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５年５月 理论学刊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ｙ．２０１５ 第５期 总第２５５期 Ｎｏ．５ Ｓｅｒ．Ｎｏ．２５５ 曹操与汉末士人的交往及建安文学批评的形成 宋亚莉，郑杰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汉末三国之际的曹操上承汉末遗风，在与汉末士人尤其是党锢名士的交往过程中，深受他们尚名崇 义、独行放诞等风气的影响；下倡建安文学，其文学创作以悲凉慷慨的审美风格、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开启了建安文 学批评之风，更以魏王之尊延揽文士，促进了建安文学批评的发展。 （关键词］曹操；汉末士人；交往活动；建安文学批评 【中圈分类号】Ｋ２３４．２－２３５；Ｉ２０６．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９０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ｌ１５—０７ 曹操是汉末至建安时期文化与文学发展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人物。青壮之年，他与汉末士人 尤其是党锢名士交往频繁，深受汉末士人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之浸润与影响；成为曹魏集团的统治者之 后，他更是延揽天下文士，为建安文学批评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拟从曹操身份之自觉转换、 曹操与汉末党人的关系、曹操与建安文士的离合，以及曹操对建安文学批评之开展的贡献等几个方面进 行研究。 曹操生于永寿元年（１５５），祖父为宦官。史载：“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 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①可知曹操出身于极有权势的宦官家族。曹操的祖 父曹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 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豁典等。”②曹腾与当世不少名士有着良好关系且颇享清誉。清代著名史家赵翼 尝言：“后汉宦官之贪恶肆横，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间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③而曹腾无 疑就是“清慎自守者”之一。到了曹操的父亲曹嵩之时，沛国曹氏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实力和财富、 威望。曹嵩为太尉，同族曹仁祖父曹褒为颍川太守，曹炽为侍中、长水太尉，曹洪伯父曹鼎为尚书令，曹 氏家族在汉末政权中可谓是举足轻重。曹操的出身虽为其带来过某些困扰和诟病，然而也给他带来了 不少与诸名士接触和交往的机会与便利。更重要的是，曹操进入仕途之后，在立身处世上自觉地与宦官 集团相脱离，而向清流士人阶层靠拢，展示出了睿智的政治判断力和正确的人生抉择。 汉末党锢之祸首发于延熹九年（１６６），此年曹操１２岁；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建章二年（１６９），此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宗教、经学嬗变下的汉末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项目编号： １４ＹＪＣ７５１０３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亚莉，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青岛大学文学院讲师；郑杰文，男，山东 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后导师。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②《后汉书・宦者列传》。 ③［清］赵翼：《廿二史割记》，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７０页。 Ｉｌ５ 理论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时曹操也不过１５岁。党锢之祸是汉末由衰而乱、由乱而亡的重要事件，党锢事件激发了士阶层的觉醒 和对自我价值的体认，年轻的曹操身在其中，遂自觉地脱离宦官集团而追慕名士，并常以名士自居。党 锢之祸中被激发起来的正义精神和崇节尚义之风，以及士阶层的审美精神与情趣，被曹操结合自己的人 生经历而沉淀在思想深处，为之后曹操人生观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熹平三年（１７４），曹操２Ｏ岁。此年，曹操举孝廉，不久任洛阳北部尉。因为吏治清明，熹平六年，２３ 岁的曹操升任议郎。曹操担任议郎时，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宦官的对立面，表现出了与他们势不两立的姿 态。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 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④从中可见曹操反对宦官、坚定维护士阶层的鲜 明立场与态度。曹操能与汉末党锢士人多有交往，并与不少名士交谊颇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 于，在汉末士阶层与宦官的斗争中，曹操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士阶层一边。正因为如此，他也遭到了宦官 的排斥。曹操担任议郎的第二年，其议郎之职即因得罪宦官而遭罢免。中平元年（１８４），３０岁的曹操担 任了济南相。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曾自叙道：“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 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 举，违忤诸常侍。”②由此可知，曹操虽为宦官家庭出身，但他很早就已经自觉地在思想上脱离了这个集 团，想通过临民理政、教化百姓的实绩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威望，走的显然是与汉末党人完全相同的人生 道路。 曹操与汉末党人名士之间的交往极为频繁。在追慕名士和与名士交往的过程中，其自身也染上和 展现出了名士的风格和气概。曹操早年与张邈为友，史载：“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也。少以侠 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与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骑都尉，迁陈留太守。董卓 之乱，太祖与邈首举义兵。汴水之战，邈遣卫兹将兵随太祖。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邈正议责绍。绍 使太祖杀邈，太祖不听，责绍日：‘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 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谦，敕家日：‘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后还，见邈，垂泣相对。其亲如此”③。张邈作 为党锢名士之一员，与度尚、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并称“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 也”④，这与张邈“振穷救急，倾家无爱”的做派非常吻合。曹操与张邈结为密友，可以想见，“士多归之” 的张邈的诸多人脉也必然会成为他结交的对象，而包括张邈在内的汉末党人的侠义之气和“振穷救急， 倾家无爱”之风，也势必会给他以深刻的影响。曹操与张邈共同谋划反对董卓之举，并在危难之时更以 家人托付，可知二人交情之深！ 曹操与汝南世家袁绍，在年少时便结下了交情，用《三国志・魏志・袁绍传》的话说就是“太祖少与 交焉”。二人年幼即是很好的玩伴，甚至一同干过劫人新妇的勾当。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假谲》 记载：“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妇，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呼叫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 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荆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惶迫 自掷出，遂以俱免。”《三国志・魏志・袁绍传》称其“好游侠，与张盂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 等皆为奔走之友”。袁绍在东汉末年诛灭宦官集团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更因其叔父袁隗被董卓 灭族，士林各界痛惜德高望重的袁老太尉，故而一致推举袁绍做了盟主。然而袁绍其人骄矜高傲、外宽 内忌的秉性，随着汉末政治、军事斗争的日益激化而逐渐暴露，而曹操与他的关系也逐渐由政治军事同 盟转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之间关系的显著恶化，史载是在曹操迎接汉献帝定都许昌之际， 时当建安元年（１９６）。当时“颍川郭图……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③《三国志・魏志・张邈传》。 （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１１６ 曹操与汉末士人的交往及建安文学批评的形成 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不仅如此，汉献帝即位后，“以太祖为大将 军”，“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日：‘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 乎！’太祖闻，而以大将军让于绍”①。其实，早在６年前的初平元年（１９０），曹操就已对袁绍十分不满了， 史载：是年，“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太祖答绍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 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 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 恶焉”，“太祖大笑日：‘吾不听汝也。’绍复使人说太祖日：‘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 于此？’太祖不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②。 曹操与党锢名士何颞亦有交往，《三国志・魏志・苟攸传》注引张瑶《汉纪》记载：“颐字伯求，少与 郭泰、贾彪等游学洛阳，泰等与同风好。颐显名太学，于是中朝名臣太傅陈蕃、司隶李膺等皆深接之。及 党事起，颐亦名在其中，乃变名姓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交结其豪杰。颢既奇太祖而知苟或，袁绍慕之，与 为奔走之友。”何颞与汉末名士郭泰、贾彪交情极深，朝中清流官僚陈蕃、李膺曾与之交好，陈蕃、李膺死 难之后，何颞亡命汝南，对曹操极为欣赏。《后汉书・何颐列传》记载：“初，颐见曹操，叹日：‘汉家将亡， 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可知何颐的“奇太祖”，是预见到了曹操有济世之才。 曹操能够在汉末士林中立足且逐渐知名，既得益于自身的努力，又得益于与名士交接中诸人对他的 提携。何颞之外，对其备加赏识者还有桥玄，史载：“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 谓日：‘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⑨“玄谓太祖日：‘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 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日：‘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 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话。’由是声名益重。”④汉末桥玄以品评人物著称于世，即所谓 “世名知人”。《后汉书・桥玄列传》载其谓曹操为“安生民者”，与何颞所言之“安天下者”相似；《三国 志・魏志・武帝纪》载桥玄评曹操为“命世之才”，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可知桥 玄“命世之才”的评价要更高一筹。名士的赏评有助于早期曹操的声望提升和士林对他的接纳，从这些 评价——如桥玄所言“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当中，可知当时相当一部分士人已经将曹操 视为士林中人，甚至是名士。 蔡邕与曹操的交往，大概也是经由桥玄牵线搭桥。桥玄对蔡邕有知遇提携之恩，《后汉书・蔡邕列 传》记载：“建宁三年，（蔡邕）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此时，蔡邕不过３８岁，曹操则年方ｌ６。桥玄 既然“世名知人”，又“睹太祖而异之”，还“甚敬待”自己的部下蔡邕，那么居间促成曹操与蔡邕二人的 结识和交往，便是顺理成章之事。曹操小蔡邕２２岁，蔡邕人朝为官“拜郎中，校书东观”时，曹操刚好２Ｏ 岁，并被“举孝廉为郎”，二人或在此时开始交往。蔡邕乐于鼓励和奖掖后进，对急于跻身士林的曹操或 有过赏识和举荐的行为。不过，关于曹操与蔡邕的交情和交往，史无明载，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只 有曹丕在《蔡伯喈女赋》序中所述：“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璧，于匈奴赎其女还， 以妻屯田都尉使者。”⑤曹丕以春秋时齐人管仲和鲍叔牙相知相交的典故为喻，比况曹操与蔡邕的关系， 可见二人交情之深，非常人间的泛泛之交可比。正因为如此，蔡邕的女儿蔡琰流落胡地之后，曹操先是 慷慨地以重金将其赎回，然后又使其改嫁董祀，而当董祀犯法当诛、蔡琰前来求情时，曹操不禁为之动 容，下令赦免了董祀。曹操对蔡琰的关照，显然有对蔡邕深厚交情的感念在内。 总之，曹操早年与汉末党人交往密切，深受汉末党人影响，颇以肃清天下、拨乱反正为己任。曹操的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三国志・魏志・袁绍传》及注引《献帝春秋》。 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及注引《魏书》、《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③《后汉书・桥玄列传》。 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及注引《魏书》。 ⑤［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０页。 １１７ 理论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为官清明、好作政教、反对宦官、交往名士，既是曹操在汉末士风影响下的个人理性抉择，更寄寓着曹操 欲建立名誉、笼络天下士人之心的长远理想。 随着曹操的势力在汉末政治和军事格局中的强势崛起，曹操其人也逐渐成为建安士人的政治理想 与审美理想人物。在党锢之祸中遭受和在汉末战乱中备尝流离之苦的士人及他们的后代，对曹操 莫不感恩戴德、评价极高。汉末名士、颍川人李膺死于党锢，其子李瓒弥留之际嘱告儿子李宣等人说： “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①要求其子舍弃与自己有 老交情的张邈和有亲戚关系的袁绍这两位在当时势力颇大的人物而归附曹操。再如汉末党人之后苟 或。《三国志・魏志・苟或传》记载：“（苟或）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当汉顺、桓之间，知名当世。有 子八人，号日八龙。”苟淑与李固、李膺同志友善，苟或的父亲苟绲为“八龙”之一，名重当世。苟或曾专 门比论过曹操与袁绍，他说：“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 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 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 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 用，此德胜也。”（ 为曹操在“度”即气量、“谋”即韬略、“武”即治军之道、“德”即非权力影响力等四个 方面全面胜过了袁绍。王粲的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三公，父谦为何进大将军长史，其人显然也是名门 之后。王粲对曹操也曾由衷表示过赞叹，他说：“使海内归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 之举也。”③将其视为拯危救乱的英雄。在当时，“英雄”一语乃是极高的评价——“聪明秀出谓之英，胆 力过人谓之雄”④，个中寄托着士阶层的人格理想。上述诸人所言虽不无溢美之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 真实地表达了相当一部分建安士人对曹操的看法。 曹操能够得到建安士人的积极拥护，不但与其通脱务实的政治审美精神密切相关，更与其治国中的 重视贤士的策略密切相关。建安十年，曹操颁《求言令》，指出：“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 《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 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⑤明确表达了欲借用汝 南名士许劭“月旦评”获得士阶层品评的想法。汝南名士许劭等发起的“月旦评”在汉末有着广泛的影 响。“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⑥汝南“月 旦评”经由曹操的这次倡导，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的一项制度，即如唐长孺先生所言：“许劭所主持的月旦 评，以后设立中正（指魏采用的九品中正制度），还沿用此法。”⑦经由士人倡导的品评之法发展成为国家 制度，这正是经由曹操务实的政治态度和重视贤士的和策略才得以实现的。建安十二年，曹操颁布 《封功臣令》，其云：“吾兵诛，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 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⑧再次表达了与贤能之 士共享平定天下之功的想法。建安十五年，曹操又颁《求贤令》，表达了求贤若渴的急切态度，他说：“自 《后汉书・党锢列传》。 《三国志・魏志・荀或传》。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三国魏］刘劭：《人物志・英雄》。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后汉书・许劭列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５页。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操与汉末士人的交往及建安文学批评的形成 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 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 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①这道《求贤令》强调在人才选拔中 要因时制宜、不拘一格。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令和的推出，使得曹操颇令天下士人归心，各地名士竞相归附，乐意为其 效命。聚集在曹操身边的这些人才，归附的具体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是主动投奔，如王朗。王朗原是徐 州刺史陶谦的部下，颇得陶谦赏识，先是被其举为茂才，用为治中从事，后又提拔他做了会稽太守。王朗 也不负厚望，治政有方，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其后，纵兵江南的小霸王孙策兴兵攻打会稽，王朗率部抵 抗，为其所败，在无法逃亡时不得不投降。孙策派人劝他为己效命，但是王朗坚决不肯，而是一心投奔曹 操。当时，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跋山涉水一年多，才到了目的地，被求才若渴、翘首以待的曹操任命 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有的是被曹操慕名招揽，如华歆。华歆是国内闻名的清流名士，做过豫章太 守。孙策攻打豫章时，虞翻劝说华歆归于孙策麾下。文坛上的华歆名满天下，孙策对其极其尊重，以学 生自称。华歆经常参加江南士大夫的聚会，每次都是风头大出，众人皆甘居其下，莫不心服。后来孙策 遇刺，曹操假天子之命征华歆回朝，封他为议郎、参司空军事。还有的是通过军事吞并而获得，如曹操一 次性得到的大批荆州儒学人才。荆州本是刘表的地盘。公元２０８年刘表去世，其次子刘琮献荆州于曹 操。在刘表做荆州牧的ｌ６年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然而刘表治下的荆州却是一片安宁之区，用王夫 之的话说就是“天下纷纭，而荆州自若”②。当时，这片安宁之区汇集了王粲、韩嵩、宋忠、傅巽、蒯越、刘 先、裴潜等一大批名士，史称“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③。在得到荆州之后，“太祖与苟或书日： ‘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 可知曹操对于得到集聚此地的大量人才由衷地高兴。 当然，中原士林名士中既有如桥玄、何颠般对曹操叹赏和如王朗般仰慕投奔之人，亦有对其质疑甚 至不屑之士。如曹操仰慕当时的名士宗承，想和他交朋友，宗承“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 空，总揽朝政，从容问宗日：‘可以交未？’答日：‘松柏之志犹存”一。这显然也代表了一部分士人对曹 操的态度。 以曹操为代表的曹魏政权与汉末建安士人的关系极为复杂微妙：近而远、亲而疏，重用而排斥、喜爱 而厌恶，这些都在曹操的言行举止中矛盾地存在着。兴平元年（１９４），曹操杀死了中原名士边让及其妻 儿，此举令曹操在兖州士林的口碑和名声大坏，“刚直壮烈”的陈宫无法容忍曹操的专横跋扈，特别是在 曹操为泄私愤而率军南下屠徐州城、杀十万百姓之后，陈宫叛离了曹操，并与之对抗。曹操麾下的不少 名士及其后人如孑Ｌ融、杨修等带有浓郁的清流士人遗风，曹操早年亦非常追慕党锢士人风范，欲得汉末 名士赏识而名扬天下，故而其性格中有与这些士人相似的一面；然而或许正是早年与清流士人的渊源， 使得有些士人如杨修、孔融、祢衡等似乎看透了曹操的野心，对曹氏政权不屑一顾，并基于维护汉室的正 统思维而选择了与曹操对抗，故而曹操不禁恨从心生，多欲杀之而后快。孔融、杨修皆是具有汉末党人 习气之名士，从骨子里对曹操的出身极为不屑，建安十三年，曹操杀孔融，灭族；建安二十四年，杀杨修， 只是看在老太尉杨彪的面上未予灭族。曹操曾非常器重荀或，然当苟或反对他称王称帝时，苟或之死也 在所难免了。 ①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②［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６页。 ③《后汉书・刘表列传》。 ⑤《世说新语・方正》。 ｌｌ９ 理论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建安文学通常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指建安十三年至二十四年（２Ｏ８—２１９），后期指曹丕称帝后 的黄初元年至太和六年（２２０—２３２）。前期为以曹操为首的曹氏集团势力不断壮大的时期，文士聚集于 邺下，形成邺下文人集团，是建安文学的鼎盛时期，更是文学批评的大发展时期。曹操对建安文学批评 之发展贡献卓越。他自身历经汉末至建安，与麾下的名士有意气相投之处，并将汉末党锢以来士阶层的 审美趣味直接带至建安文坛。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建安文学批评能 够形成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慷慨悲壮、梗概多气、悲天悯民、清峻古直等风格，这是与曹操的重视和推动 分不开的。 曹操对建安文学批评形成的贡献之一在于稳定了中原政局、恢复了的社会经济，同时倡导开明通达 的风气，为建安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过后，三国鼎立的 局面形成。战乱虽然没有完全平息，但是邺都却已是太平景象。之前曹操经过十余年的屯田，使社 会经济得到稳步发展。建安十五年，铜雀台建成。铜雀台作为一个从事文艺活动的场所，它的建立不仅 反映了曹操对文艺的喜好，更是之后建安文士的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发展的前提。此外，曹操以率性通 脱之气打破了两汉政权帝王与文士之间的壁垒，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三国志・魏 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 自佩小辈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 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汗巾帻，其轻易如此。” 曹操通脱率性，爱好文学，登高必赋，酒宴必歌。《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日：“（武 帝）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常常与麾下的文士集会歌赋，并且不讲究君臣之 礼，搞得气氛非常轻松愉快。如陈琳曾作《为袁绍檄豫州文》，辱骂曹操是“赘阉遗丑”，但是曹操并不忌 恨，只是责问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①表现得豁达大 度，且“爱其才而不咎”，任命其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璃同管记室，不久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在这种 氛围下，建安文士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得以充分展开。 曹操对建安文学批评的贡献之二在于其以魏王之尊，延揽了大批优秀文±，引领了文学的发展。建 安九年前后，曹操已网罗了一批能文之士，如孑Ｌ融、杨修、繁钦、吴质和丁仪、丁虞兄弟等；建安十三年前 后，又有陈琳、阮璃、路粹、徐干、应场、刘桢、王粲、刘庾、仲长统、缪袭等为曹操所用。南朝梁之著名文学 批评家钟嵘在其名著《诗品・序》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 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建 安时期，以曹氏父子为中心，文士聚集有百人之多，“彬彬之盛，大备于时”，此言非虚。这些文士创作了 大量文学作品，进而引发了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讨论，并营造出了建安时期文学批评的盛况。曹植在写给 杨修的一封信中称：“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 之，顿八 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②曹植的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建安文士各有特点与优 长；其二，曹操在延揽文士、鼓励文学批评发展中起了领袖的作用。 曹操引领建安文学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安排文士随军征战，从而使不少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诗文 与歌赋得以创作出来上。建安十年，应场、陈琳随军北征幽州，应场作《撰征赋》，陈琳作《神武赋》；建安 十三年前后，王朗、陈琳、徐干、刘桢、阮璃、王粲随曹操南征，此期间，阮璃作《纪征赋》，王粲作《初征 赋》，徐干作《序征赋》，繁钦作《撰征赋》等；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王粲作《从军行》四首等。文士 ①［清］严可均：《全梁文》，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９９页。 ②１２０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 曹操与汉末士人的交往及建安文学批评的形成 随军，军旅和战争生活给他们的诗文创作注人了建功立业的激情和慷慨悲壮的气概。曹操引领建安文 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其鼓励宴会雅集上。曹操爱好文学，深知文学创作之契机，对文士的心机与短长很 是了解。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士在酒宴聚会中创作诗歌文赋，文艺审美观念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宴 飨雅集的士人主要是建安七子（其中孔融于建安十三年被杀，未曾参与邺下的宴会雅集），他们是在一 种颇为宽松的气氛和环境中，以朋友和嘉宾的身份参与。有学者研究指出，邺下的这些宴会雅集是“频 繁而富于诗意的集会”，“充溢着创造的生机和情感的活力”，“文士可以尽情地展现自我真实的情感和 体验”①。曹丕在即帝位之后，多次撰文怀想当时的情景，他在《又与吴质书》中言：“昔日游处，行则连 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 也。”②传达出了一种主客平等、自由而愉悦交流的情景。从现有资料看，邺下的文士雅集主要是由曹 丕、曹植兄弟主持的，但宽松气氛的形成离不开曹操的鼓励和支持。 曹操对建安文学批评的的最大贡献在于其本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引领了文坛审 美之风气。《文心雕龙・时序》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 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蔚、 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 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曹操本人的诗歌文赋构成了建安 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不但包含了传统儒家仁者爱人、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精神，更蕴含着建 安文学批评梗概多气、清峻古直等核心审美范畴。 曹操的文学创作是建安文学批评梗概多气、悲凉古直审美风格的主要代表。曹操的文学作品中，感 时伤乱、悲天悯人的内容随处可见。如建安七年所作《军谯令》写道：“吾兵，为天下除，旧土人 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③建安八年所作《修学令》有言：“丧乱以来，十有 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 其诗歌《蒿里行》中“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 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呜。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⑤的诗句，生动地体现了传统 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情怀和浓郁的人道主义精神。曹操的诗歌对《诗经》、《论语》、《左传》、《尚书》、 《礼记》、《孟子》等儒家典籍的引用和化用纯熟自然、极为老道，这表明他有着极深的儒学素养；他用乐 府旧题抒写时事，抒发自己的政治情怀和抱负，也体现了儒家积极人世的态度。钟嵘在《诗品》卷下写 道：“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指出了曹操乐府诗歌的审美特色，而这正是建安文学“文以气为主”、 “梗概多气”审美风格的题中之义。《文心雕龙・乐府》有言：“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 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 声，实《韶》、《夏》之郑曲也。”曹操用乐府题材“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其艺术审美风格直接影响了此一 时期文士的艺术审美理念和文艺思想。袁济喜先生指出：建安文学以慷慨使气为美，“建安文学的慷慨 使气，就是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人出于人文情怀，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气概。……汉末既使人感到 性命无常，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缘。天崩地坼的变乱，在壮怀激烈的曹氏父子和建安文人 笔下，被赋予崇高之美的色彩，形成了慷慨悲歌的时代风格特征。”⑥此说甚确。 ［责任编辑：裴传永］ ①刘怀荣、宋亚莉：《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１３页。 ②［清］严可均：《全三国文》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６页。 ③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⑤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４７页。 ⑥袁济喜：《论建安风骨向正始之音的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１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