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西周初年就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六廉”考核实施体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秦朝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
明代，廉政制度建设发展到了顶峰，其廉政文化主要体现在思想、制度和社会三个层面。
下面，就让成都党性教育带领大家一窥究竟。
明代的节俭风气是从朱元璋开始的。出身贫寒的明太祖即使在登基后，也没有放弃节俭：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警醒自己；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所用的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为不忘本，还在宫中开荒种菜吃。
严以律己的同时，朱元璋也要求大臣们艰苦朴素：
省一级别的每年的工资是576石大米（相当于月薪12000元rmb）；州一级别的每年的工资是192石大米（相当于月薪4000元rmb）；县一级别的每年工资是90石大米（相当于月薪1800元rmb）。
为了让知道稼穑的艰辛，朱元璋在《醒贪简要录》中录入了文武百官俸米的数量，并计算出收获这些稻米需要多少人力物资成本。按照当时一品一年的俸禄是1044石米计算，1044石米＝2620石稻谷＝873亩田+17头牛耕种+57人劳力。
在此，成都党性教育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当时朝廷发的都是实物工资，不仅仅是大米，还有诸如布匹、胡椒、苏木或者是银子，这一切都要按大米折算；其次，明朝既没有社会福利，也没有公费医疗，一旦退休，生老病死无依靠；此外，中国人自古讲究“多子多福”，们要是家口大，仅凭这点薪水根本难以度日。
为防止贪腐，朱元璋制定了严苛的法律，设专人每天五更时在樵楼上吹起号角，并高唱：“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为防大臣居功自傲，工部专门制造了一种申诫公侯铁榜，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不法行为逐项规定了处罚标准。
另外，朝廷还颁布了许多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如《祖训录》、《臣戒录》、《醒贪简要录》、《彰善瘅恶录》等，朱元璋甚至还亲自组织编写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四本诰书。
成都党性教育基地
通过翻阅历史典籍，成都党性教育发现，在《大诰》中收录了许多酷刑如族诛、凌迟、极刑、枭令、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枷项游历等。
朱元璋要求全体国民必须家家持有一本《大诰》，如犯笞、杖、徒、流罪名，家有《大诰》则减一等，无者则加一等。
在朱元璋的倡导下，《大诰》风行全国，至洪武三
十年（1397年）出现了“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凡193400余人”的空前景象。
历时三十余年才定稿完成的《大明律》，对的贪渎、偷盗、收受贿赂全部以重罪论处。若发现朝廷之中大臣有贪腐和收受贿赂的，立即处置。地方基层若贪污60两以上的，不但要砍头，还要被当众剥皮实草。
为防治贪腐，监察机构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在，废除了元朝的御史台，改设为正二品衙门的都察院，将纪检、组织、、司法职能集于一身，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在地方，建立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名为巡按御史。
这些官吏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都是其职责考察范围。
明代反腐制度风行全国、人人不可懈怠。
成都党性教育注意到，《大明律》和《大诰》也是明代学生的必修课程和科考内容。
在地方，每县乃至里都要建“申明亭”，把贪官污吏的名字及其罪状列于其上，以示警戒。
不仅如此，如果官吏在征收税粮以及摊派差役作弊曲法，百姓既可以向上级官吏举报，也可以直接扭送。
赋予百姓直接查送官吏的权力，是中国几千年法治史中破天荒的政治创举。（完）
