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赏“西厢”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戏曲作品，王实甫的《西厢记》号称“北曲压卷”。作者通过运用美不胜收的词章，描述了剧中人物跌宕起伏千变万化的情怀。这部以爱情为主题的皇皇巨著，其艺术成也是多方面的。
《西厢记》的人物形象
《西厢记》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具有典型性的。只有典型的人物形象才能有力地表现典型的冲突。书中三个主要人物：崔莺莺、张生、红娘。三个人物性格、作风大相径庭，却各具特色。
【崔莺莺】作为出身名门的相国小姐，知书达礼，深受封建礼教、文化的熏染是必然的。贵族家庭的教养要求她一切行动都必须合乎规矩礼法。但是，崔莺莺又是一个有思想、有高深的文化文化修养的的青年女性，对生活有自己的愿望和追求。然而，显赫的门第，深厚的封建文化教养，已经有婚约在身的特殊身份，这一切都使得她在爱情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崔莺莺一方面强烈地追求爱情，另一方面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此，形成了她“乖性儿”和“假意儿”兼备的矛盾性格特征。
从出场的“惊艳”到“闹斋”再到“寺警”，从“听琴”到“酬简”，中间经历了老夫人的“赖婚”阻挠，崔莺莺的性格一步步克服软弱，走向冲破束缚，为自由恋爱而斗争，终于实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心愿。
面对渴望的爱情，崔莺莺表现为既撒娇，又撒野，这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深沉曲折、迟疑反复的相互冲突的性格把一个想要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又担惊受怕、愁恨无穷
的真实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崔莺莺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又拘于礼教、顾虑重重，不敢断然行动的心理状态，刻画的是一个贵族小姐的叛逆形象，反映出她性格的犹疑、软弱的同时，又兼有克服困难、冲破桎梏的勇敢，这样的崔莺莺比《莺莺传》和《董西厢》中的在性格发展上又有了飞跃。塑造了更为真实可信，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形象。
【张生】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显然迥异于《莺莺传》中的形象。经过王实甫的加工改造，从“始乱终弃”的浪子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了善始善终的有情郎。他集风流、痴情、谨愿、淳良、憨厚志诚、才华横溢，诸种突出色素于一身，塑造了一个理想的才子张生形象。为了和莺莺自由恋爱，他受尽了折磨。老妇人“赖婚”难，连莺莺也常“戏弄”他，几次使他大起大落，上天入地，可他却“虽九死其犹未悔”，算得是“钟情贵到痴”了。如此看来，本该是个悲剧人物，可王实甫偏用喜剧手法来写，中间不乏可笑与可爱。这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迥异于别的版本的创新之处。
张生的出场，很明显“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典型的穷酸书生形象，可他胸怀开阔，有志进取。直到遇上崔莺莺，才有了与之冲破礼教枷锁，共结连理以至于“无意求官”的思想转变。他爱美人，却不好色，初见如花似玉的红娘时，他一眼判别红娘“好个女子也呵！”由衷赞美红娘的聪明伶俐，美丽可爱，却不动歹念，想到的却是将来与崔莺莺结之好后，放红娘自由。从这点上，张生显然君子所为，而非风流浪子。
在和莺莺的爱情纠葛中，张生始终诚挚有余，心眼不足。面对“长亭送别”后的爱情考验，张生始终钟情到底，取得功名后依旧坦言“怎肯忘得月回廊，难撇下吹箫伴侣”。塑造了一个善始善终、有情有义的才子形象。
【红娘】《西厢记》里最具特色不可或缺的纽带式的鲜活人物。在王实甫的笔下，红娘成就了戏曲舞台上前所未有的典型光辉形象。历经时代变迁，今天她不但成了为未婚青年
穿针引线的个人或组织的共名，而且也是改革浪潮中某些为企事业单位联络奔走者的雅号。她的美名早已超出书本、舞台的局限，在不同的领域上“誉满全球”了。《西厢记》中的红娘这个人物角色的塑造很成功，成为文学史、戏曲史上不朽的艺术典型。尽管不是主角，但是她绝对很好的配角，可以实至名归地得最佳配角奖。
红娘形象是作者揉进了更多现实因素和感情的人物，在她身上隐约寄托了作者的个人时代感受。她在剧中充当崔莺莺与张生爱情间的催化剂，是崔、张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可靠保证。剧中“拷红”是红娘的专场戏，在这一折里，红娘敢于在老夫人面前据理力争，使老夫人理屈词穷，在她看来老主子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点上反映了她毫无奴性，具有的人格。如此不畏强权的小丫环，实在难能可贵。全剧因她的机智聪明、斗争精神不断掀起精彩高潮，在贯穿作品始终的矛盾冲突中，她是具有关键性作用的人，剧中人物关系通过她调整，情节发展由她推动进程，人物性格也通过她来反衬刻画。所以，红娘一角，被恰当的称为《西厢记》的“戏胆”。
《西厢记》的语言艺术
欲为人物立传，宜先为人物立言。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说，《西厢记》里不能被忽视的便是王实甫在语言运用上的臻于完美的纯青之功。可堪称中国戏曲文学创作中文采表现派的鼻祖。
人物语言个性化。人物语言和人物性格紧密契合。各具个性的语言，使得声容笑貌历历可辨，莺莺的蕴藉凝重，张生的憨厚率真，红娘的爽朗泼辣，老夫人的心口不一。充分地表现了人物语言的本色。剧中崔莺莺和张生都是很有文艺修养的人，双方倾吐相思闺怨、离愁别恨时，所用语言自然华丽精彩，但是莺莺是大家闺秀，言语间多了婉转含蓄；张生是书生，自然而然在语言中表现他的书呆子气，率真诚恳；红娘只是一个丫环，她的语言
是“本色”的、尖锐泼辣的。
语言意境美，音乐美。《西厢记》中的绮词丽语，俯拾即是。如珠似玉，异彩纷呈的精美语言，美不胜收。作者熟练地掌握了修辞格上的各种手法，使得戏中语言珠玑满眼，富于韵律性的华丽辞藻，新而不失自然。作者通过把前人的佳句创造性地融入白描、白话等形式，使诗剧获得巧夺天工的意境美。独见“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便可从中寻找范仲淹《苏幕遮》的影子，却又不拘泥于套用古人的佳句妙语。作者充分发挥自身精通词律用韵的优势，利用宫调自身传达情感基调的特点来渲染出一种与人物心理响应的节奏气氛，使剧本带有一种浑然一体的音乐美。
口语化的语言表达。综观《西厢记》全篇，多处应用通俗易懂的口语表达，如哑谜儿、甜话儿都是口语化的表达，在文中还时常交换运用“佳人自古多薄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俗谚。【江儿水】【殿前欢】这些曲子完全成了口语的韵律化，自然贴切，一气呵成。曲文和说白运用人民口语，说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注重熔炼民间口语方言入曲的巧妙安排。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
作为戏曲，《西厢记》的艺术成就不仅仅表现在文学方面，也表现在强烈的戏剧性上。既是戏剧，就有冲突，“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这是古往今来被奉为戏剧创作必须遵循的艺术原则。由此可见，戏剧冲突是戏剧作品的基础，它冲突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反映剧情的矛盾本质。显示人物性格的复杂变化，塑造生动逼真的典型形象。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主要集中在两条线上：一条是老夫人与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封建与反封建的冲突；另一条是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冲突。全剧以老夫人与崔张
红三者的冲突作为主要冲突矛盾，在这一前提下，三人之间又参杂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赖婚”一幕，是全剧基本冲突的中心环节，由这个主要矛盾冲突引发了后来一连串的冲突。
张生与崔莺莺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身份的悬殊，性格的差异，都造成了两人之间不可磨灭的矛盾。莺莺和红娘之间也存在矛盾，莺莺对于“行监坐守”的红娘心存芥蒂，而红娘对于莺莺的软弱和“虚假意儿”有所不满。张生与红娘之间也有矛盾，精明的红娘，“傻角”的张生，剧中多处出现两人矛盾的地方。三人之间掀起的重重矛盾，推动着三人与老夫人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发展与解决。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与封建与反封建的对抗性矛盾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体现极尽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的跌宕剧情发展。
鸿篇巨制的艺术结构
戏剧结构又称戏剧布局，一部好的剧本就一定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剧本的结构就像人体的骨架，没有搭好骨架，人物是立不起来的。《西厢记》的结构是完美的，用一句经典的概括来说就是：一线贯穿，两类矛盾，三个人物，四折段落，五本大戏，六次转折。全剧以崔、张爱情故事作为发展的贯穿线，“两类矛盾”指的是崔、张、红为代表的反封建阶层与老夫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对抗性矛盾和崔张红三人之间相互渗透的矛盾。“三个人物”，《西厢记》主要是刻画崔、张、红三个处于全剧中心结构的人物的。“四折段落”说明《西厢记》保留了元剧一本四折的体例。“五本大戏”则指《西厢记》的超大型艺术结构，用五本二十一折的篇幅来描写一个爱情故事，这样的鸿篇巨制结构特征使《西厢记》成为元杂剧的奇观。“六次转折”就是说全剧情节发展出现的六大波折，即“寺警”、“赖婚”、“闹简”、“拷红”、“争婚”。这样浑然天成的艺术结构，既体现了全剧情节的单一性，一条线索首尾连贯，也赋予了故事戏剧性。形成了《西厢记》匠心独运的艺术结构。
超越时空的影响
王实甫的《西厢记》从诞生到今天已经流行了几百年了，它对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文艺界，自问世以来，《西厢记》的故事情节、文辞和意境都曾被不同的戏剧家当做典范来仿效、引用。尤其是在明清评论界，《西厢记》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元杂剧中任何一部作品。“实甫《西厢》，千古绝技”、“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情词之宗”、“元曲之冠”从一系列至高无上的评价中，当年的《西厢》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何种地位就可见一斑了。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文学和戏曲领域，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还不限于国内，还传播到了国外，并影响到国外工艺品的制作了。
当然，一部名著，有其优越一面也自会有局限之处，尽管《西厢记》饮誉千古，可是也最终还是落入了“才子佳人”的故事俗套里。
作为一部艺术性、戏剧性、文学性溶于一体的巨作，《西厢记》在我国文学史、戏曲史乃至更多领域都是不可多得的辉煌闪耀的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