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社会史之我见

——以巫术与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社会史定义

即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整体及其运动、社会组织（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区、邻里、各种社会集团）及其运动、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的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简言之，它与社会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研究往昔的社会整体及其各个侧面，而后者研究现实的上述内容。 对社会史的认识

1、专史说，专门的研究领域，如同其他专门史一样，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民族关系史等。开拓了历史研究领域，形成了全方位了解历史风貌的新领域。 2、方，作为一种研究的新史观，摆脱传统束缚的新思维、新观点，对历史学机械的研究方法以及为政治服务，为当权者服务、阶级斗争学说，历史人物、事件评价，凝练榜样功能的一种反思。

3、新视角，研究对象的改变，市郊、群体、层次的改变，注重普通人的历史、社会下层、大众的历史，无论新政治史、新文化史、新心智史的视角都转向这一研究对象。 社会史特点

它与历史研究其他分支相比，特点在于它把着眼点放在整体而非个体之上，因为社会本身体现了人类的整体关系；即便它偶尔涉及个体，也是将其视为社会现象或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来研究的。以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论，社会史研究的最小单元是家庭，或者是某个年龄集团或性别集团、职业集团，这些也都是群体，而且也很少有专门研究某一个家庭的。尽管侧重点不同，但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几乎是与其母学科历史学的研究范围等宽的，这就表明它必与其他分支学科具有交叉的地方，比如阶级这个社会集团又是政治集团，既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又是政治史或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民间崇拜或巫术既是社会行为，体现特定的社会心理，但又是宗教行为，又是文化行为和文化心理，故又是宗教史或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不过前者着重从其社会联系入手，发掘其社会影响或在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社会史研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对整体社会的研究，对下层民众的研究、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作为现代史学一部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诞生于2 0世纪初,经历了兴起、停滞和复兴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2 0世纪初,中国传统史学已走到尽头,适应民族主义、民权观念的新史学应运而生。倡言社会改革的学者梁启超在2 0世纪曙光初露之际,为新纪元献上了史学的厚礼。19 0 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次年,他又以《新史学》为题,批评中国旧史“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群体”,号召掀起“史界”。

他给历史下了新的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 将历史研究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借鉴社会科学的观点,具有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进行专门化、综合化研究的创新意义。《新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这种历史研究对象和方法迥异千古的新史学,也正是直到今天社会史研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2\\促使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观念和方法发生改变、治史者由重视政治史转到重视研究社会史,除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内部因素外,还同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与传播有密切关系。19世纪末2 0世纪初严复系统介绍了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与社会史关系密切的学科如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在中国开始建立。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也影响了历史学界。目前所见较早论述“社会史”的是李璜于1 9 2 6年发表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东方杂志》2 3卷2 0号)一文。3\\此外,促进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因素,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改造旧中国传统史学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奠基者。伴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 2 0年代兴起了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探讨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变迁,它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和进化论的影响很深。1 9 2 7年第一次大失败,不同党派由选择中国道路引起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进而产生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形成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场论战对于历史学的贡献,是把“社会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是一种宏观的整体史学,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的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的代表著作,首推郭沫若1 9 3 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它开创了先秦社会史的新局面。此外吕振羽、侯外庐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有一些严谨的学者在社会史方面做出了成绩。历史分期方面,如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 会》虽然定稿于8 0年代,但主要是总结以前数十年的研究和思考。再以农战史为例,发掘 了农动的大量史料,整理成系列的资料集,基本上搞清了历代农动的状况。而且由此引发的农民史与秘密宗教关系的讨论,还推动了秘密社会的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对明清社会变迁的认识。在土地所有制的讨论中,产生了如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等实证性成果。此外,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提出的很多问题具有启发性,而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建构了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框架。

6 0年代,史学界批判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以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四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状况。一些学者试图从探讨“四权”问题入手来认识传统社会,这又突出表现在“族权”问题上。除了不少批判族权的政论文章外,也有个别开创性的学术论文,代表作是左云鹏的《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在诠释经典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潮流中,也有部分史学家保持历史主义的治史态度,把占有史料和思考视为学术生命,从事创造性的社会史研究,如杨宽的《古史新探》、唐长孺的几本论文

集就是代表。总之,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形态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农战史成果可观,但多数研究基本上是诠释理论模式和说明公式化的规律,生产方式之外的丰富社会生活史研究少见,诸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难觅,社会史研究基本陷于停滞状况。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走上了振兴之路。历史学界的拨乱反正是以重新思 考阶级问题为突破口的, 1 9 8 3年、1 9 8 5年分别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 讨论会”和“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突破了阶级分析是认识封建社会唯一方法的观念,把认识社会的目光指向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这时出现了一批阶级研究的成果,这些著作多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总结,资料扎实。如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和《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制度》等。

人们对以往的研究模式也开始全面反思。8 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有宏观社会和通史的特点,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是生产方式发展史,也具有社会史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主要表现在广义的宏观社会史方面,所建构的社会历史理论模式为“骨架”的社会史,没有具体“社会生活”的系统论述,它还需要补充作为“血肉”的狭义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的内容,这是中国理论界长期忽视的。8 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这种思考的大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思想,其动力主要来自史学界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历史理论方法的反思、由于现实生活方式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理论的探讨、国外社会史理论传入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重建的三方互动。

1 9 8 6年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之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相继撰文,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1 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从学科的角度对社会史进行了讨论,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新时期中国社会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体现在断代的社会史、社会群体及其结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人口社会史、社会习尚和以社会为视角的其它研究方面。还历史以血肉的社会生活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社会文化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社会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大特征。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展望

回顾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有如下发展趋势:一是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加强,开展跨学科研究;二是地域社会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疾病、灾害的环境史将日益凸显;三是民众意识、信仰的探讨渐成风气,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比重加强;四是深化人口、家庭、宗族、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史基础问题的研究;五是探讨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这类从

某一侧面强化整体历史研究的题目增加。近期本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领域主要有:地域社会史、家庭与宗教、基层社会与国家、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疾病、医疗以及生态的社会史。

2 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始终以新史学的面目出现,研究视野之新、研究对象之新、研究方法之新,推动了历史学的前进。“新”是社会史学的生命,在进入新世纪之际,衷心祝愿她以更新的姿态开辟新天地。面向未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以提升学术水准、加强国际学术前沿课题的研究、突出中国社会特色为目标,加强问题意识,推出精品,通过具体问题 的研究,展现出新的风采。

虽然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社会史学的萌芽可以溯自古代，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是在近代社会学产生之后，并开始对史学产生影响之时。就西方而言，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是其产生的重要标志，是其倡导之“综合历史”及“总体历史”的伴生物和组成部分。新史学中成就较大的人口史、家庭史、日常生活史、地区史等无一不属社会史；它所倡导之新方法史学分支如心态史、结构史，也都因其主要研究集体心理和社会结构而成为社会史的重要角度；至于勃罗代尔极力主张的对长时段和中时段的研究，也属社会史研究范畴。更重要的是，新史学使社会史具有了与前不同的分析性和理论性，使得对家庭、婚姻、性乃至一个地区的研究必须落实到探讨家庭、婚姻及地区结构上，要通过上述研究确立某种模式或规律，并由此得出某些类型学概念（如韦伯的“理想类型”）来概括同类社会现象。而运用计量手段研究移民、种族、城市、人口等，造成了“新社会史”在美国的兴起。近年来，社会史研究也开始在中国展开，比如对妇女、家庭、家族、风俗、民间崇拜、人口迁移、农民及手工业者等等的研究，都有一些初步的成果，但还都停留在描述考据阶段，缺乏理论概括和新方法，这些都是中国的社会史学家们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

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晋朝分为西晋与东晋。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代。北朝主要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隋朝。

除了魏晋南北朝一词外，也有以「六朝」来指称这个时期的用法，六朝指的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几个朝代的时间基本上与魏晋南北朝相当。

社会史可分为乡村社会史：乡村制度与基层组织、乡村经济、宗族与家庭、社会生活；社会经济史、婚姻、服装、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