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宗族现状及其影响
【摘要】宗族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起步比较晚,但它对中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
农村地区,1949年以前,宗法组织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宗族权力也一直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和补充。1949年以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农村集体化运动,用人民公社这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重新组织了广大农民。农村宗法组织被摧毁,宗族活动在广大农村基本停止。1983年,我国农村取消了“三级所有,对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农民把一向寄予行政领导的信任转移到同宗,同姓的强人身上,指望这些人来保护自己。在一些地区宗法组织死灰复燃,宗族活动重新活跃起来。这些农村宗族活动给我们的基层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本文通过研究农村宗族活跃的现象及其带来的影响,并通过它的影响来寻求一条解决农村宗族弊端,发扬它的长处的道路。
【关键词】农村宗族,宗法组织,影响,基层工作,农村现代建设。
这些年重新活跃起来的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要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二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宗族组织在农村中的作用日趋增大,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宗法势力与地方抗衡的事件,许多农村宗法活动与渗透到农村成活的很多方面,农民的行为已逐渐纳入宗法组织的控制之下。
由于当代宗族脱胎于封建的、落后的、守旧的传统宗族组织,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般与“私利性”、“排他性”、“狭隘性”、“封闭性”等词汇相联系。具体来说,当代宗族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农村现代化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危害:
一, 对农村基层政治现代化的危害传统宗族历来与封建相联系,而与社会民主相背离。由于当代宗族的复兴是基于传统宗族社会资本特性上的路径依赖,它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宗族的某些陋癖,为维护本族利益,复兴的当代宗族必然向当地政权渗透,干预农村的政治生活。虽然由于主导治理模式的存在使宗族影响还不十分明显。在当前农村社会推选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基层干部的活动中,宗族力量往往会利用血缘纽带关系形成利益团伙,采取非正常手段操纵村民选举,获取自治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选举工作的公正性、合理性以及村务监督的严肃性,干扰了村民自治的推行。由于宗族力量的影响,许多地方在选举中不是看能力、看威望,而是看是否是同姓同族,对同族的干部监 督较松,不按原则要求办事,对异姓干部则吹毛求疵、要求苛刻,如湖南临汀县8个试点村中有4个选举了各自的族长为村主任。某村赵姓宗族还恃强凌弱,用武力驱逐彭姓族长出村,打伤多人。
二,对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危害,主要体现为:(1)农村经济中浓厚的亲缘性和家长式的管理,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扩大再生产和创造规模效益,形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产业结构合理化,逐步形成规模效益,而宗族力量渗入经济,较多的是为保证家族的眼前利益,一般不能从宏观全局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改善产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和追求长远宏观效益。(2)农村村办经济和乡镇企业经济中明显的家族化倾向形成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与现代化大生产所要求的平等竞争的人际关系,以及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管理不相协调,在某种程度上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要求。家长式的经营方式因缺乏
民主,易形成企业中的裙带风、关系网,使企业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造成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家族化经营排斥异族,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制约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由于从家族利益出发,易导致企业经营者目光短浅,摆脱不了小生产的经营方式,从而不利于经济管理和长远发展。家族化经营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与商品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不相适应,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3)宗族活动对农村经济的消极影响还在于与当代宗族复兴相伴随的旧礼俗复活,使得族人的消费行为扭曲,极大的增加了族人的经济负担。在宗族观念的影响下,宗族群体内部旧礼俗日益泛滥。
三,对农村文化现代化的危害,其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滋生和传播落后意识。当代宗族的复兴也使一些带有封建文化印记的落后思想意识得以复活和蔓延,并导致落后行为方式的变态扩张。(2)助长封建迷信活动。宗族活动有时与封建迷信活动相伴随,宗族也借助于某些迷信活动来达到增强家族凝聚力目的。 (3)破坏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宗族势力崛起以后,有些地方宗族族长在村里群众中的权威超过了基层干部。他们往往利用其威信拨弄是非,歪曲党和国家的,巧言误导群众,使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遭到破坏。
在我们反思农村宗法组织给农村现代化工作带来阻碍的同时,我们也要反思为什么农村宗法组织会在中国农村的兴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繁荣的地步,我们需要反思农村宗法组织的优点,而不是一味的打压它,视其为妖魔鬼怪。宗法组织的兴起,必有其不可代替的优点,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一, 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我国的宗族文化、儒家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而广泛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以至于重在调整、规范家庭、宗族内部关系的宗族文化,在本质上属于对任何国家制度都有维护、稳定作用的“泛政治文化”。“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这段话虽然远未全面揭示宗法礼俗与政治稳定的全面关系,但已足以说明宗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相为契合的传导机制。由于宗族文化具有上述性质,宗族及其活动自古以来就是政治权力的支持力量。当代宗族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把同族人组织成一个严密、固定的社会群体。其家法族规强调责任义务、重视亲情与血缘关系、极力维护稳定的政权、反对社会动荡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工作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同时,可以借助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特别强调的“国家本位”等传统观念,借助于一年一次的祭孔、祭祀黄帝、炎帝以及各大宗族祭祀之际,广泛联系国内外一切爱国人士,建立更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当代宗族作为农村的自然组织,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宗族内部的关系直接根源于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成员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精神依存,文化价值和习俗规范促使他们向其他成员提供必要服务,从而使宗族内部交往成本大大降低,给每个个体实现效益最大化提供了机会,优化了农村社会关系。如农村改革后产生的大量的单家独户的小农,由于生产力落后、生产规模狭小,很难使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实现效用最大化,而有着天然的人伦和亲情的族内合作成为农民最现实的可以利用的有效社会资源。这种优势在当前家族企业发展中表现的更为明显。由于当前农村工业的基础差、底子薄,宗族关系网络的支持、宗族资源的运作为家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优势条件。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李庚寅的研究表明,总的来说,往往是在那些传统治理模式的家族企业中,领导人之间、员工之问的信任程度越高,所付出的信息成本也就越低。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并非家族企业的管理制度就是落后的制
度。
三,从文化现代化方面来说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复杂,然而其共同的中心点就是忠和孝,忠就是忠君,孝就是孝亲。围绕着忠和孝,又衍生出许多新的文化特质,因为忠,所以对家庭和国家要尽忠尽职,不辱使命;因为孝,所以要显扬父母,光宗耀祖,力争上游,并且要尊敬父母,尊敬长辈;因为忠和孝,所以才念旧崇古,趋向保守。而上述的许多传统文化特性恰恰正是宗族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因为忠和孝正是血缘在观念上的反映。所以,当代宗族特别强调社会教育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发展实践已表明: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宗族文化表现出一种很强的适应性。几乎每一个宗族组织都教育其族人恪守本族的传统美德,并以其所认可的儒家思想中的传统伦理观教育族众,促进了我国社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如浙江省兰溪市诸葛八卦村是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现该村中有亮之后裔3 OCO余人,他们恪守先训、弘扬祖德,以经营中医药业见长,共经营大小药店200余家。
针对现阶段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党建的影响 ,理论界的多数学者所持态度颇为偏激 , 大有“宗族一日不除 ,国无一日安宁”之势。然而祛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偏见 ,公允地讲 ,宗族势力横亘古今、历数千年而生命力依然存在 ,并在现代社会中得到相当数量农村民众的认可与支持 ,足见其强大的适应性和内聚力。我们也看到农村宗法组织在农村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所以,对于乡村中的宗族现象应以平常心待之,在维治、尊重群己权界的前提下,对作为族姓认同方式的宗族既不必打击和禁止,也不必提倡与推行。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宗族势力必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而非“扬”)我们就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又不会引起宗族势力大规模的泛滥,从而有利于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步走向消亡;同时,通过对后者的“压”,我们则能对宗族势力的范围、大小加以,使其在国家可控制的范围内活动,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农村基层党建的影响,为党的农村基层建设提供有利的环境。另外,我们务必明确,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更应该从党建自身寻找突破口。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党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党的农村基层建设自身工作不力、效率低下所致。只要我们在深化对宗族势力认识的同时,全面提高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素质,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将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宣传好、落实好,站在时代的高度,努力践行“三个代表”,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我们就一定能顺利克服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党建的影响,把党在农村基层的建设工作推上新的台阶,使我们党永远成为农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夺取我国农村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参考文献】
《中国农民的变迁》 武言,秦兴洪著 广东人名出版社 1999年9月第一版 《如何消除宗族势力对我国农村基层党建的影响》 张文 山西大学 2005 《村委会选举中宗族势力的干扰不容忽视》 王金利 《警惕农村宗族活动的危害》 党课月刊 2006年第2期
《论当代宗族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 王春伟 刘云涛 郭小容 西京学院 2009 《转型时期的农村治理及宗族: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 郭振华 复旦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