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三篇 抽象思维的提升

第三篇 抽象思维的提升

3.1 伴随抽象思维提升的大脑机能变化

人类的第一种思维形态是以形象为思维载体的原始形象思维。从人科成员的非符号语言的实象思维，到猿人的半符号语言的表象思维，再到智人的符号语言的意象思维，原始形象思维随猿脑向人脑的演进而不断完善。原始社会后期，特别是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农业发生后，随着创生性实践系统的确立与社会交往的扩大，初民对自然界的因果性、规律性有了更多的认识，人类的抽象思维便在原始形象思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据此，朱长超研究员提出了人类思维发展从集体向亇体、从具体向概括、从形象向抽象的三个基本趋势。而随着抽象思维能力的逐步提升，人脑的结构功能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第一，手、舌等机能定位在脑皮质投射区的投影面积逐步扩大。现代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身体的各部分在脑皮质投射区中的投影面积(机能定位)的大小，是由机能使用频率决定的。器官被使用得越多，它在大脑皮质中的代表区域也就越大．对比猿脑和人脑运动皮质层的功能区，就可以发现在猿类的大脑皮层运动区，管理上肢的区域比下肢大许多．在人脑中，那些与手、嘴唇和舌头的活动有关的区域，扩展得特别大。在手的投射区域内，第三和第四手指在皮质中的投射点较小，而拇指和食指运动的投射点则是相当大的．这说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和语言思维活动在人类社会进化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鲁利亚指出，大脑工作的最复杂形式，例如抽象的概念思维，从发生学上说是与劳动联系看的，而从结构上说则同语言参与心理过程的组织联系着的。

第二，人脑皮质区的层次功能特异性逐层递减。联合区的脑皮质，按其组织成份可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区——投射区；第二级区——认知区；第三级区——重迭区(或交叉区)。一级、二级、三级区皮质对人获得的信息进行最复杂的综合。构成第一级皮质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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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度分化的、有特殊感觉模式的神经元。视觉(枕叶)、听觉(颞叶)、一般感觉(后)皮质的一级区，对特定感觉模式发生反应；第二级皮质区是联络神经元(多感觉形态神经元和短轴突神经元)占优势，因而感觉模式特异性显著减少；构戊第三级皮质区的是多模式神经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模式的性质。换言之，其感觉模式的特异性消失了。因而初级区可能与感觉有关，而第二级区与知觉、表象有关，第三级区则是人的抽象思维的脑组织。模式特异性递减趋势表明，随着由低级区向高级区过渡，皮质的综合能力逐步增强，这一点保证着人由感觉过渡到知觉，然后向较为一般的、抽象图式的综合反映推进。

第三，大脑机能的渐进性单侧化发展。随着脑皮质从一级区向二级区、然后向三级区的过渡，机能明显地同一定的大脑半球相联系。大脑两半球的第一级区是对等的，因为它们都是对侧投射，谈不上这一半球一级区对另一半球一级区的优势。在二级区、三级区，情况就不同了。随着劳动中右手优势的产生与语言的发展，人脑左半球逐渐成为占优势的半球．这是人脑机能组织的特点。人的大脑左半球不仅执行着语言的机能，而且也是一系列高级心理活动形式，如范畴思维、逻辑思维、数算等过程的脑组织。这种脑功能单侧化递增现象，在动物那里是不存在的。人类优越于动物的抽象思维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大脑左半球．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奖金获得者罗伯特·斯佩里通过对裂脑人的精细实验证明，人脑的左半球主要同抽象思维、象征性关系和对象的细节的逻辑分析有关，它的主要功能是分析，像电子计算机那样。右半球与知觉和空间有关，它具有音乐的、绘画的、综合的、整体的和几何——空间的鉴别能力。—般人的大脑左半球处于优势地位。当然，大脑左半球的优势也只是相对的。脑科学研究的大量资料表明，现代人的大脑两半球在实行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相对专业分工的同时，在心理机能上是互补的。并且在一个半球发生脑损伤时，另一个半球会进行功能代偿，从而继续维护大脑已经获得的高级思维功能。

伴随人类抽象思维提升的这种大脑机能变化，是在劳动与语言的推进下逐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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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后期，先后发生了中石器时代的狩猎技术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正是在这两次伟大的经济推动下，人类的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跃上一亇新的台阶，在发展有声言语交流系统的基础上创建更为抽象的文字符号系统的历史任务便被提上议事日程。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考察这一在原始言语形象思维基础上逐渐发生的文字符号系统的创建过程以及相应的抽象思维的提升过程。

3.2 奇特的记事绳、贝珠带与树叶书

人类的符号语言最初是以口语的形式出现的，从口语体到书面体是符号语言的又一次重大飞跃。而书面体的创建则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实物到图画、从具象到抽象的演进过程。

刻木记事可以看作是原始人运用抽象刻符记述具体事件的最早的符号体系之一。我国独龙族人、日本爱奴人以及爱斯基摩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都曾使用过刻木记事。澳大利亚土著的部落之间，传信使者都携带着一种通信木条，上面的刻痕是一种记事符号，使者根据这些刻痕可以准确地述叙要传递的内容。

与刻木记事相似的是结绳记事，几乎所有古老的民族都曾经使用过。高山族曾使用结绳记录赴约的日期，每过一夜便解开一个结，绳结解完即表示赴约的日子到了。2004年， 秘鲁考古人员公布了他们在海拔4100多米的安第斯山脉上发现的大批古印加人的记事绳。记事绳被封存茌一间古印加人用石头砌成的小屋内，每根记事绳的长度为100米左右。当地考古学家认为，这是迄今在这个安第斯国家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记事绳，对揭示古印加文明的神秘面纱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还有专家认为，每亇绳结都是七位的二进制编码，再加上24种绳子的颜色，每一个排列都是26x24，也就是有1536亇信息单元。这比闪族人的楔形文字的1000至1500种符号要还多一些。古印加人既不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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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写，甚至原始的图画纪录或象形文字也没有。但是印加皇帝手上资料一应俱全，如国内每一个子民的身份与年龄、食物供应种类和存在什么地方、的屯驻地点及数目、金银财产及皇帝关注的历史和法律等。所有这些事项都用结绳的方法记录，并且非常准确。印加上层社会男子所受教育，即以如何通读与编结绳语为主。所有地方上的结绳记录，均须呈交记录局，以备当局查核。1532年5月，一队西班牙侵略军已经登陆的消息就是用绳结语传给印加皇帝的，皇帝一看结绳就知道一共有多少人登陆，带的是什么武器。因而当时就有人称印加帝国是一个“由绳结语统治”的帝国。

更绚丽的结绳记事形式是易洛魁人的贝珠带。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写道，他们把紫贝珠串和白贝珠串合股编成一条绳，或者用各种颜色不同的贝珠织成有图案的带子，其运用的原则就是把某一件特殊事情同某一串特殊的贝珠或某一个特殊的图案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对事件作出有系统的排列，也能记得准确了。每个部落都有专职的“贝珠带守护者”，他们是巫师或首领，凭着贝珠带可以把本部落的历史一一叙述出来。

南非苏路兰人的项链语也是一种特殊的贝珠带变形符号。苏路兰姑娘为了向情入倾诉衷肠，她们会用五光十色的珠粒、谷粒，以及植物的叶茎，按照一定的次序精心地编成一串项链，其内容由于约定俗成，对方一看便知。另外，项链的颜色也被苏路兰姑娘赋予了特定的意义：白色象征纯洁朴实、忠诚可靠，红色表示因想念情人而哭红了眼睛，浅蓝色意味幸福，黄色表示美好，绿色表示有病，黑色则有忧愁或不幸。

我国景颇族的树叶信，可以说把这种实物符号系统发展到了更为复杂的程度。1981年第3期的《化石》杂志上介绍了易学钟和惠松生等研究者深入到云南滇西德宏州的景颇山寨，去调查征集树叶信的情况。文中公布了两封用树叶编成的情书：

男青年的树叶信使用了多达23种植物的茎、叶、根、花、果，并用细竹篾丝按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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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扎在一起。这封树叶信是这样“写”的：蒜瓣两个(我打算让你做我的妻子)，树根一块(我深深地爱着你)，姜一块(现在我跟你谈)，青冈树叶一片(我非常急切要和你谈谈)，白花树叶一片(我心上只想着你)，红饭豆两颗(你不要不理睬我)，数粒黄豆(我们还是耐心地再谈谈吧)，数枚果(我们见面谈吧，你来吧)，茅草和根(我想你)，小黑果树(我一心只想着你)，竹子一段(让我们开始具体地谈吧)，竹叶(悄悄地)，冬草(捏你一下，你心里知道就是了)，蕨叶(来玩吧)，酸团叶(我到老地方等你)，化桃树叶(不变了，让我的想法实现吧)，椎栗树叶(我们成婚不再分离)，羊羶草(这不是开玩笑)，黄花(我承担结婚的开销)，麻艾(恳求你一定同意)，爬蔓菜(这是确实的)，螃蟹果(一言为定)，圪垯树（就等你的回信了）。

收到男青年求婚的情书后，女青年回报了一封同样用树叶编织的绝交信：酸杷叶两片(你说了这么多)，野枇杷叶（也是白搭），白叶树（算了），柏枝叶(你走你的)，香菜(呸！臭了)，芋头叶黑碳(说得多了)，麻杆树(干脆算了)。

这两封树叶情书，表达了多么复杂的男女感情。尽管树叶信还没有脱离具体的物象，但是它用特定植物构成部分的谐音来寓意、会意或引申出某种约定俗成的涵义，是非常明相确的。在这种相当复杂的实物符号系统中，已有抽象思维在发挥着重要的编码作用。

3.3 从图画符号向象形文字的抽象

形形色色的实物符号，无论是绳结语、贝珠带，还是契木文、树叶信，都裹着沉重的物质外衣，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把“物”与“象”区分开来，从实在事物中抽取其具体形态，就开始了从实物符号向更高级的图画符号的过渡。许多比较高级的原始部落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图画符号系统。

在古代美洲，玛雅人、托尔特克人和阿兹特克人发展了大部分是图像的书写系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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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颜色起着重要的标音作用。在古代非洲，特别在西部非洲，图像符号体系的传统源远流长，它们可以刻在葫芦和其他家用物件上，也可以画在墙上，印在木板上，纹刺或画在人的身体上。原始的爱斯基摩人刻在骨上的图画文字，描绘动物的形象、狩猎的情景和部落生活中的事件。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很发达，如达科他部落记1800年的大事，画一个人形，遍体加以红黑二色的点，表示那一年有痘疫。1849年，特拉华部落递交美国总统一张画在桦树皮上面的书，请求允许他们在苏必利湖附近的一个小湖上捕鱼。图中七个动物是七个氏族的图腾，代表七个氏族所有动物的眼和心都牵着一条线和鹤的眼和心相连，表示大家意见一致。

图3.1 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

图画符号同样内涵着抽象思维有序地逻辑编码。印第安人部落首领墓碑上的图画符号的表意就很明确：这位首领名叫“鹿”（倒画的鹿表示死去）；两旁刻划表示他出征过七次，经过九次战役；星象与斧子符号表示在连续两个月的征战中，他被人用斧子砍死。

图3.2 印第安人首领墓碑

原始部落的图画符号还停留在实象模仿阶段，而到公元前4000年末，开始进入阶级文明社会的古代苏美尔人则抓住事物的形象特征，创制更概括的图形文字。例如他们用波浪线表示水，画个星表示星星，用上下颚的牙齿表示吃。爱琴海上的克里特岛，发现了公元前2200年至前1500年的图形文字，它们刻在石制或泥制的印章上，如张弓的猎人、手执陶器的陶工、启航的帆船，等等。这些图形文字就是最初的象形文字。

图3.3 苏美尔图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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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话传说中的“结绳记事”、“契木为文”起步，中华先民开始了漫长曲折的文字创造过程。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出现了陶器刻划符号。距今6000年前，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钵口沿上，有27种刻划符号，最常见的是一竖划，其次是“Z”形。从形体结构看，它们笔划简单，是抽象的符号，而不是某种动、植物的概括图形。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今天确知的最古老的一种具有表意作用的文字符号。

复杂图形符号发现于晚于仰韶期、距今4500年的大汶口晚期文化遗址。到距今4000余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出现了与口语中的具体的词意相结合的刻划文字。从图画符号到象形汉字，又经历了艰苦的思维创造。相传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便作书契。这就是说，象形汉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概括。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到公元前16世纪的殷商时代，已经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相结合的复杂方块汉字——甲骨文了。殷人所使用的单字至少在3000个以上，其中除象形文字之外，形声、会意的字已经不少。这说明殷代的文字在抽象度与概括度上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在表达社会内容方面，甲骨文也达到了相当的广度。据郭宝钧统计，他所见之甲骨文中关于人类、人身、人伦、人的活动的字，占总字数的20％；关于动物、狩猎，畜牧的字，占17％；关于植物、农事耕作的字，占15％；关于天象、气候、时间的字，占9％；关于山川、河流、方位的字，占7％；关于战争、兵器的字，占8％；关于服装的字，占1．7％；关于居住的字，占6％；关于交通的字，占3，6％；关于文化的字，占1．4％；关于娱乐的字，占1．7%；关于宗教的字，占3．6％；关于数量、物性的字，占3．6％。

图3.4 中国象形字和象征字

甲骨文之后，从殷周到秦汉，又出现了铭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这时人们需要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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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概念越来越复杂，反映在文字创制上，便是金文字数的大增。甲骨文中的一个“衣”字，在金文中发展为12个字；甲骨文中一个“食”字，在金文中发展为10个字；关于住宅的字，由甲骨文的12字发展成36字。与住有关的“广”部，见于甲骨文的仅一“庞”字，见于金文的，多至13字。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已列举出9353字，唐代时汉字有26194字之多，明代的《字汇》收字33440亇，清代《康熙字典》收录的汉字有4．7万余亇。我国历代使用过的汉字(包括异体字)，总数约达6万之多，从而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象形文字系统。

3.4 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

文字是由图画的提炼和规范化而来的，因此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与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创造了自己的象形文字。画一个小圆圈当中加一点表示太阳；正义是个抽象名词，画鸵鸟的毛来表示这个概念，因为鸵鸟的毛似乎都一样长。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用了3000多年，后来逐步演变为拼音符号。

图3.5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古埃及人是最喜欢写字的古代民族。他们认为，文字是神圣的东西，因此只能由书法家这一享有的阶层掌握。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内有一尊古埃及王国时期的书法家坐像。他双目有神，两腿盘坐，身躯挺直，左手持册，右手作写字状，神圣威严。这批书法家在寺庙和墓室的墙上、纪念石刻上、棺材上、墓碑上、神祗和凡人的雕像上、箱子上和黏土器皿上都写上了象形文字。研究象形文字的考古学者说：“假如有人想把埃德福寺里的象形文字抄录一遍，每天从早抄到晚，20年也抄不完!”

遗憾的是，埃及文明由于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外族武力征服和文化渗透，到公元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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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个无比辉煌的艾明给人类留下了一大堆难以破译的象形文字。 从18世纪起，大批考古学家一头钻进象形文字的谜团，试图解开这一千古之谜，但结果都收效甚微。他们失败的原因在按图索骥，按常规思路去破解谜团。这些考古学家，大都以公元前四世纪时的荷拉波隆对埃及文字的说明为依据，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而荷拉波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于是发生了任意乱猜，造成了严重的甚至是荒谬的错误。例如当埃及人想表示“开”时，他们画一个兔子，因为这种动物的眼睛总是睁着的；表示“母亲”时，他门画一个秃鹫，因为这种动物没有公的；表示“后代”时，画一个鹅，因为这种家禽非常喜欢后代……然而这是一种荒缪的解释。古埃及人确实用兔、秃鹫和鹅表示“开”“母亲”和“后代”，但他们还没有对这三种动物如此专门的知识。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因为最初表示这三种动物的符号与表示“开”、“母亲”和“后代”的符号有语音上的关联，所以有了后来的通用。

总结失败的教训，一些学者开始另辟破译途径，看出了埃及象形文字的特殊性，这就是埃及象形文字同时又是一种“字母拼成的文字”。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

1799年，法国远征军军官阿夏尔在埃及罗赛塔附近，发现了一块非同寻常的黑色玄武石碑，人们把它叫做“罗赛塔碑”。碑体为磨光玄武岩，一面镌刻着三段文字，经2000年的风沙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是通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54行。

20年后，一位叫做让.弗朗索瓦.商博良的法国人，写出了一篇具有独创性的文章，读出了石碑上的文字，从而解开了古埃及文明的千古之谜。他注意到象形文字虽然符号众多，但毕竟是有限的，而且某些符号有规律地重复出现，因此它肯定不是纯表意文字。继而他进一步证实埃及象形文字也不是纯粹的表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二者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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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发现多数的符号是表音符号。基于这种看法，他先在罗赛塔石碑中找出了“托勒密”一词的世俗体符号，然后找出了相应的象形文字符号。此后他又得到两件在费雷神庙发现的石碑拓本，读出了女王克里奥巴特拉的名字。抓住这两条线索，商博良以相当可观的速度破解了这种特殊的象形文字系统。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宣布释读象形文字成功的日子，以后就成为埃及学这门学科的创立之日。

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特殊性可推测古象形文字的发展道路：一条是中国走的表意象形文字的道路，另一条则是更抽象的西方拼音文字从象形文字中分化出来的道路。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字，很早便从象形文字中分化出专用的音节符号。公元前15世纪受埃及文字影响的塞姆人创造了26个字母，即后来人们在西奈半岛发现的古代铭刻中所使用的字母。又过了一二百年，腓尼基人发明了用22个辅音字母书写的文字。古希腊字母、阿拉米亚字母直接脱胎于它。拼音的字母文字只使用了数十个字母，造字的材料相当规范化和标准化。造字原则也非常明确，一旦确定了拼音规则以及使用的字母，记录一种语言的文字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诞生，并迅速普及。古代文字符号的这种演进轨迹，正反映了从原始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提升的发展趋势。

3.5 数的抽象与数的神化

数字符号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从它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从原始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提升的一般趋势。

人类学家通过大量考察发现，在非常多的原始民族中间（如在澳大利亚、南美等地），用于数的单独的名称只有一和二，间或也有三。超过这几个数时，土人们就说“很多，很多，太多”；或者就说三是二、一；四是二、二；五是二、二、一。并且原始人在计数时往往与被数的具体东西连在一起，不能分开。例如原始的阿比朋人猎捕野马或者屠宰家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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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一个阿比朋人这样问他们：“你带回家来多少马?”而是问：“你赶回家来的一群马要占多大地方?”在算术方面，他们的记忆大都不中用，他们忍受不了乏味的计算过程。这表明阿比朋人计数的抽象思维在他们的原始思维中还不占主导地位。

英文“计算”一词(Calculate)源于拉丁语的“石头”一词(Calculus)。美国学者查尔斯·潘纳蒂在《天地万物之始》中认为，当原始人把小石子排成一行时，就导致了第一架真正的计算器的诞生。与此类似，小木棒也是一种早期的实物数符。汉语中的一、二、三、廿、卅等字，便是小木棒数符的象形。汉字“算”的象形意义正是用眼睛看着竹制的小木棒的形状来计数。澳大利亚托列斯海峡的土著人数数时，从左手小指开始，然后按顺序数着(触摸一下)左手的其他手指，及腕部、肘部、腋、肩、上锁骨窝、胸廓，接下去又按相反的方向顺着右臂、右手数数，直至右手的小指为止，这样可以数到21。然后再数脚趾，最多可数到31。再大的数，就需要用一朿小棍来数了。世界流行的十进制，正与人的十个手指相关。在这里，计数的抽象思维运算还不能脱离形象的实物。

的抽象数字符号的产生，大概源于刻痕。1937年，科学家在维斯托尼斯发现一块旧石器时代的幼狼桡骨，约7吋长，上面刻着55道刻痕。其中有几处刻痕是5个一组集中刻在一起，它被认为是人类表示数字的最早实物。

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骨耜上，都有两个长方形的孔。陕西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许多规则的几何图形、线条、符号，其中一件陶器上有36个小洞并构成等边三角形，可以推测当时已经有了计数的概念与相应的数字符号。1974年至1975年间，青海省乐都县柳湾原始社会末期遗址出土了45枚骨片。在40枚完整的骨片中，有1个刻口的为35枚，3个刻口的3枚，5个刻口的1枚，可以表示1至54之间的任何数。专家认为这是流传至今最早的书契记数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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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原始农业、建筑业的发展，出于观察天文、兴修水利、丈量土地的需要，人类的抽象数学思维迅速发展起来。古埃及人分别用木棍、弯曲工具、测量绳、莲花的叶子、手指头、蝌蚪、坐着举起双手受惊的人形等象形数字符号来表示的事物数量等级之多之巨，可见当时人的数学思维己有相当的发展。

图3.6 古埃及象形数字符号

数字的抽象性、概括性、普适性，很容易导致人们对它的神化崇拜。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指出的，像语言和艺术的符号一样，数学符号从一开始就被某种巫术的气氛所围绕，人们带着宗教的畏惧和崇拜来看待它们，以后，这种宗教的神秘信仰慢慢地发展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

在美洲的纳发觉人的长篇史诗中，所有的神都是4个一组地出现，他们全都按4亇方位排列并被涂上每个方位特有的颜色。这里可以见到4个熊神、4个蒙猪、4个松鼠、4个身材高大的女神、4个年轻的圣徒、4只闪电鸟。给主人公4天4夜来叙述他的故事，主人公的沐浴要4天时间，等等。在契洛基人的巫术经咒中，4这亇数也具有种种神秘性质。

在北美各部族那里，5、6、7这几亇数有时也有神圣的性质，并经常出现在俄勒冈各部落的口头传说、神话和风俗中。许多被崇拜为神的动物都是集体出现的，如五兄弟、十兄弟、五姊妹等。7这个神圣的数也表示方位，那就是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上再加天顶、天底和中心。在马来亚，人们认为，每个人有7个灵魂，或者更确切地说，有7重灵魂，从而产生与7相关的种种巫术行为。在以色列，公元前3000年，犹太教便把“7”这一数字称为上帝创世的“奇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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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的神化，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达到了极端。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作为存在的万物的始基，赋予数以产生万物的神秘力量。他们认为一是万物的本原，从一产生出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原料，一则是原因。三代表开始、中间和终了。十是数字中最完满的数目，是计算的基础。一、二、三、四这几个数加起来，就构成十。毕达哥拉斯学派又从数中引出了神秘的伦理学说，认为理性为一，意见为二，正义为四，婚姻为五，爱情为八(八度音是和谐)等等。当然这一学派在神化数字的同时，也推进了数学的研究，孕育了秩序、比例、规律的思想，把数学抽象思维提升到了世界观的高度。

3.6 从表象思维到概念思维的跃升

语言符号是思维的载体，语言符号又是思维的产物。人类思维对世界的认知水平，可以在语言符号建构的抽象程度上表现出来。

当原始人还处于感性认识的表象思维阶段时，他们的语汇就具有鲜明的形象性、象征性。原始思维离不开对象之“象”，要靠直观性、具体性的类化表象和集体表象的形象组合来进行思维活动。他们用老鼠表示入地的本领，用飞鸟表示上天的本领，用箭头相交表示交战。由于没有影子的概念而只有影子的表象，所以他们只能在神话中想象“没有天地之前，先有天地的影子”；由于没有死亡的概念而只有死亡的表象，所以他们只能用白雀和老鹰的羽毛自己掉下来，来比喻死亡。近代还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部落，他们的言语都有比较多的感性语汇，比如，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部落有1万个以上的语汇，非洲的祖鲁人有17000个，印第安人达科他部落有19000个。人们使用的语汇与他们的生产活动是有密切关系的。爱斯基摩人就有近20个不同的语词用来说明冰在冻结或融解时的不同状态。原始部落的语言一般都缺乏反映综合概念的词，这是和他们的抽象思维的发展程度不高是分不开的。例如塔斯马尼亚人有各种树的名称，却没有一个“树”的总称。阿兰达部落有七种鹦鹉的名称，却没有“鹦鹉”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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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原始人抽象概括能力的提升，随着语言符号从实象、图画向象形表意文字、字母拼音文字的转型，人类的抽象概念思维逐渐发展起来。前苏联著名的心理学家、文化—历史学说的创始人维果茨基通过儿童心理实验证明，一个概念不是通过联想的相互作用来形成的，而是通过一种智力操作来形成的。在这种智力操作中，一切基本的心理功能都参与到特定的结合之中。这种操作由词语的运用加以指导，而词语则是积极集中注意，抽取某些特征，综合这些特征，并通过一种符号使它们象征化的工具。导致概念形成的过程沿着两条主要路线发展。第一条是复合的形成，儿童在共同的“家族姓氏”下将各种物体联合成组。第二条发展路线是形成“潜在概念”，它以挑选某些共同属性为基础。在这两条路线中，词语的使用是发展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词语在这些发展过程导致的真正概念中保持指导作用。

词语符号为什么能在概念的形成中起积极的指导作用呢？

第一，词语摆脱了第一信号系统的感性形象而直接作用于人类思维。巴甫洛夫把动物的信号语言称为第一信号系统，把人类独有的符号语言称为第二信号系统，作为“信号的信号”。在动物的第一信号系统中，除了声音信号外，还有香味信号，舞蹈信号，波形信号等。它们都是借助于种种能够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感性媒介而进行的。如果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感觉与表象，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现实的第一信号，具体的信号，那末言语，特别首先是那种从言语器官达到大脑皮质的抽象词语，乃是直接作用于人类所特有的高级思维的第二信号系统。我国思维科学学者刘觐龙等的实验研究表明，前额叶神经元不同于一般的感觉神经元，它对刺激的反应不单纯取决于刺激的物理属性、刺激强度与持续时间，而主要取决于刺激物的内在信号意义。这就证明了抽象语言符号与大脑高级思维器官的对应性。

第二，词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列宁曾经指出，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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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意义，反映的是对象中的一般的、普遍的或共性的东西，思想和词正表明一般的东西。正是出于词语的这种普遍的概括性，它才能够从现象进入事物的内部，把握其本质和规律性，从而使得人类抽象思想具有其深刻性、普遍性的特点。

第三，词语具有不占据空间位置的抽象性。尽管语言符号也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外壳，但也可以作为一种没有空间体积的一种代号、代码、内部语言而进入人的头脑并发挥其功能。这样，外部具有时空四维结构的无限物质世界就能够以高度抽象概括的符号形式进入到人脑这个有限的物质世界之中，使人脑这个有限的“小宇宙”能够再现那无限的外部大世界。不仅如此，它还能借助各类语言符号超越现实的物质世界，摆脱现实的时空制约性，而去创造性地建构一个比现实物质世界更为丰富、多彩、精细的观念世界，开拓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等独特的文化符号世界。

从直观的表象思维到抽象的概念思维，确是人类思维演进史上的又一次大飞跃。摆脱感性物质重负、插上词语軽巧翅膀的概念思维，可以在更广阔的理性认识王国中自由飞翔、尽意舒展。然而概念思维的这种自由飞翔、尽意舒展，绝不意味着它可以脱离感性物质世界的牵引。法拉克在《思想起源论》中引用丰富的资料指出，在许多语言中，抽象概念起源于具体概念，如善的概念在拉丁文中来自具体的“财产”概念，在希腊语中“理性”、“意志”等抽象概念来自“心”、“肺”等具体概念，并据此认为人类思维的基本趋势是从具象到抽象的发展。

马克思在1816年给恩格斯的信中用古日尔曼的语言材料，嘲讽了黑格尔的思维范畴先于现实存在的唯心论。他说：“要是老黑格尔在天有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的意思，而Sundre，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有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的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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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更具普遍性的逻辑范畴，如希腊的“逻各斯”、中国的类、故、理范畴，要到轴心时期的智者著作中才逐步成熟。我们知道，逻辑导源于希腊文“逻各斯”（λоrοs）一词。它最先出现在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意即存在的规律、世界的普遍规律性。逻辑正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普遍规律性学说。而逻辑思维中最高形态的辩证思维，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正因为第一轴心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较高发展阶段的人具备了能够把握世界普遍联系、洞察事物底蕴的更普遍的抽象概念思维、范畴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因而他们能够第一次深入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探索智慧思维的基本结构框架，把人类文明创造从自在阶段推进到更高的自觉阶段。

3.7 古代三大逻辑思维的分流

概念思维的运动，就产生了定义、判断、推理、证明等形式。人们从长期积累的正反两面的经验中认识到，要保证概念思维这些抽象运动形式的准确性，就必须遵循不同于原始思维互渗律的逻辑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此外，推理与证明也都有自己的逻辑规律。因此正确的概念思维必然是一种依逻辑法则而行的逻辑思维。

古希腊的伟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工具论》中建立起了三段论的形式逻辑体系。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考察并描述三段论的各种形式和格的主观意义的第一人。他做得那样严密与正确，以致从来没有人对他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加。三段论演绎法的一般形式为：

凡人都会死，

张三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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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三会死。

与此同时，古印度的学者在概念的论辩中创立了因明逻輯体系。他们先是提出建立在从特殊到特殊的类比推理上的五支式：

此山有火； (宗)

以有烟故； (因)

如灶，于灶见有烟与有火；(喻)

此山亦如是，是有烟； (合)

故此山有火。 (结)

为提高五支式推理的可靠性，他们后来又把五支式改造成与形式逻辑三段论相似的三支式：

此山有火，(宗)

以有烟故，(因)

凡有烟处必有火，如灶。(喻)

从五支式向三支式、三段论的转变中，我们发现不同性质的逻辑推理建立在不同的类关系上。能否严格区别着眼于外延的类属包含关系与着眼于内涵的类同对应关系，乃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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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正确理解西方形式逻辑系统与东方类推逻辑系统的一把钥匙。

西方形式逻辑系统主要是从概念外延方面，即从概念所反映的事物范围，去把握类的规定性的。所谓类，就是具有某些特有属性的全体事物的集合；所谓属，就是从属于这个集合、具有这些特有属性的部分事物。这样，肯定一个类的全体对象具有某种属性，也就肯定了从属予这个类的部分对象有某种属性。三段论、三支式正是依靠这种类属的外延包含关系建立起从一般推向特殊、从全体推向部分的演绎推理。

与此不同，以墨辩和因明五支式为代表的东方类推逻辑主要着眼于概念的内涵方面，即从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关系去把握类的规定性的。从这个角度分析类，类就是共同性，就是反映在概念中的事物共同的特有属性。墨辩正是从概念的内涵关系着手，“以类取”，抽取或集聚事物之间相同的属性；在此基础上“以类予”，根据各种相同属性的对应关系，由已知推导未知。只要知道了事物属性的类同对应关系，就可以进行这种“类推”活动，而不必再问它们是否有外延上的类属包含关系，不必一定要分化抽象出一亇普遍性的全称判断。

那么《墨经》如何解决因明五支式推理可靠性不高的问题呢？后期墨家的方法是把“类”与“故”、“理”联系起来，创建“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的“三物”逻辑系统。 《墨辩经说上》第一条就将“故”分为两类：“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这样，从或然性的“小故”到必然性的“大故’，我们对共有属性与推出属性、前提条件与推导结论之间的衍生支持关系的认识，就从未区分的因果性范畴(“故”)内在地过渡到更高的必然性范畴(“大故”，也即“理”)。这也就是从“辞以故生”发展到更可靠的“辞以理长”。据此，墨辩建立起了不同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东方类推逻辑，为中国古代科技发明领先世界二千年提供了有效的逻輯思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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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东方类推逻辑别具一格的“演连珠”

东方类推逻辑不仅有其普遍的范畴构架，而且有其特殊的推理形式。这种推理形式又以汉民族创造的象形语言符号为载体，因而表现得更为复杂奇特。对于汉民族来说，逻辑形式的提炼与符号形态的开拓是相互交错相互推进的。

汉字符号具有独特的形态特征：一是象形性。以形见义，形音义统一，极易诗化、文学化。二是方块平面性。汉字以单体书写，一个方块平面浓缩了形音、形义、音义的大量信息，便于人脑与电脑的识别检索。三是组合灵便性。汉语排列灵活有序，可产生对偶、排比等独特的骈文形式，可构成最凝练简约的书面语言。据比较，联合国五种工作文字印刷的文件，以汉字文本为最簿。一般说来，思维逻辑形式作为深层结构，可以对应于多种民族语言的符号形态。它们之间是等值的。但是，不同民族语言符号形态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又会反过来凸显或遮蔽内在的思维逻辑结构。因而当用非常古老而又独特的汉语象形符号形态来表现类推思维的逻辑结构时，就产生了“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兼具逻辑性与文学性的“连珠式”。

连珠体的出现，最早当是建立论式的一种尝试，这一点可以从韩非子《内外储说》的整齐的论式中清楚地看到。但韩非子建立的论式还不够简洁，并且未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以后西汉杨雄“肇为连珠”，对这种逻辑形式加以改造，创立了二段式。二段式连珠经过班固、潘勖、杜笃、贾逵、刘珍、王粲、曹丕等人的拟作，逐渐趋于成熟，形成了“臣闻(或盖闻……是以（或故）”的比较固定的格式，并逐渐加入了文学的成分。至西晋，陆机“演连珠”五十首，他在运用二段式的同时，又创立了三段式连珠。至后世拟作者，如葛洪、庾信、刘基等，还是喜欢用二段式。民间广为流传的对句、对联、春联，实际上也是二段连珠式变演。出对者给出一亇结构，应对者则推导出一个相应的句式。试看杨雄的一则对中有对的“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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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不荐，善废格而所排。

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也。

又如班固的一则“拟连珠”：

臣闻：良匠度见材而成大厦，

明主器其士而建功业。

再如陆机的一首“演连珠”：

臣闻：目无尝音之察，耳无照景之神。

故在乎我者，不诛之于己，存乎物者，不求备于人。

这里，“盖闻”是论据，“是以”是推论。“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显然这种论式的优点是，只有汉语象形符号形态才能造成的“辞句连续、相互发明”的连珠形式凸显了类推机制的同构对应关系；弱点是其多彩的文学性、隐喻性往往掩盖了逻辑论式的简明性、严密性。

不管连珠体的段式如何巧妙叠加，语辞如何华丽多彩，就其逻辑推导关系看，实质还是二段式。这是因为类比推理的推导机制不是概念外延类属包含关系的三段展开．而是按照概念内涵属性的类同关系，两两对应推衍的。其一般结构式为：

A：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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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c→d．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个二段连珠武中的普遍性的a—b--c—d共同结构从它在A、B两事物的特殊存在形态中抽象出来，那么它就可转化为归纳、演绎的连接式，也即是因明三支式：

A：a、b、c、d (喻)

凡：a、b、c—d

B：a、b、c （因）

B：d (宗)

这种转化虽然是等值的，但在推理原则上却是不同的：一个依据“具体—具体”的内涵属性的类同对应关系，一个则依据“具体—抽象一具体”的外延类属包含关系。它们是等值的，所以墨辩逻辑与亚氏逻辑、二段连球式与因明三支式可以互相贯通；它们是依据不同推理原则的，所以又各具特色，成为双峰对峙的两大逻辑系统。

到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类推逻辑随着其“类”、“故”、“理”范畴构架的展开，不仅在推理形式的严密性、推理结论的可靠性程度上逐级递升，与归纳推理、演绎推理鼎足而立，而且在其一般的逻辑结构式上，二段连珠式也可以与西方逻辑的三段式、因明逻辑的三支式鼎足而立。只有论证到这一步，我们才能充分认识东方类推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的特殊地位与独特形态．才能走出“西方逻辑中心论”的历史阴影。

3.9 第一轴心期对智慧思维核心结构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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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引人注目的奇特文化现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逻辑系统几乎在同时诞生于被称为第一轴心期的三大轴心国。不仅如此，这些轴心国的学术大师们还第一次深入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探索智慧思维与精神文明的基本范畴，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

诚如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公元前800—前200年发生的精神过程标志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轴心时期，公元前500年是高峰期。在此阶段的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在印度是佛陀的时代，所有的哲学派别，包括不可知论、唯物论、诡辩论、虚无主义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袄教提出了挑战性的观点，将世界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等先知；希腊涌现出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贤人哲士。所有这一切几乎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产生。在轴心期，众多的哲学家在世界上三个地区首次涌现，反映出人类意识的觉醒。轴心期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思想，创立了人类赖以不断生存的世界宗教。从各种意义上看，人类第一次进入了统一，此后人类历史每一次新的飞跃前，人类都要回忆这一时期以从中获得希望。这种做法叫复兴，它总是提供精神原动力。

剔除片面吹涨意识作用、颠倒历史与意识关系的唯心主义成分，我们认为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包含了许多合理的、独到的、深刻的见解。从人类文明演进史来看，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确是一个社会变革、百家争鸣、巨人辈出的伟大时代。在这个伟大时代，发生了意识形态的，确立了精神文明的框架，奠定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基础，形成了精神生产的群体，使人类文明发展又获得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新飞跃点、新支撑点。轴心期的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应成为支撑人类文明飞跃的众多飞跃点、支撑点之一。没有经历轴心期意识形态、精神文明的民族，其文明创造带有很大的自发性、自在性。只有经历轴心期或接受轴心期成果的，才能真正跃入文明的自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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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人类智慧思维的创造结晶。不同等级的文明阶段对应于不同水平的思维方式。要进入高级的文明自觉阶段，首先要形成高级的智慧思维方式。我们认为，第一轴心期精神的一亇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开始了对智慧思维核心结构、基本范畴的自觉探求。

智慧思维的第一个维度是理性思维。希腊人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都折射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光芒。正是希腊人把人类定义为理性的动物，而希腊文明也充分体现了以理性为本这一根本特征。希腊学专家伊迪丝·汉密尔顿说得好，希腊人站起身来，理性开始它的统治。希腊人的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他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古代的传教士告诉人们说：“到此为止，不能再向前了。我们给思想制定了界限。”希腊人却说道：“一切都应该经过考察，经过质疑，对于思想，不能规定界限。”

从东方的神秘主义走向西方自觉的理性主义，地处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哲学家、科学家泰勒斯是第一人。西方的哲学史、科学史都从米利都学派写起，起笔的第一人就是“哲学之父”泰勒斯。以泰勒斯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哲学家提出了追究世界本原的本体论问题，并启示以后的毕达哥拉斯派提出“万物皆数”的命题，从而在可感知的物质世界之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即抽象化的理念世界。这是人类思维的重大突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突破，才有巴门尼德的“存在”、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以及贯穿于整个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

理性主要表现于思维认知领域，希腊的理性主义也突出表现在对知识的重视。当希腊哲学研究的重点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价值论后，一代宗师苏格拉底就提出了“善即知识”的著名命题。苏格拉底认为，心灵至高无上，只有心灵能够领悟真正的“形式”或理想，而作为感官对象的物质世界是没有美善可言的，因之只有心灵才是惟一可值得研究的对象。真正的自我是灵魂和内心生活，而不是一堆肉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两件大事尽可归之于苏格拉底——归纳思辨与普遍定义，两者均有关一切学术的基础。苏格拉底高扬了希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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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精神，但他把哲学的“爱智慧”仅仅归结为知识论的理性思维，这显然不能概括整亇智慧思维。

智慧思维的第二个维度是德性思维。它是最古老的轴心国——中国学者探讨的主要课题。古中华与作为后起之秀的古希腊不同，它的文明源流非常悠久，它对文明的自觉反省发生得也很早。早在汤武、殷周交替之际，剧烈的社会变革就促使周人思考何以“天命靡常”？为什么一个小邦（周）能替代一个大邑（商）？正是在这种反思中，他们认识到“天命靡常，唯德是亲”。殷人重祀不重德，上帝就要抛弃它。这样上帝在周人眼里，就从部落神、宗主神提升为普世的道德维护者、裁判者，天命的观念就由周人第一次赋予了道德的标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的开端。春秋时的孔子自命为创制周礼的周公的继承人，儒家的学说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相互驳难，相互推进。其中，尤以儒道互补、儒墨交叉、儒法表里、阴阳流变长期作用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奠定了中华古文明的构架基础。其基本特征则突出体现在儒家学说中，正如李泽厚研究员所指出的，它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是抽象的反思；它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为核心和基础；它把外在的强制性的礼制规范改变为主动性的内在欲求，把礼乐服务和服从于神变为服务和服从于人；它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溶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简言之，以德性为本的古中华文明，注重情理结合，以理节情，注重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这就使它既区别于古希腊追求认识愉快的理性文明，也区别于古印度、希伯来追求神秘体验、官能压抑的神性文明。

如果说古中华文明士群反思的主题是“天命靡常，唯德是亲”，百家争鸣主要集中在伦理政治问题上，那么古印度知识阶层反思的主题则是“人生无常，一切皆苦”，集中在如何寻求人生解脱那一端。佛陀创立佛教时，就把重点放在人生问题上，他对诸如万物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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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肉关系一般不作深入探讨。当有人向佛陀请教这类问题时，他均以“无记” 作答。在佛陀看来，穷究那些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当务之急是把大众从人世苦海中解救出来。佛教在其创立过程中，对人生无常、一切皆苦、涅槃解脱作了持久而深入的探讨。其主要内容为“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说和业报轮回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这“三法印”，可视为佛教的三大纲领。佛教认为，诸行无常，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处在迁流转变之中，然而人们并不知此道理，期望人世间好的东西长驻不变。因此，变动不居的现实和追求恒常的愿望之间的矛盾，给人们身心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要摆脱人生痛苦，就要斩除一切情欲，真正领悟人生真谛，进入涅槃寂然的境地。

应该承认，佛教与其他世界宗教所探求的超越凡俗的神性思维，含有一定的智慧因素。宗教超越与审美超越处在追求人生本原的同一层面上，但宗教超越追求的终究是一个消极的幻境，正如我们在本书最后一篇所展示的，它将在未来的第二轴心期被现实的审美超越所替代。到那时，更高级的诗性思维将取代神性思维，并与理性思维、德性思维分层次地集成为智慧思维的核心结构。

3.10 古代智慧与现代科学的远程交叉

古代智慧是一座极其丰富、极其珍贵的精神宝库，它与现代科学一旦发生远程交叉，就会使人类智慧思维发出更加绚丽的光芒，产生更多文明的成果。

例如，本书确立的智慧思维三维（理性思维、德性思维、诗性思维）构架，就是从第一轴心期对智慧思维基本范畴（古希腊的理性思维、古中华的德性思维、古印度的神性思维）的探求中获得启示的。智慧思维这一更为全面的结构模式，对推进现代思维科学的研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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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被东方学者称为“天书”、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圣经”的《周易》，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智慧宝典，是儒道两家共同的思想源头，是规范民族文化基本特征的思维“基因”。它雄踞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之首、三玄(易、老、庄)之冠、世界三大经典（易经、圣经、吠陀经）之巅。《周易》的形成与《周易》的阐释，持续五千年，撰书三千种，可谓人类思想史上最宏大的一项智慧工程。古代人已认识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现代人更是不断挖掘与发挥《周易》对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种种带规律性的认识成果，闯进发明创造的新天地。例如，刘子华运用《周易》的河图洛书数理预言了第十颗行星；前苏联科学家戈德伯格在八卦启迪下，确定了长期难以解决的体内两种对立的调节系统；蔡福裔于1956年写成《八卦与原子》—书，运用八卦原理对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加以改造；《周易》原理用数学研究、生态保护、军事预测、企业管理、商贸经营、养生保健等方面获得的成果更是不胜枚举。

再如，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在中国古算与当代电脑技术的远缘杂交过程中，开辟了一条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数学机械化—一定理机器证明的新道路。吴文俊详细介绍了他把中国的古代数学与当代电脑技术进行远程杂交的思维过程：

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跟计算机打交道。一直到‘文化大’，要我到工厂学习。我去的是北京无线电一厂，这次学习对我来说，非常有成果，因为无线电一厂当时转向制造计算机，我在那儿真正接触到了计算机，我对它的效率大为惊奇，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这是一个机遇。另一个机遇，就是1974年学习中国数学史，令我得益于中国传统数学的学习。两者一对照，我觉得中国数学的思想和方法跟现在的计算机是合拍的，这促使我开始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

1977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从此，完全由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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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的一学道路铺展在世人面前。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数十年间，吴文俊不仅建立了“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吴中心”，更形成了“吴学派”。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文俊公式”、“吴文俊示性类’等方法已被普遍采用。

数学家李邦河分析说：“必须是具备多方面的数学知识和善于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可能做出这一独特的发现。一是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数学是构造性的，可计算的，而只有构造性的数学才可能在计算机上实现；二是对初等几何的非一般可比的精通；三是熟悉代数几何，他面对的是多项式系统。”20世纪80年代，美国计算机科学界的权威曾联名写信给中国领导，认为吴先生的工作是“第一流的”。美国人工智能和自动推理方面的一些权威人士指出：“吴的工作不仅奠定了自动推理研究的基础，而且给出了衡量其他推理方法的明确标准……吴的工作改变了自动推理的面貌，是近几十年来自动推理领域最主要的进展……他使中国的自动推理研究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3.11 马克思对抽象思维运作方式的总结

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是人类最基本的两种思维方式。与形象思维相比，抽象思维不再直接依赖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形象，而是以抽象的概念、判断、推理为思维形式，通过分析、综合、比较、分类等思维操作，达到对客观事物的深层次认识。在人类智慧思维演进史上，抽象思维较形象思维发生得要晚。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必须随社会实践及词语符号不断丰富而提高。人的知识经验越丰富，词语的抽象概括化程度越高，其抽象思维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联系与规律的能力也才能越高。因而抽象思维是人脑发展较晚的思维功能，它只是在人脑的前额叶得到充分发育与社会文明得到充分展开后才相应发展起来。

科学技术在近现代的迅速发展，大大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广度与深度，也要求人们有更高的抽象思维能力。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推动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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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导语中系统展开了对抽象思维发展道路与运作方式的研究。

首先，“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是从感性具体上升为理性抽象的道路。

感性具体就是人们在感性认识中形成的关于事物生动而具体的完整形象，感性具体只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是对事物整体的混沌的认识。因此，必须通过比较、分类、归纳等方法，从感性具体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抽象。这是一个随社会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概括、不断抽象、不断递升过程。以逻辑科学最基本的“类”概念为例，我国“类”概念的发生和发展就经历了史前期与形成期两个阶段。据吴建国教授考证，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如《甲骨》《金文》《周易》中均无“类”字出现。至《尚书》《诗经》《左传》《国语》方有“类”字出现，并含多重词义。其中祭名、善等，仅是事物表面特征的划分；族类、物类、事类、尚、似等则带有逻辑含义的萌芽。墨子提出“察类”、“知类”，突出了“类”的逻辑意义。后期墨家经过一百多年的理论提炼，终于将它上升为最基本的逻辑范畴，并以此展开名、辞、说的辩学体系。

马克思也以经济学研究为例，来说明抽象思维起始的“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比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其次，“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是从理性抽象进一步上升为理性具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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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抽象思维过程中必须十分注重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行程，就是先从具体的商品分析着手，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等各种抽象的规定。然后再按照商品经济运动固有的矛盾，把对事物各方面的抽象规定联系起来，综合起来，达到多样性的统一，达到反映事物本质的理性具体，从而在逻辑上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矛盾的运动过程。当然，在抽象思维高级阶段形成的理性具体还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假设，它必须重新回到实践，才能完成其真理性的检验过程与发展过程。

在对抽象思维运作的方式、方法的把握上，还有两个要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在现代科技与经济管理中，由于电脑模拟技术的发展，数学模式思维作为抽象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获得了很大应用空间。其思维运作步骤是：首先对所研究的问题与事物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可以用符号或数字表示的基本量，确定这些基本量的关系；其次，为该问题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并对该模型依据数学规则在电脑上加以模拟运演，求得某种优化结果；最后，将从数字模型中得到的结果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与修正，并不断完善数学模型。

第二，在抽象思维运作的全过程，特别是在其高级阶段，必须高度重视辩证思维方法的应用。否则，我们就不能从混沌的感性具体中合理地进行科学抽象，更难以将各种抽象规定综合成理性具体。对辩证思维的发展形态与具体方法，我们将在下一篇中再详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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