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版本研究的角度_金宏宇

新文学版本研究的角度

金宏宇

　　由于传播方式的不同、审查机制的介入、意识形态的影响、语言规范和文学规范的改变以及写作者艺术完善方面的要求等等原因,许多新文学作品在作者有生之年及作古之后出现了众多版本。在不长的时间里,其版本密度之大,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所少见。这些版本不只是版次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内容性的改变。这些改变是全方位的,既涉及版本内容,更涉及作品的思想、艺术诸方面。其中蕴涵着版本学、创作学、艺术学、语言学、修辞学、传播学乃至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新文学版本变迁之复杂、蕴涵之丰富,为我们进行多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讲,一部具有众多版本的新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综合性的文献载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新文学的版本问题,自然首先应该从版本学角度去研究。版本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它是从古籍整理中建构起来的一门具有实用性价值的学问。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三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借助、相互转化的关系。从版本学角度言之,①是“版本学脱胎于校勘学,借身于目录学”。它们之间的实际关系却远比这种表述复杂。所以,版本学的研究实际上还包括了校勘学和目录学。版本学的研究也体现了朴学研究的精神,更是朴新文学版本研究的角度

239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叶德辉认为在清学(朴学)中版本学、校勘②学、目录学“三者之为根柢”。同时,朴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早已渗透到了版本学的研究中,如考据方法、札记体形式、辅助图表等。所以,版本学的研究其实只是朴学研究的一种具体体现。新文学版本学的研究从步骤上、从方法上与传统版本学的研究存在一种继承关系。这种研究首先表现为一种版本的确认过程。它需要利用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考据学的知识和技术去搜寻版本实物、鉴别版本真伪、辨明版本源流、考订版本差异、比较版本优劣。这种版本确认过程是版本研究的第一步,也是必不可少,至为重要,尤其耗时的一步。这类似于考古学,是版本考古学。王国维、陈寅恪等治史学时注重地下的文物和地上的文献“二重证据”。版本的确认也需要有二重证据,即版本实物和文献材料的结合。经过这种版本确认过程之后,版本研究的成果才形诸文字形态。其最基本的文字形态是编制目录,也可以制成图表,更可以写成题跋识语或札记体的文字。由于新文学版本的形成不同于古籍版本,所以,新文学版本的研究又具有了新的特点和方法。比如,在确认版本的过程中,传统版本学把版本的真伪鉴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新文学版本更多的是由作者自己的修改造成的,真伪鉴别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不同版本的差别比较。传统版本学以追求原文和善本为目标,新文学版本研究则更关注异文和版本变异过程。传统的版本校勘用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等多种方法去改错去求同,新文学版本的校勘一般只需用对校法去存异,即找出作者修改前后的不同文字。另外,新文学版本的研究成果既可以体现为传统版本研究成果的文字形态,也可以当成长篇论文或书话。目前,从版本学角度去研究新文学版本的著作并不多见。朱金顺先生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一书里设有“版本”“校勘”“目240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第二期

录”等章节,对新文学版本研究方面的特点、方法等进行了概括和介绍,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可惜还不是一本纯新文学版本学著作。这方面的论文也只有朱金顺的《〈骆驼祥子〉版本初探》、龚明德的《〈家〉的版本变迁》等少数几篇。倒是有很多新文学版本方面的“书话”。在唐?的《晦庵书话》、姜德明的《余时书话》、胡从经的《柘园草》、吴泰昌的《艺文轶话》、陈子善的《捞针集》、倪墨炎的《现代文坛短笺》等著作中,有不少关于新文学版本的书话。自《晦庵书话》问世以来,书话甚至成了一种新的散文形式。许多关于新文学作品版本的书话把版本资料与人生感慨结合起来,把书的命运与社会、政治、文化等联系起来,超越了版本学的内容,丰富了版本研究的意义。新文学的众多版本现象还可以从创作学的角度去研究。这种研究可以称为“渊源批评”或“演进批评”。渊源批评研究一部作品发表或出版前的创作过程及多种可能性。如,在西方,有人研究普鲁斯特的笔记《驳圣伯夫》与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的渊源关系。但渊源批评更侧重的似乎是作品的手稿本,即研究作品成为社会产品之前作家在手稿本中的取舍、修改、调整过程,构思的未定性、偶然性及作家的思维状态等等,可称之为“手稿诗学”。中国新文学作品也保留有许多手稿本,如,中国现代文学馆就有许多收藏。但影印出版以供广大研究者使用的手稿本却只有鲁迅著作手稿、茅盾的《子夜》、巴金的《随想录》等少数。研究著作或文章也非常少。新文学手稿本的研究可以对手稿本进行统计、归纳、描述和分析,如,舒乙先生在其著作《现代文坛瑰宝》中对《夜歌》、《宝船》等作品手稿本的考察。而龚明德先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的报告》则是目前我见到的手稿本研究方面最细致、最深入的一篇文章。手稿本的研究更应该把它和作品发表本或初版本进行对校、比较,弄清渊源关系、内新文学版本研究的角度

241容差异、艺术得失等等。如,《桑干河上》的手稿里,黑妮是钱文贵的幼女,初版本却把她改为侄女,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物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差异,对作品的真实程度、艺术结构等都有影响。“渊源批评”这个概念从字面上理解,强调了作品的本原问题,所以指向手稿本。“演进批评”的概念则突出了作品的演进过程,故可以涵盖从手稿本到发表本或初版本以后的各种版本。演进批评正是从作品的版本演进中去研究创作动机、创作心理、创作技巧、修改艺术等创作之道的。鲁迅曾引惠列赛耶夫《果戈理研究》中的话说:“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③这段话可用于从手稿本到定本的所有版本。它们都是学习创作的“实物教授”。实际上,一部作品的版本演进过程既告诉我们“应该这么写”,也告诉我们“不应该那么写”。从版本演进中去探寻作品的创作艺术,这种研究一般可用点评或笺评的方法。或者并置两个文本,然后就重要修改加以点评。或者罗列不同版本中的异文,然后作笺评。朱泳的《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龚明德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都是这种做法。这种做法承袭中国古代评点派之风,是具体而细致的批评。这种研究如果写成论文,往往只能举例,就难以求全了。目前,这一类研究似乎只注重其修改艺术,而且一般都认为作品在版本演进中是越修改越好。这是一种版本进化论思想。许多作家都认为他们的作品会越改越好。如,巴金就说:24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第二期

“我一直认为修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绝不会“让《家》恢复原来的面目。”④作家们推崇和看重自己的修改本或定本,他们的选集或全集往往收的是这些版本。而一般的研究者出于对作家的崇敬和热爱,也容易形成这样的评判。往往只注意作品在修改后艺术完善和改进的一面,却忽视它也有退化的一面。新文学版本的变迁与传播和接受紧密相关,是新文学传播史、接受史和效果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对新文学版本从传播学和接受学的角度去研究也很必要。这需要研究传播机构、传播制度、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等与新文学版本的关系,需要研究把关人(编辑)、接受者(读者、评论家、改编者、传抄者等)对新文学版本变迁的影响。如,20至40年代的审查制度造成了《山雨》《子夜》《长河》等作品的删节本。50年代初,开明书店出“新文学选集”,促成了《雷雨》《骆驼祥子》等作品的节录本或修改本。50至80年代,更多的新文学作品的修改本、改订本则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包括它的副牌作家出版社出版。50至60年代,许多作品出版后会引发大规模的论争和讨论,作家们会听取读者和评论家的意见,然后弄出新的版本来。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等的再版本。60至70年代,许多地下写作又会由于人际传播造出许多手抄本。这些重要的版本变迁现象与传播、接受有直接关系,可以作专题性的研究。此外,报刊发表造成作品的连载本,作者为适合演出又编出演出本,作家身后由其子女或编者弄出的校正本等等都值得关注。对这些版本现象的研究虽然可以拓展开去,发掘其社会学、政治学的蕴涵,但大体都可以归类到传播学和接受学的研究范畴。目前,这类研究文章非常之少。对新文学版本进行语言学、修辞学的研究是一种更专一的研究。新文学诞生之时,文言初废,白话刚兴,还有方言的袭用,欧化语的引进。所以许多作品初版时难免语言夹杂,缺乏规范新文学版本研究的角度

243性。1955年10月,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化会议召开。同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号召作家、翻译家重视作品语言的规范,许多作家纷纷响应,开始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去修改旧作。如,叶圣陶的作品在收入他的文集时,几乎都进行了仔细的全面的语言翻新。50至80年代,众多新文学作品的修改本的较普遍的修改都是语言规范化方面的修改。这类修改有的有反历史之嫌,如,把旧时代的地名、称谓等换成新时代的,或让旧时代的人物讲新时代的语言;有的以丧失作品的地方特色为代价,如,让四川人讲标准的普通话。但是正是这些修改让作品有了新旧不同的版本,正是这不同的版本保存了不同时代的语言,显示了方言向普通话转化的过程,成为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样本或标本,成了语言学研究的具体材料。同时,新文学版本变迁中还有些语言的修改是语言的润色,属于修辞学方面。这样,新旧不同的版本又为比较修辞学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如,《围城》初版本和定本对初刊本比喻的修改是研究这种修辞格的绝好材料。又如《屈原》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改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成了修辞研究中的一段佳话。目前,许多语言学、修辞学的研究尤其是注重这方面比较研究的著作、论文往往从新文学名著不同版本中取例,如郑颐寿的《比较修辞》等,这些研究往往从词汇、句式、修辞格、修辞过程等方面切入。新文学版本的研究要充分体现其价值,更应该从阐释学的角度去研究。这是真正能突出这些版本的文学版本特性的一种研究角度,却又是我们目前关注最少的研究角度。这种研究最基本的做法是对校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找出异文,然后去发现释义差异,去阐释异文对作品语义系统和艺术系统的影响,最后去确定不同版本的不同文本本性。这种研究可以关注较重大的异文内容,如一些新文学作品的新版本对性、爱情、、政治、宗24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第二期

教、历史等内容进行了较集中的修改。这些内容对文本释义和文本本性的改变是最显见的。如,《骆驼祥子》1955年的修订本是个洁本,《青春之歌》的修改本更意识形态化,《棘心》的修改本更带有宗教色彩,等等。也可以去关注一些细小的修改,它们也往往会微调乃至改变作品的语义系统和艺术系统。一些字、词、句的修改对诗歌、散文来说无疑会导致很大的释义差异。在叙事文本中,它们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情节、结构、人物、文风、题旨乃至文本本性产生影响。如,《雷雨》1951年的改写本删去几乎所有“天”、“命”一类词汇,这对于理解作品和人物有无“宿命论”思想就至关重要。阐释学角度的研究既应该关注正文本的修改对作品阐释的影响,也应该重视副文本(包括封面、插图、扉页、题记、标题、序跋、注释、版权页等)的改变所带来的阐释变异。这些因素的阐释学价值也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副文本因素参与了、丰富了甚至阐释了文本的意义。版本变迁带来文本释义的差异,可以用乾嘉朴学的由字到句到篇到全书的单向阐释方法去阐释,更应该运用西方的两种“阐释的循环”的理论。狄尔泰的“阐释的循环”强调文本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没有注意副文本及副文本以外的内容。海尔格尔的“阐释的循环”注意到了文本与世界的联系,却主要是在阐释者与文本的关系上立论。我们应结合并补充以上三种阐释理论,以此去看新文学版本变迁中的修改。即注意作品正文本、副文本的修改与作者心态、体态、流行文风、文学规范、历史语境、文化背景等的联系,在这些因素之间进行双向的、循环的阐释。从版本变迁中去找异文,从外部因素中去确认意义;从外部因素中去找原因,又从文本内部的修改中去发现新的意义。如此交互往复,才能科学地阐释版本变迁导致的文本释义差新文学版本研究的角度

245异。这种阐释学角度的研究不仅能更确切地阐释一部具体的新文学作品的不同版本的文本意义,而且能重新确认新文学版本与文本之间的实际的关系,即不同版本其实就是不同的文本。甚至可以质疑某些西方阐释学理论,为阐释学的发展找到新的案例。以上是新文学版本研究的几种主要角度。这些角度首先是一种学科的角度。新文学版本变迁所具有的丰富蕴涵,使它成为许多学科共享的资源,可以为这些不同的学科提供研究材料。从任何一种学科角度去研究都有价值,都可以出成果。从任何一种学科的角度去取舍它屏蔽它都无可厚非,都言之成理。也就是说,每一种学科角度的研究都是自足的。其次,这些角度也是一种方意义上的角度,也就是说,它们是新文学版本研究的不同方法、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从学科的角度去研究,每一学科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而把它们作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去看,则目的是一致的,都服务于新文学版本的整体研究。学科角度的研究是单一性的研究,它从新文学版本中可能有独到的发现,但得到的可能只是部分;把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整合起来,这是一种综合性研究,得到的可能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比如说《围城》的版本变迁,从版本学角度,我们会看到其初版本是删改本,定本是精校本、注释本等版本特性;从语言修辞学角度,我们会注意其语言的润饰和锤炼,比喻、典故的精益求精等内容;从创作学角度,我们会看到一部名著的成长过程;从传播学、接受学角度,我们可以关注它的效果史和批评史的曲折变化与版本变迁的关系;从阐释学角度,我们通过释义差异的辨析,会发现某些修改导致了文本内涵的损耗。如,性戏说的删削,就减弱了作品前半部分的狂欢性,悖离了“不亵不笑”的喜剧原则。而只有当我们综合地去看的时候,才能发现《围城》的不同版本具有不同的文本本性:初刊本多少有点“肉书”的痕迹,定本则是“洁本”24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第二期

了;初刊本、初版本保留了当时的国语特点,定本则体现了80年代的汉语规范;初刊本、初版本逞才走笔,充满生命的热力,定本才情内敛,体现锤炼的功力。总之,综合的新文学版本研究,应该吸收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整合不同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应是朴学学术话语与现代文论话语的整合,是实证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的整合,是版本研究与文本研究的整合。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版本批评。新文学的版本批评首先要利用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考据学的知识和技术,还要借助创作学、语言学、修辞学的研究经验,更要运用传播学、接受学、阐释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新文学版本批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版本学等使我们学会辨识版本,创作学、语言学等让我们体味作品的修改过程,传播学和接受学引我们去考察版本形成的因由,阐释学领我们去发掘文本的不同意义。最终,我们会发现新文学作品不同版本的不同文本本性。只有这样,新文学版本研究才能全面地凸现它的价值和意义。　　　　注①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235页。

②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见岳麓书社2000年4月版,第22页。③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312页。④　《巴金全集》第1卷“附录”《为新版写的序》。

[金宏宇　武汉大学中文系　邮编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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