即交际行为，而交际行为，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又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因而翻译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行为过程。不同之处在于，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明示—推理交际行为，涵盖两个明示—推理过程。一是由原作者作为说话者明示信息，传达信息意图给译者，译者作为听话者对信息进行推理，意会其交际意图；二是由译者作为说话者明示

从原作者那意会到的交际意图和信息传递给读者，此时读者便是听话者对此进行推理。然而，无论是译者为听话者还是读者为听话者，听话者在推理过程中都不是单纯地从说话者提供的信息证据逻辑地推导出说话者的交际意图的，而是不断地加入即时信息、大脑中储存的百科信息等，以构建新的语境假设。[13]而在构建新的语境的过程中，由于每个受众的受教育程度、个人经历以及领悟能力等各不相同，因而推理出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难免出现偏差。为降低这种偏差，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信息意图、交际意图的把握和语用翻译观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注重选择最佳的关联度进行语用翻译使语用效果最大化，实现交际意图的传递从而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仿词修辞格的翻译更是如此。由于仿词有着特殊的构词方法，我们可以把仿词的构成看成是一个模仿和创造的过程，仿体与本体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联才可以进行模仿和创造。在上文中所提到的《围城》中的仿词实例中，“苏”、“唐”与“酥糖”就有着谐音关联、“同情兄”与“同学”、“同师兄弟”以及“身血”与“心血”等有着类义关联，并且这种关联具有一定的可解读性。这种可解读性便是考验仿词译者翻译本领的关键所在。译者如何解读这些关联决定着采用何种翻译方法策略进行仿词的翻译，不同的翻译方法会产生不同的译本，而不同的译本又会有着不同的效果。由此可见，关联的解读在仿词翻译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既需要考虑原语仿词中仿体与本体的关联性，又需要注意在目标语中将这种关联性所带来的语用效果体现出来，使读者不仅能直观地了解其中的信息意图，也能感受到原作者想要传达的交际意图。因此，译者在仿词翻译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及创造性，从语用角度出发，以寻求仿词翻译中的最佳关联为原则，通过合适的翻译方法与策略使本体和仿体间的关联及语用效果得以再现。

一般来说，仿词翻译的具体方法策略有音译、直译、加注等传统的翻译方法。然而，

由于文化缺省、语言障碍、个人经历等客观差异性的必然存在，单单靠这些传统的翻译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仿词翻译中有必要采用各种补偿手段。结合《围城》中仿词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出，除了音译、直译、加注等传统的翻译方法外，译者还可以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结合各语境因素，巧妙运用语用修辞学知识，采用“以仿译仿”、替换其他修辞手段、利用各种特殊句型特有的语气效果来进行补偿等创造性的翻译方法。而在仿词翻译的过程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译者都应从语用角度出发，这也是笔者想要突出的仿词的语用翻译观，即不仅要重视原文信息意图的传达，更需注重传递信息意图背后的交际意图，交际意图能否成功传递直接影响着翻译质量的高低。

仿词修辞格，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其翻译难度之大不可否认。然而，笔者通过分析《围城》中具体仿词实例的翻译揭示了仿词翻译的方法策略除了传统的音译、直译、加注等，译者还可以通过“以仿译仿”、替换其他修辞手段、运用各种特殊句型特有的语气效果来进行补偿等创造性的翻译方法以达到仿词的语用效果。此外，笔者还强调在进行仿词翻译过程中，译者更应从语用角度出发，在传达信息意图的同时更加注重交际意图的传递，力求达到译文与原文在语用层次上的对等，在极难的情况下，宁可酌情牺牲原文信息意图采用补偿手段传递交际意图以达语用对等。

【相关文献】

[1] 陈科芳.修辞格翻译的语用学探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17.

[2] 张涤华,胡裕树,张斌,林祥楣.汉语语法修辞词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133.

[3] 曾宪才.语义语用与翻译[J].现代外语，1993(3)：23-27.

[4] 钱冠连.翻译的语用观——以《红楼梦》英译本为案例[J].现代外语，1997(1)：32-37.

[5] 叶苗.关于语用翻译学的思考[J].中国翻译，1998(5)：10-13.

[6] 张新红,何自然.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现代外语，2001(3)：285-293.

[7] 吕俊.普通语用学的翻译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7)：42-46.

[8] 吴春荣,侯国金.仿拟广告的语用修辞学解读和仿拟译观[J].当代修辞学，2015(1)：70-77.

[9] Georges Mounin. Les Problèm 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M].Paris: Gallimard, 1963：251-270.

[10] 冉永平，张新红. 语用学纵横[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90.

[11] 卢红梅.文字游戏翻译过程中原作交际意图的传递——以《围城》中文字游戏的英译为例[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3(6)：67.

[12] 钱钟书.围城[M].(美)珍妮·凯利，茅国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18-219.

[13] 冉永平，张新红.语用学纵横[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