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学
公共新闻学（Public Journalism）又称为“公民新闻学”（Civic Journalism），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国新闻界，尔后波及西方其他国家，但主要的理论和实践展开还是在美国。
在美国，公共新闻学被称为“美国新闻理论的第三次”或“第四种新闻理论”。但公共新闻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还处于探索阶段，争议颇多，前景难测。
一、公共新闻学的兴起和内涵
什么是公共新闻学，这在公共新闻学的发源地美国的新闻学界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难题。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的学者是纽约大学新闻学系的罗森（Joy Rosen）教授，他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他还进一步提出，新闻业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被公共生活包围着的人——记者、学者、政治家、市民、左派、右派、中立者……都应该认识到如果市场取代了公共而成为现代社会中唯一的舞台，我们将全部沉沦。”一直致力于倡导公共新闻学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菲利普·迈耶（Philip Meyer）提出了公共新闻学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界定：
一是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公共意识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公共意识的削弱与报纸读者的减少是有因果关系的，实际上报纸和读者都是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对公共生活的不关心，使得读者不再需要报纸。
二是更长时间的注意力的保持。新闻媒介不能总是从报道一个事件迅速地转向另一个事件，而应该对那些重要的公共问题保持更长时间的关注，直到这些问题的所有方面都为公众了解，并且使他们能够认真地思考和作出决策。
三是深刻地解析引导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的愿望。仅仅关注事件本身的报道，不仅在时间爱你跨度上是受的，而且在内容挖掘上也是肤浅的，不能帮助读者看到事实背后所潜在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四是对中间部分的更多关注和少走极端。从概率统计学角度说，绝大多数的人，以及他们的行动，是处于中间部分的，而不是处于极端的少数。但传统的新闻报道往往只是关注处于“极端”的反常情况。
五是有关政治争论的报道应重视内容，而不是技巧。如总体大选类的报道，应该更多关注的是这类选举对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不是竞选活动本身及竞选者的表演。
六是培养公共思考能力的一种愿望。因为表述自己的观点固然重要 ，但了解他人的看法也同样重要。新闻媒介应该帮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去了解他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公共新闻”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这些对公共新闻学内涵描述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新闻学赋予媒体全新的功能。按照公共新闻学的要求，媒体不仅仅提供信息，也不仅仅设置议题，而且还要往前再进一步；引导或发起社区公众来讨论问题，达成共识，解决社区面临的问题。“最为理想的是，这中协商或讨论要以公众判断而告终，问题的解决应建立在广泛参与、明达辩论以及尽可能地达到共识的基础之上。”
公共新闻学的核心概念是两个关键词：公共利益和民主。媒体必须承认并把维护公共利益置于自己工作的首位，而不是把谋求媒体的自身利益（盈利）放在首位。而且媒体要唤起公众对自身公共利益的关注，积极投身于社区的民主协商中去。
公共新闻学的兴起，源于新闻界对于自身危机的反思。“公共新闻的概念起始于对新闻与民主处于危机中的共识”。这个危机是指公众对于公共事务和对于媒体的逐渐疏远和冷漠。美国参加总统大选的选民逐年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参加大选的选民只有“二战”前的50%，而且与自己社区也渐行渐远。并非公民不关心国家利益、自身利益，而在于他们感到纵使关心也于事无补，无法发挥作用，人微言轻，对政治进程、改革社区生活难有作为。公众对于政治生活和社区生活热情的下降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于新闻报道兴趣的减弱。读报的人数在逐年下降，据1995年的一份统计，90年代只有45%的美国人每天读报，而在1965年，这一数字是71%。至于公众对新闻呢报道情趣的逐年衰退，传媒业的应对并不是改革新闻报道，而是以娱乐化来应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娱乐浪潮，从新闻娱乐化到脱口秀、真人秀，从情景剧到怪诞剧，怪招迭出，这使公众更加疏远新闻报道。这引起新闻学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反思。
公共新闻学的提出就是这种反思的新理论。公共新闻学的倡导者希望报道贴近公民生活、关乎公民切身利益的新闻来重新唤起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维护自己利益的热情。从而也使媒体尤其是报纸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重新焕发报纸的活力。从这一点上看，公共新闻学是积极的。
公共新闻学的兴起还得益于新技术即互联网的运用。一个社区的公民可以依据报纸上提供的信息和议题，通过互联网展开网上讨论，在广泛互动中达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新闻学是植根于互联网的事业。
二、公共新闻学的理论冲击
公共新闻学，有学者称之为美国新闻学的第四种理论模式。前三种模式是：鼓吹模式，传媒业依附于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宗教、社会运动，称为其宣传机构，传达并鼓吹一种政治主张。在西方各国的新闻史上称为“政党报”时期。托管人模式，传媒业是公众托管给专业人士经营的一项事业。因此，它必须代表公众的利益，成为公众的“看门狗”。其职责主要就是监测环境，监督。传媒业必须及时准确地告知公众信息，进行可靠的和批判性的判断，客观性称为新闻业的专业标准。市场模式，传媒业以赢利为最高目标，并把受众当做消费者，以迎合消费者的需要来吸引受众，最后取悦广告商。
公共新闻学摒弃了鼓吹模式和市场模式，而在托管人模式的基础上向前跨出一大步。公共新闻学要求记者提供准确无误的信息，并要求对信息进行深入的详细的解读，使公众能理解这些信息的内涵。但公共新闻学却摒弃了托管人模式中记者仅仅是信息的告知者、事件的旁观者和中立者的角色。公共新闻学主张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发挥能动作用。
第一，对于是否存在积极的大众参与和讨论，或社区是否正视遇到的问题这样的议题，记者不应假装包吃中立。对自己的职业至关重要的某些基本价值，如言论自由，记者从不声称要保持中立。公众新闻可以看成是这一价值的延伸。
第二，一旦公众达成共识以后，公共新闻就可以积极倡导对某一问题的性解决方案。
但公共新闻学在托管人模式基础上向前跨越一步，却动摇了托管人模式的专业标准即客观性原则。传媒业不再是旁观者、中立者，不再于任何社会运动之外，而成为社区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可以说，这是自新闻主义运动以来，客观性原则再次受到了严重的挑
战。也正是客观性原则受到挑战而引发美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新闻学界的辩论。
从公共新闻学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新闻学实践的局限：
（1）公共新闻学的实践都在美国县一级的小城镇范围内，人口一般都在10万人以下。像纽约、华盛顿、洛杉矶那样大城市或州一级行政区域内还没有展开公共新闻学实践的个案。
（2）与此相一致，公共新闻学的实践都在城镇一级的媒体（而且基本上是报纸）展开，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等大报不但不支持，而且成为公共新闻学的最强烈的反对者。因为这些大报的合法性和声望很大程度上归于客观性原则。
（3）公共新闻学实践的议题基本上是环绕着民生问题诸如，社区安全、邻里关系、吸毒犯罪、环境保护等展开，也有地方选举案例。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公众切身利益，而且也容易达成共识，很少涉及美国性问题，例如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反恐，但至今还没有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的个案。毫无疑问，从实践的结果看，美国的公共新闻动对于缓解社区矛盾、整合社区资源、协调社区建设产生了积极意义。同时，也加强了报纸和公众沟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报纸赢得了社区公众的信任。公共新闻学的倡导者期望以一种新的理论唤醒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从而赋予报纸新的活力，这些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效果，必须加以肯定。但公共新闻学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两大盲区。
（1）动摇了客观性原则。新闻媒体与生俱来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也是传递信息。信息传播必须真实、及时、准确、可靠，这必须以客观性原则来保证。从这个意义上将，整个新闻媒体是建立在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动摇客观性原
则，就可能导致整个新闻媒体的崩溃。客观性原则作为新闻媒体的生命线，对它的任何非议都势必引起新闻界的强烈反弹。正是这一点，预示着公共新闻学难有大的作为。
（2）低估了社区共识的复杂性。公共新闻学以维护公众利益为诉求，以社区公众的共识为解决社区问题的途径，这个意愿无疑是好的。但一个社区，少则数千人，多则数万人，一个社区内因职业、文化程度、种族、年龄、性别、社会地位、收入等而分成不同群体，它们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的群体利益，有些问题，比如社区安全、邻里关系、犯罪等因为利益一致而容易取得共识，但有些问题，比如社区建设规划、阶级以及种族不平等、妇女流产等问题要取得共识就相当艰难，有些问题则根本不可能取得共识。公共新闻动只能避重就轻，设置一些不冒犯群体利益的话题来达成表面上的共识。
三、公共新闻学的实践和困惑
在美国，新闻业界已对公共新闻学做了不少探索性的实践，有不少成功的个案。1993年，纽约州的《夏洛特观察者》日报在报道一场当地居民间与种族相关的冲突时，没有着力去抓取那些很有刺激性的冲突场景和故事，而是对这个地区的居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包括对冲突双方当事人、目击者、白人家庭、少数民族居民，还有与这个地区相邻地带的居民们进行访问，请他们就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报社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专题报道，所有群体的观点都在报纸上得到了客观的反映。在报社的努力下，居民们开始选派代表组成代理机构，专门讨论解决问题的对策，并拿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最终使这场冲突没有进一步激化，社会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1996年，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先锋报》开始了名为“更安全的城市”的计划，他们资助了资深记者理查德深入圣保罗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佛罗格城进行采访并发表了他的观察报道。理查德写到：“我们并不是待在办公室，通过电话采访我们熟悉的新闻渠道写出这些报道的……除非我们到那里去进行采访，那么类似佛罗格城的地方仅仅是我们驱车回家或者其他地方采访时挡风玻璃外一闪而过的景
象而以。”有些人对公共新闻学表现出由衷的赞赏。美国斯坦福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
Theodore L Glasser在总结“公共新闻”的目标是提出，“及时地重新树立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介的信赖，重新建立与正在流失中的受众的联系，重新完善新闻报道者的职业理想……”这番话，表达了美国新闻界热衷于“公共新闻”的理由和目的。
有些人却有些困惑和担忧，正如热衷于公共新闻学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菲利普·迈耶在一篇论文中谈到，对“公共新闻学”最大的困惑是认为这个理论是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相矛盾，因为理论的初创者们没有对公共新闻这个概念给出定义，而且在理论框架上也是比较模糊的。而有些人则对公共新闻学表现出不屑。《华盛顿邮报》主编Leonard Downie认为这个被称作“公共新闻”的东西，更多的像是报社发展推广部门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记者应该做的事。
但不管人们对公共新闻学持何种态度，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美国新闻界对“公共新闻”的实践探索和学术争议，是美国社会发展和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构，它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的新的思考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